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醒时萦绕心头情事，由于压抑往往变得更为强烈，便借梦境或幻觉来表现，这就是所谓潜意识。《牡丹亭》的“惊梦”，杜甫的《梦李白》，都是此种潜意识作用，文学上屡有反映。
此诗的前两句描写梦中之境，情调欢乐、兴致浓烈；后两句描写梦醒之后的情景，笔锋转折、怅然若失。此诗语意简洁，主要特点是布置得法，情味调度，以虚实结合的写作手法衬托出两人的深厚情谊。
“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李”两句写入梦。元稹与白居易中进士后又同于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制举“拔萃”登科。按唐朝惯例，进士录取放榜，皇帝即在曲江赐宴，然后登慈恩寺大雁塔题名留念。曲江、慈恩寺向为长安名胜，平时更少不了骚人宴饮，墨客流连。元稹和白居易也曾有多次李寺。此诗先把往昔经历的画面剪辑成梦。慈恩寺为高宗李治纪念生母长孙皇后所建，有十三院落。“院院”不仅加强“景深”，也深化了偕李情趣。此是虚景，虚中有实。
“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两句写出梦。伴随亭吏的吆喝，画面从慈恩寺梦中情景，转为梁州驿亭醒时惊觉。此是实境，实中有虚，前后相映成趣。“排去马”为此诗艺术构思关键，上承“院院李”盎然李兴，下承惊醒时索寞意绪，先让时间交迭产生错觉，又把空间拉开扩大距离。此种“大跨度”“大写意”结构方法，具有跌宕对比的强烈艺术效果。
此诗平平叙事，无惊人之笔，委婉情致全蕴蓄记叙中，体现唐诗“本色”特点。元稹“忽惊身在古梁州”，也同样表现了浑融真醇情性与蕴藉无尽风流。
苏轼论六国诚心正意、浑厚圆融，其文承接苏洵《六国论》中“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的观念，但现实针对性更强。
苏轼大概既不满宋朝维持积贫懦弱的现状，又对王安石“一日百变法”有强烈担忧，他曾上书锐意革新的神宗皇帝：“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所以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其视野又不局限于战国，而是由战国放宽到历朝历代，他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的盛况，扩展到古今对“智、勇、辩、力”四种所谓“天民之秀杰”类人才的态度，指出“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这一总体回顾，体认精当而周全。由此再收归六国与秦朝因在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而导致存亡效果的不同：“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赖此“六国”方由“久存”至“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由之因“客”而一统天下，可见人才何其重要，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导致“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就等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他们不愿“老死于布褐”，只能“辍耕太息以俟时”，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噬人”，这正是“秦之所以速亡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苏轼行文在一放一收之间，便达到“出奇无穷，一洗万古”的境界，指责王安石变法，以始皇的“民恃法而治，吏守法而已”的任法愚民导致秦亡为例而不动声色；批判宋朝“重文轻武”的用人战略，以提倡国家要使“智、勇、辩、力”四种人才“区处条理，各安其所”为准则亦不动声色。郭预衡曾撰文认为：苏轼《六国论》于用人观点片面、于“新法”未击要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结论“更是儒家思想的偏见”，总的看来是所谓“思想是无足取的”（《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但苏轼认识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智、勇、辩、力”之人中“秀杰”能不大量失业而让其“各安其所”的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人们的观念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转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推进时，当发展由满足吃穿的“小康社会”转向提升素质的“和谐社会”时，自然不能认为苏轼“以人为治国之本”的理念是片面、保守。
