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少女怀春。词的开头三句“桥影流虹,湖光映雪,翠帘不卷春深”,写故事发生地,点和季节,生动地描绘了太湖之滨的江南景色。接着词人以“一寸横波,断肠人在楼阴”两句展示她一见钟情,而又无从诉说的心态,她独处楼阴,心事无人理解,而又羞于表露,不免黯然伤神,低回肠断。然而这里揭示的,还只是这位少女初步的心态,下文两句乃作深层的展露。“游丝不系羊车住,倩何人、传语青禽”,“羊车”,词人用这两个典故,表明这位少女陷身于不能自拔的眷恋。游丝既系不住那人所乘的车子,也无法请人用青禽为她传情表意。她的怅惘之情,只有埋藏在深沉的苦闷之中,内心世界无由吐露,“最难禁,倚遍雕阑,梦遍罗衾”她最难忍受的是叶元礼离去之后,便是望穿双眼,日思夜梦,都见不到那人的影子,日复一日,长期的单恋,终至一病不起,魂归离恨之天。
下片写叶元礼还情,换头“重来正是朝云散,怅明珠佩冷,紫玉烟沉”,写叶元礼复见少女之时,少女已玉体冰凉,香魂风散。这里的“朝云”、“明珠”、“紫玉”,均为极富传奇色彩的形象,用来比喻殉情的少女,十分贴切,同时也为叶元礼抒写了对少女深切的悼念之情。下一韵“前度桃花,依然开满江浔”,桃花两度,崔护喜结良缘;而叶元礼,“复过其门”,见到的却是女不瞑目的少女,个中的巨大苦痛,实在震撼人心。“钟情怕到相思路,盼长堤草尽红心”,一“怕”一“盼”,用笔极尽曲致之妙,写尽叶元礼对少女的一片深情。叶元礼希望长堤附近凡触目处都是红心草,以寄托他对少女难已的哀思,这“草尽红心”的愿望能否变为现实不得而知,故尔只能愁苦地吟唱“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白居易这刻画明皇贵妃生女恋情的名句被朱彝尊化为“碧落黄泉,两处谁寻”。而且词句与白诗原句的情思也完全一致。
这首词用典圆熟,其中许多典故被融在词句之中,非明指不见痕迹。
这组诗共二首,但许多选本只看中第二首,因而第一首已鲜为人知。其实第二首虽好,却是第一首的注脚。第一首所说的“此意自佳君不会”的“此意”,正是指第二首所写的西湖晴雨咸宜,如美人之淡妆浓抹各尽其态。不选第一首,题中的“饮”字也无着落。苏轼的意思是说,多数人游湖都喜欢晴天,殊不知雨中湖山也自有其佳处。湖上有水仙王庙,庙中的神灵是整天守在湖边,看遍了西湖的风风雨雨、晴波丽日的,一定会同意自己的审美观点,因而作者要请水仙王共同举杯了。
这一首的首句“艳”字下得十分精到,把晨曦的绚丽多姿形容得美不胜收。若只看第二首,则“浓抹”一层意思便失之抽象。
第一首诗总的调子是抑郁的,但前四句并不沉闷,抑郁中有欢快,泪与笑俱,起伏多变。“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归心似箭,匆忙赶路,心里计算着到家的日子。为了表达归家的急迫心情,诗人注意了词语的选择,“行行”是重言,富有表达力,写出了诗人奔走不停的祥子;“计日望旧居”的“计”和“望”,准确而形象地反映出诗人归家途中的心理活动,诗人很想回到自己久别了的“旧居”,去看望自己的亲人,他唱道:“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在行役路上动乡关之思,盼与家人团聚,这是人之常情,陶渊明用诗的语言道出了这种人之常情,最容易引起共鸣。
“计日望旧居”的陶渊明不希望在路上停留。然而,偏偏行船遇风,被迫在穷湖停船,这当然使他苦恼。离家只有百余里,却回不去,他只好遥望南岭,对空长叹,心情是无可奈何的。诗人不仅写了这种欲归不得的苦恼,他还借叹行役的机会表示了对官场的厌倦,对仕途的忧惧,对怀才不遇的抗议。有了这些内容,就看见了诗人的心,感觉到了他跳动的脉搏。
在表现这些内容的时候,诗人没有直说,而是含蓄地表现出来,为了诗意的含蓄,诗人采用了三种手法。一种是借景抒情,借景达意,字面上是写景,字里行间却藏着诗人的寓意,“言在此而意在彼”。“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从字面看,这不过是诗人在叹“行路难”,在埋怨日落黄昏夜幕降临得太早;透过字面,便不难发现,诗人是在借助眼前的景物流露自己对官宦生活的厌倦情绪。他怨天恨地,没有一点欢乐的情绪。在他的眼里,江南夏日的风光也变得那么荒凉,那么可怕,没有欢乐的情绪:“高莽眇无界,夏木独扶疏”。不是风光不美,而是诗人的情绪不佳。诗人不去赞美行役途中的风光,正说明他想结束劳累的行役生活,想离开讨厌的官场。
