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两句,辛弃疾将人比作酒器,形象生动地描绘出那些见风使舵、阿谀奉承之人的可笑姿态。一个“先”字将官场小人低眉顺目,争先恐后吹捧的动作充分表现出来。接下来两句,词人进一步从语言上进行描写官员们笑眯眯,点头哈腰,顺从统治者,凡事都说“好、好、好”的谄媚之态。
“滑稽坐上,更对鸱夷笑。”这两句描绘出腐败官场上人们应酬中相互吹捧、言谈虚情假意的场面。“寒与热,总随人,甘国老。”词人在此用来指那些没有原则,一味跟从,和稀泥的人。
下阕开头中的少年指词人自己。史书记载,辛弃疾二十二岁就在抗金前线冲阵杀敌,可称少年英雄,但因其为人正直,不善奉承而遭人排挤,正如其说的“出口人嫌拗”。“此个和合道理,近日方晓。学人言语,未会十会巧。”在官场中要顺从、虚伪才能讨得君主的欢心,这个道理,“我”现在才明白,但是要效仿这些人,“我”却正好不擅长。词人此处的自嘲和上文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突出词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的高尚品格。
结尾三句中,词人以幽默的笔调调侃:看他们那些得宠的人,都是像学舌鸟一样会唯命是从,攀附权势。
辛弃疾用诙谐的口吻描述了一场“物”的狂欢,这些物都有着南宋官场得宠之人相似的特质:随人俯仰、圆滑虚伪、碌碌无为。当时南宋正处于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之时,可朝廷却只一味偏安,宠信小人。词人正是通过揭露当时朝廷官员的丑恶嘴脸来反衬自己的正直和有为,但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得不到重用,因而内心充满悲痛与不甘。
全诗大体分两层笔墨。前八句,着重在描写南涧时所见景物。时方深秋,诗人独自来到南涧游览。涧中寂寞,仿佛秋天的肃杀之气独聚于此。虽日当正午,而秋风阵阵,林影稀疏,仍给人以萧瑟之感。诗人初到时若有所得,忘却了疲劳。但忽闻失侣之禽鸣于幽谷,眼见涧中水藻在波面上荡漾,却引起了无穷联想。诗的后八句,便着重抒写诗人由联想而产生的感慨。诗人自述迁谪离京以来,神情恍惚,怀人不见而有泪空垂。人孤则易为感伤,政治上一失意,便动辄得咎。如今处境索寞,竟成何事?于此徘徊,亦只自知。以后谁再迁谪来此,也许会理解这种心情。诗人因参加王叔文政治集团而遭受贬谪,使他感到忧伤愤懑,而南涧之游,本是解人烦闷的乐事,然所见景物,却又偏偏勾引起他的苦闷和烦恼。所以苏轼认为“柳子厚南迁后诗,清劲纡徐,大率类此”(《东坡题跋》卷二《书柳子厚南涧诗》)。这是道出了柳宗元贬后所作诗歌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基本特色的。
清人何焯在所著《义门读书记》中,也曾对此诗作过较好的分析。他说:“‘秋气集南涧’,万感俱集,忽不自禁。发端有力。‘羁禽响幽谷’一联,似缘上‘风’字,直书即目,其实乃兴中之比也。羁禽哀鸣者,友声不可求,而断迁乔之望也,起下‘怀人’句。寒藻独舞者,潜鱼不能依,而乖得性之乐也,起下‘去国’句。”他这种看法,既注意到了诗人在诗歌中所反映的思想情绪,又注意到了这种思想情绪在诗歌结构安排上的内在联系,是符合作品本身的实际的。“秋气集南涧”一句,虽是写景,点出时令,一个“集”字便用得颇有深意。悲凉萧瑟的“秋气”怎么能独聚于南涧呢?这自然是诗人主观的感受,在这样的时令和气氛中,诗人“独游”到此,自然会“万感俱集”,不可抑止。他满腔忧郁的情怀,便一齐从这里开始倾泻出来。诗人由“秋气”进而写到秋风萧瑟,林影参差,引出“羁禽响幽谷”一联。诗人描绘山鸟惊飞独往,秋萍飘浮不定,不正使人仿佛看到诗人在溪涧深处踯躅徬徨、凄婉哀伤的身影吗?这“羁禽”二句,虽然是直书见闻,“其实乃兴中之比”,开下文着重抒写感慨的张本。诗人以“羁禽”在“幽谷”中哀鸣,欲求友声而不可得,比之为对重返朝廷之无望,因而使他要“怀人泪空垂”了。这诗写得平淡简朴,而细细体会,蕴味深长,“平淡有思致”。苏轼称赞此诗“妙绝古今”,“熟视有奇趣”,道出了它的艺术特色。
据《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又作《武》,……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可知《桓》是乐舞《大武》六成(第六场)的歌诗(关于《大武》的详细介绍,见《周颂·我将》一诗的鉴赏文字)。据《礼记·乐记》,孔子对《大武》六成所表现的历史事件作有如下说明:“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按,旧读“崇”下断句,非)。”郑玄注解“六成”为“六奏象兵还振旅也”。而《毛诗序》云:“《桓》,讲武类祃也。桓,武志也。”孔颖达疏云:“《桓》诗者,讲武类祃之乐歌也,武王将欲伐殷,陈列六军,讲习武事,又为类祭于上帝,为祃祭于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后克纣,至周公、成王大平之时,诗人追述其事,而为此歌焉。”则所述与《礼记》所引孔子之言不合。按谥法辟土服远曰桓,此篇文字又有“于以四方,克定厥家”之句,表明周王朝已经统有四方,则毛序孔疏谓此诗为武王伐殷讲武类祃之乐歌与原诗文本不合。今按:《大武》六成的乐舞表现的是周公带成王东伐奄国之后,回到镐京,大会四方诸侯及远国使者,举行阅兵仪式,即所谓“兵还振旅”,以扬天子之威的史实,《桓》诗即为举行阅兵仪式前的祷词。