苏轼不反对“以法治国”，他指出“陈豨过代，萧曹莫能禁”，“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但也允许地方王侯“争致宾客”，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惩秦之祸”，一更为“爵禄不能尽糜天下士”。“萧曹为政”呈“文景武之世”的作法，尽管不是主观上想解决“客”的就生安居问题，但客观上却的确使汉代走向了昌盛，虽不如“先王之政”那样，有主动积极的“养士”“爱人”的境界，然“学道易使”（即把“道”作为技术使用）之效却何其明达。一味“任法不任人”，秦皇便有隳名城、杀豪杰”之举、北宋新党便酿“乌台诗案”之冤，所以汉高祖刘邦认识到“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也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苏轼在《六国论》中阐明了三种治国之层次：最低是“任法不任人”的治国（即秦），其次是“有法不禁客”的治国（即六国与汉），最上是以“爱人”为自觉、为核心而“学道”而制定法则来治国（即“先王之政”）。可见治国讲究德为前提、以德与以法并重，讲究使“智、勇、辩、力”之“秀杰”能“不失职”而“安其所”的原则，恰恰显示着苏轼继承了儒家仁政治国理念中的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可忽视之启发的最积极的思想要素。
这篇散文是苏轼“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实在是“考之世变”之论。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毛诗序》云：“《君子偕老》，刺卫夫人也。夫人淫乱，失事君子之道，故陈人君之德，服饰之盛，宜与君子偕老也。”孔疏云：“毛以为由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陈别有小君内有贞顺之德，外有服饰之盛，德称其服宜与君子偕老者，刺今夫人有淫泆之行，不能与君子偕老。”他们认为此诗所写的服饰仪容之美属于理想的“小君”（国君之妻）。而朱熹《诗集传》则说：“言夫人当与君子偕老，故其服饰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安重宽广，又有以宜其象服。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虽有是服，亦将如之何哉！言不称也。”他以为服饰仪容之美乃是反衬宣姜人品行为之丑。在这点上今之学者又多从朱熹之说。
全诗三章，首章七句，次章九句，末章八句，错落有致。首章揭出通篇纲领，章法巧妙。宣姜本是卫宣公之子伋的未婚妻，不幸被宣公霸占，后来又与庶子顽私通，劣迹斑斑。“君子偕老”一句基此而来，起调突兀如当头棒喝，寓意深婉，褒贬自明。“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四句造语奇特，叙服饰与叙仪容相交叉，辞藻工美，极力渲染宣姜来嫁时服饰的鲜艳绚丽，仪容的雍容华贵。末二句“子之不淑，云如之何”，逗露讥刺，全诗惟此二句是刺意，其他均是赞叹称美之辞，但此二句与“君子偕老”一句遥相呼应，暗自缀合，含蓄蕴藉，藏而不露。
次章与末章用赋法反覆咏叹宣姜服饰、容貌之美。次章起始“玼兮玼兮”六句与末章起始“瑳兮瑳兮”四句复说服饰之盛，次章“扬且之皙也”三句与末章“子之清扬”四句是复说容貌之美。“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二句神光离合，仿佛天仙帝女降临尘寰，无怪乎姚际恒《诗经通论》称此诗为宋玉《神女赋》、曹植《洛神赋》之滥觞，并谓“‘山河’、‘天帝’，广揽遐观，惊心动魄，有非言辞可释之妙”。“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二句巧于措辞，深意愈出，余音袅袅，意味无穷。这两章造句齐整，意象迷离，所以陈继揆《读风臆补》说：“后两章逸艳绝伦，若除去‘也’字，都作七字读，即为七言之祖。”
全诗反覆铺陈咏叹宣姜服饰容貌之盛美，是为了反衬其内心世界的丑恶与行为的污秽，铺陈处用力多，反衬处立意妙，对比鲜明，辛辣幽默，具有强烈的讽刺效果。
这首词写少妇的哀怨。
上片首二句对举成文，境界凄冷，是女主人公周遭的环境，与后面所表现的她内心的凄寂和谐地统一起来。“玉郎”三句，为女主人公的想象之辞，用“玉郎”在外纵情，反衬自己的孤独。
下片二句是上片感情的直接抒发，“春朝秋夜”，喻时日之长。哀怨之深。“少年”二句，痴情反问，曲尽怨恨，而怨愈重，情弥深。
岳飞这首《满江红》，是很引人注目的名篇。