另一种是用双关语达意。“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涂”。字面是说行路难,征途艰险可畏,可实际是说官场多风险,吉凶难料。当时,东晋王朝岌岌可危,孙恩在浙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逐渐逼近京师,陶渊明的上司桓玄屡次上表要求讨伐孙恩。王室腐败,义军攘起,军阀桓玄又野心勃勃,社会极具动乱,想到这些诗人不能不瞻“念前涂”。由此看来,诗人笔下的“江山”,决不仅指自然界的山川,而是指国家社稷,“前涂”也不仅仅是指征途,而且是指诗人自己在社会动乱时的仕宦前途。“江山”和“前涂”都是一语双关,值得玩味。
除了上两种,诗人还使用了隐喻的手法。“凯风负我心,戢枻守穷湖”,这两句是说风不从人愿,阻延归期。其实,诗人的命意远不止于此,他一连用了三个隐喻,来描述自己怀才不遇的处境。“凯风”是可恨的,它与诗人的心相违;凯风在这里暗指压制陶渊明的世族权贵。“戢枻”是可叹的,因为“枻”的作用在于划船,当“枻”被“戢”起来以后,就失去作用了。“穷湖”是荒凉的地方,船泊穷湖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作者陶渊明是有才干的,然而,他只能在桓玄手下当幕僚,而且还要行役千里,致使自己无所作为。桓玄的慕府就如同“穷湖”,陶渊明发出“戢枻守穷湖”的叹息是很自然的,并非无病呻吟。
最后,诗人慨叹只有百里之远,因风受阻,不能及早返回旧居,发出了“将焉如”的叹息,但只不过是空叹而已,与前面的“归子念前涂”一句联系起来看,这几句诗真实地抒写了诗人“出仕”与“归隐”的矛盾痛苦心情。
从全诗看,首尾两部份的抒情基本上是采用直说的方法,感情真挚热烈。诗的中间部份则采用借景达意、一语双关和隐喻的方法,表现出诗人的隐衷,富有意趣。
这首词的本事,序中已作了简单叙述。“曹溪驿”,其地不详。据词并序文意推测,当在今四川万县、忠县之间。“涪江”,此处当系“涪陵江”之省文,即贵州乌江下游,自四川涪陵县入长江,而非指源出四川松潘县、一名内江的那个涪江。词人舟过曹溪驿,曾折桃花一枝,乃至过忠县抵涪陵,花已零落殆尽。多情的词人乃将花瓣包裹起来,投入涪陵江中,并作此词送她们随波逐流漂向远方。
上片开头“水软橹声柔,草绿芳洲”两句,以“水软”、“橹柔”、“草绿”、洲“芳”,从触觉、听觉、视觉、嗅觉,多方面地写出了舟行水上之人所感受到的阳春美景。中间的一句“碧桃几树隐红楼”,则承上启下:承上,是把所写的春光点染得更为艳丽;启下,是通过推出这首词所要表述的主要对象——“碧桃”,引起“招入孤舟”、惹起“闲愁”、“掷与巴江”的后文。紧接着,过拍“者是春山魂一片,招入孤舟”两句即写“折桃花”之事,而在运思遣辞上极意象之美。上句把桃花视作春山的一片芳魂;下句把折花插瓶、点缀船舱一事说成是招此春魂进入孤舟。这里有作者的一片绮思、无穷遐想,而从“孤舟”二字也透露出孤旅之情。
下片换头“乡梦不曾休”句中的首二字“乡梦”与上片末二字“孤舟”,彼此呼应,两相绾合。作者的家乡在长江下游,随着孤舟的入川,离家乡愈行愈远,令人魂牵梦萦的乡思却愈远愈切。而既然这一片乡思已难摆脱,何苦如此多情,又招一片春魂入舟?更何况春景难驻,春花易落,那曾为船舱生色的一枝桃花,早已化为一堆零落的花瓣。下面“惹甚闲愁”一句,既是自我诘问,也是自我嘲笑,似是感情上的了悟与解脱,其实寓藏着对尘缘的无穷牵挂,对身世的无穷怅惘,恰恰是未能忘情、谁能遣此的无可奈何之辞。接着,以“忠州过了又涪州”一句点明舟行已过忠县,又抵涪陵。忠县在三峡之西,涪陵又在忠县之西。这是对孤舟西行的如实叙说,也是对远离家乡的暗中感叹。结拍“掷与巴江流到海,切莫回头”,则写投花入江之事。“巴江”指词序中的“涪江”,涪陵在川东,川东是古巴国之地,故称;句意是祝愿这片片落红能朝着与自已旅程相反的方向,从涪江经嘉陵江进入长江,顺流东下,把一切乡愁春恨统统送归大海。最后更叮嘱其“切莫回头”,也就是说,切莫再留恋这布满感情陷阱、带来种种烦恼的人世间了。这一结句,余音袅袅,令人寻绎不尽。谭献称这首词“所感甚大”(《箧中词》),正是指其所触发的这一对人生、对世事的感慨而言。