诗的前三句,是以“绥万邦,娄丰年”来证明天命是完全支持周朝的。“娄丰年”在农耕社会对赢得民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百姓对能致物阜年丰的王朝总会表示拥护;而获得农业丰收,在上古时代离不开风调雨顺的自然条件,“娄丰年”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天意的象征。中间四句歌颂英勇的武王和全体将士,并告诉全体诸侯,武王的将士有能力征服天下、保卫周室。叠字词“桓桓”领出整段文字,有威武雄壮的气势,而“于以四方”云云,与首句“绥万邦”上下绾合,一强调国泰民安,一强调征服统治,而都有周室君临天下的自豪感。最后两句是祷告上苍、让天帝来作证,以加强肯定,同时也是对第三句“天命匪解”的呼应。诗的核心就是扬军威以震慑诸侯,从而达到树立周天子崇高权威的目的,其内容正与《尚书·周书·多方》一致。诗名为《桓》,“桓”即威武之貌,正点明了主题。诗的语言雍容典雅,威严而出之以和平,呈现出一种欢乐的氛围,涌动着新王朝的蓬勃朝气。
这是李后主的一首残词,可能是一些草稿。写作的时间是春暮,“樱花落尽春将困”跟另一首的“樱桃落尽春归去”意思几乎一模一样,还有“樱桃落尽阶前月”的意境也是大同小异。一般来说高手填词是不喜欢重复的,相同的意象,相同的意境不应该连续的出现。所以这应该是作者填词的草稿,写不满意的就弃之不用,重新再写。这几首词的意境都差不多,所以应该是同一个时期的,只是凋零的一个是樱花,一个是樱桃。
樱花樱桃同是蔷薇科樱属,樱花也结果,但是以花出名,樱桃也开花,但是以果实闻名。樱桃,因莺鸟所含食,故名含桃、莺桃,汉代始称“樱桃”。早在周代,就因它是春天最先成熟的果实,作为祭献给祖宗的佳肴,被送到宗庙里供奉。汉惠帝时,叔孙通建议:“礼,春有尝果。方今樱桃熟,可献,愿陛下出,因取樱桃献宗庙。”后献果之例遂兴。冬日乍去不远,春寒料峭之际,能将通红透亮、鲜嫩可口的樱桃摆上供案,满透着吉祥温暖的气息。想那君王眼见着有这样如意的礼物送给祖先,心情定是无比欢快,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正所谓“赤墀樱桃枝,隐映银丝笼,千春荐陵寝,永永垂无穷”(杜甫《往在》)。而在供奉之余,自己采摘几把,端详一番,然后小口小口地品味起来,甜甜酸酸,又是一番快活事。
既然是每年都要上供宗庙,每年都乐于品尝,君王们在自家园林里栽植一些樱桃树,也就自然而然了。“御苑含桃树”(明吴国伦《樱桃花》),“紫禁朱樱出上阑”(王维《敕赐百官樱桃》)说的都是皇家樱桃了。樱桃树就在帝王的不远处,它的花发结实,都会轻易映入眼帘,梁宣帝、唐太宗都写有赞赏樱桃的作品。因为樱桃年年献于宗庙的传统,它就和江山社稷息息相关,荣衰与共。
李煜隐居不成,被迫当上国君的时候,南唐已经遭后周侵袭多年,屡战屡败,国势日衰。赵匡胤建立宋朝,陆续吞并一些小国后,加紧了对南唐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形下,李煜满目苍凉,再也不会有唐太宗的心境,写不出“朱颜含远日”、“低枝映美人”那样描写樱桃的欢快作品了。然而他毕竟是一国之主,晓得“含桃荐实”,他必定年年要去奉献樱桃给已故的祖父李昪、父亲李璟。“含桃最说出东吴,香色鲜浓气味殊。”(白居易《吴樱桃》)辖有吴地的南唐的樱桃本是大江南北最茂盛、最有光彩的,然而看着如此晶莹剔透的樱桃,想到风雨飘摇的江山,李煜毫无“永永垂无穷”的信心。他在《破阵子》中说:“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在城破受降次日,李煜没有忘记去辞别宗庙,此时此刻,挥泪不尽,最是伤心。再过十天半月,樱桃花就要开了;再过一个多月,樱桃就将累累低垂,他就可以到禁苑中,采摘上新鲜的几十串,送到宗庙里来供养了。然而辞别之日,永无归期。“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和他李煜,都似那飘落的花朵,纷纷霏霏,如雨,如泪,落下尘埃。李煜失魂落魄地沉浸在飘零的樱桃花雨中,这更符合他的心事。故而在他的词里,不见樱桃,但见樱桃花:“樱桃落尽春归去”、“樱花落尽春将困”。
这些作品就算原来是不残缺的,也应该算作是半成品。作者反复斟酌,心里面都感觉不满意,以至于几易其稿,于是就成了今天看到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