为什么这首词第一句就写“怒发冲冠”，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愤怒的感情？这并不是偶然的，这是作者的理想与现实发生尖锐激烈的矛盾的结果。因此，必须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才能正确理解这首词的思想内容。岳飞在少年时代，家乡就被金兵占领。他很有民族气节，毅然从军。他指挥的军队，英勇善战，接连获胜，屡立战功。敌人最怕他的军队，称之为“岳爷爷军”，并且传言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乘胜追击金兵，直至朱仙镇，距离北宋的京城汴京只有四十五里了。金兵元气大伤，准备逃归，还有不少士卒纷纷来降。岳飞看到这样大好的抗战形势，非常高兴，决心乘胜猛追，收复中原。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当时的宰相秦桧，为了和金人议和，一日连下十二道金字牌，令岳飞班师回朝。岳飞悲愤万分，说“十年之力，废于一旦！”秦桧把岳飞看成是他投降阴谋的主要障碍，又捏造说，岳飞受诏逗留，抵制诏令，以“莫须有”（也许有）的罪名，将他害死。岳飞被害时，才三十九岁。了解了这些情况，对这首词中充满的强烈感情，就不难理解了。
上片写作者要为国家建立功业的急切心情。开头这几句写在潇潇的雨声停歇的时候，他倚着高楼上的栏杆，抬头遥望远方，仰天放声长啸，“壮怀激烈”！啸是蹙口发出的叫声。“壮怀”，奋发图强的志向。他面对投降派的不抵抗政策，真是气愤填膺，“怒发冲冠”。“怒发冲冠”是艺术夸张，是说由于异常愤怒，以致头发竖起，把帽子也顶起来了。“三十功名尘与土”，作者认为自己就算有赫赫战功，只要未灭金，就都是微不足道。“八千里路云和月”，是说不分阴晴，转战南北，在为收复中原而战斗。“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与“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意思相同，反映了作者积极进取的精神。这对当时抗击金兵，收复中原的斗争，显然起到了鼓舞斗志的作用。与主张议和，偏安江南，苟延残喘的投降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等闲”，作随便解释。“空悲切”，即白白的痛苦。下片写了三层意思：对金贵族掠夺者的深仇大恨；统一祖国的殷切愿望；忠于朝廷即忠于祖国的赤诚之心。“靖康”是宋钦宗赵桓的年号。“靖康耻”，指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京城汴京和中原地区沦陷，徽宗、钦宗两个皇帝被金人俘虏北去的奇耻大辱。“犹未雪”，指还没有报仇雪恨。由于没有雪“靖康”之耻，所以，岳飞发出了心中的恨何时才能消除（“臣子恨，何时灭”）的感慨。这也是他要“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原因。古代的战车叫“长车”。贺兰山，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西北边。
有一种说法，认为这首词不是岳飞写的，理由之一就是根据上面这句话。因为岳飞讲“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即渡过黄河向东北进军，不会向西北进军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不是岳飞的进军路线。因为对这句词的解释牵涉到这首词是不是岳飞写的问题，因而显得更为重要了。原来这是用典。《西清诗话》载姚嗣宗《崆峒山》诗：“踏碎贺兰石，扫清西海尘。”这两句诗是针对西夏讲的，所以用“贺兰石”。姚嗣宗是北宋人，岳飞借用这个典故，借用他要打败西夏的壮志来表达他要打败金兵的豪情，所以这句词没有问题。“山缺”，指山口。“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充分表达了作者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和报仇雪耻的决心。“壮志”，指年轻时的理想。“胡虏”是古代对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侮辱性的称呼。“虏”，指俘虏。这里所谓的“胡虏”、“匈奴”，皆代指金贵族掠夺者。最后“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两句说，等到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时候，就去报捷。“旧山河”，指沦陷区。“阙”，宫殿。”天阙”，指朝廷。我国古代进步的知识分子，往往都把忠于朝廷看作爱国的表现。在封建社会里，尤其在民族矛盾激化，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期，“忠于朝廷”与爱国常常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岳飞在这首词中所表露的忠于朝廷的思想，是跟渴望杀尽敌人、保卫祖国疆土的壮志，密切结合着的。
从艺术上看，这首词感情激荡，气势磅礴，风格豪放，结构严谨，一气呵成，有着强烈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