这首词写桃花,但在展示“碧桃几树”的同时,还展示树后隐有“红楼”一座,而红楼多用以指妇女所居。那么,花后是否尚有人在,或是否以花喻人?这是留给读者去想象的。
信中前二段,说明不曾如约去河畔给尹送别,又未能及时写信的原因。《欧阳修集》中有《于役志》,记录了此行经过。
第三段,说到江陵府后问当地人,说这里离郢州只有二天路程,才高兴地给尹写信。又在路上见到胞兄欧阳昞,说有人见到尹经过襄州,估计到郢州已经很久了。尹思想上的苦乐,不问也能明白,急于要问的,是别后身体平安否,家里的人对这次贬谪态度如何,曾经受到埋怨否,第六个儿子旧病痊愈否。
第四段,写自己路上的情况。一路多是过去游历过的,还有亲友接待,而且一直风平浪静。母亲亦为此行高兴。又听说夷陵物产丰富,像开封、洛阳,且多水果、蔬菜,更是觉得可喜。昨天因为到郡参见转运使,才知道自己已是县令了,其余一切都像过去一样。宋代的馆职,官位虽不高,却是储养人才的所在,不少卿相大臣都由此出身,所以欧阳修有“身是县令”的感慨。
第五段,是这封信中重要的一段,一方面解释尹的疑问,一方面说明自己的态度。说确曾担心过自己不自觉地以过于苛责别人来取得忠直的名声,如今想来决非如此。而当时给高若讷写信,也是由于极端愤慨而责备他,并非把他看作朋友。高若讷将这封信上告朝廷,是意料中的事。所以一路上来亲友们大多以这次被贬谪是出于意料慰问,都是不了解自己的思想。尹信上所说,做这件事并非忘了父母之恩,这又是错了。义之所在不得不发,获罪即使受死刑,不能说是忘掉父母之恩,这道理一时说不清楚,须得见面时详细讨论。这是封建社会中所谓“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欧阳修在《新五代史》的《明宗子从璟论》、《符习论》中都论及这问题,认为“忠孝以义则两得”,实际亦无法解决。
第六段,用古今言事者的对比,慨叹宋朝建国这五六十年来,像高若讷一样沉默畏惧的人,充斥世间,相师成风。所以突然间见到几个敢于言事的人,连地位低下的奴仆,也十分惊怪。据《宋史纪事本末》,范仲淹等被贬后,“馆阁校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以誉(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而讥(高)若讷,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以得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以幽州馆”。正因为舆论所归,所以在信中告诫不要津津乐道“前事”。现在在偏僻的地方作清闲的小官,只有每日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这些事不必说,只是对“自疑”的简单说明罢了。
第七段,写在楚州与余靖见面时的谈话。据《于役志》,六月己未,“遂至楚州,泊舟西仓,始见安道(余靖)于舟中”,“辛酉,安道解舟,不果别”。说当时和余靖讨论人生遭遇的事很详细,余靖也认为如此,经常见到前代的著名人物,在论事时感动奋发不怕诛死,等到到了贬地,却忧愁哀伤形诸文字,他们心中的快乐痛苦和普通人一样,就是唐代的韩文公(愈)也不免如此。因此告诫余靖,不要写忧愁哀伤的文章。从中也可看出自己对待此事的态度吧。近代亦有因言事被贬的人,有的故作傲逸,有的放任于酒,声称只管大事不顾小节。而自己一直谨记您临别时的话,到夷陵后一定谨慎地做好本职工作,不会像当年在洛阳时那样游饮无度了。
这封信,是作者答复尹洙的疑问,抒发自己的怀抱,层次分明,感情充沛。作者把言事获罪被贬谪视为当然,说明当时给高若讷去信时,唯一担心的是责难他是否太苛刻,自己有无邀取忠直名声的动机,在自省不疑后,就一切处之泰然,不以迁谪之情萦怀。同时提出在贬所要勤官慎职,不作穷愁的文字,以韩愈为戒。并在此后与尹洙往来的信中,建议尹洙继续完成在馆阁时共修的《十国志》,表示“吾等弃于时,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其目的都在于和同时遭贬的朋友互相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