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词上片“身向”句说明行程辽远。“北风”句谓寒风吹来,满耳尽是马嘶之声。然后作一小结。下片“一抹”二句写眼前景色,末句画龙点睛,指出了这首词的主旨在于“古今幽恨”。全词情景交融,结尾处更是点明主旨,加强语意,抒发情感。
“身向云山那畔行”,起句点明此行之目的地,很容易联想起同是纳兰的“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北风吹断马嘶声。”“北风”言明时节为秋,亦称“秋声”。唐苏颋《汾上惊秋》有:“北风吹白云,万里渡河汾。心绪逢摇落,秋声不可闻”。边地北风,从来都音声肃杀,听了这肃杀之声,只会使人愁绪纷乱,心情悲伤。而纳兰在此处云“北风吹断马嘶声”。听闻如此强劲,如此凛冽的北风,作者心境若何,可想而知。难怪他会感慨“深秋远塞若为情”。
“一抹晚烟荒戍垒,半竿斜日旧关城”以简古疏墨之笔勾勒了一幅充满萧索之气的战地风光侧面。晚烟一抹,袅然升起,飘荡于天际,营垒荒凉而萧瑟;时至黄昏,落日半斜,没于旗杆,而关城依旧。词中的寥廓的意境不禁让人想起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以及范仲淹的“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故而张草纫在《纳兰词笺注》前言中言,纳兰的边塞词“写得精劲深雄,可以说是填补了词作品上的一个空白点”。然而平心而论,无论是“一抹晚烟荒戍垒,半竿斜日旧关城”、“万帐穹庐人醉,星影要摇欲坠”,还是“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纳兰都不过是边塞所见所历的白描,作者本身并没有倾注深刻的生命体验,这类作品的张力无法与范仲淹“塞下秋来风景异”同日而语。不过,纳兰的边塞词当中那种漂泊的诗意的自我放逐感的确是其独擅。比如该篇的结尾“古今幽恨几时平”,极写出塞远行的清苦和古今幽恨,既不同于遣戍关外的流人凄楚哀苦的呻吟,又不是卫边士卒万里怀乡之浩叹,而是纳兰对浩渺的宇宙,纷繁的人生以及无常的世事的独特感悟,虽可能囿于一己,然而其情不胜真诚,其感不胜拳挚。
历史原因与环境原因以及词人自身的性格交织在一起,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这一曲边塞苍歌。全词除结句外,均以写景为主,景中含情,纳兰的一草一木皆有灵性:虽然作者一直未曾直接抒发要表达的情感,但人们从字里行间揣摩出作者的感受。“吹断”二字写尽了北国秋冬之险恶,“若为情”的发问中带出了作者对到任的迷茫与不安。环境险恶,前途未卜,纳兰胸中风起云涌:怀古之心,恋乡之情,忧虑之思,纷纷扰扰难以平静。此时边关的云烟、堡垒、落日均染上了情绪的色彩。整个边关不再是唐人笔下的雄浑、苍凉、悲壮,取而代之的是满目萧瑟的冷清与破败。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这个开头与《行路难》的第一首不同。第一首用赋的手法,从筵席上的美酒佳肴写起,起得比较平。这一首,一开头就陡起壁立,让久久郁积在内心里的感受,一下子喷发出来。亦赋亦比,使读者感到它的思想感情内容十分深广。后来孟郊写了“出门如有碍,谁谓天地宽”的诗句,可能受了此诗的启发,但气局比李白差多了。能够和它相比的,还是李白自己的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类诗句,大概只有李白那种胸襟才能写得出。不过,《蜀道难》用徒步上青天来比喻蜀道的艰难,使人直接想到那一带山川的艰险,却并不感到文意上有过多的埋伏。而这一首,用青天来形容大道的宽阔,照说这样的大道是易于行路的,但紧接着却是“我独不得出”,就让人感到这里面有许多潜台词。这样,这个警句的开头就引起了人们对下文的注意。
“羞逐”以下六句,是两句一组。“羞逐”两句是写诗人的不愿意。唐代上层社会喜欢拿斗鸡进行游戏或赌博。唐玄宗曾在宫内造鸡坊,斗鸡的小儿因而得宠。当时有“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狗胜读书”的民谣。如果要去学斗鸡,是可以结交一些纨袴子弟,在仕途上打开一点后门的。但李白对此嗤之以鼻。所以他声明自己羞于去追随长安里社中的小儿。这两句和他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所说的“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干虹霓”是一个意思。都是说他不屑与“长安社中儿”为伍。至于去和那些达官贵人交往,“曳裾王门不称情,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即拉起衣服前襟,出入权贵之门。“弹剑作歌”,用的是冯谖的典故。冯谖在孟尝君门下作客,觉得孟尝君对他不够礼遇,开始时经常弹剑而歌,表示要回去。李白是希望“平交王侯”的,而现在在长安,权贵们并不把他当一回事,因而使他像冯谖一样感到不能忍受。这两句是写他的不称意。“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韩信未得志时,在淮阴曾受到一些市井无赖们的嘲笑和侮辱。贾谊年轻有才,汉文帝本打算重用,但由于受到大臣灌婴、冯敬等的忌妒、反对,后来竟遭贬逐。李白借用了韩信、贾谊的典故,写出在长安时一般社会上的人对他嘲笑、轻视,而当权者则加以忌妒和打击。这两句是写他的不得志。
“君不见”以下六句,深情歌唱当初燕国君臣互相尊重和信任,流露他对建功立业的渴望,表现了他对理想的君臣关系的追求。战国时燕昭王为了使国家富强,尊郭隗为师,于易水边筑台置黄金其上,以招揽贤士。于是乐毅、邹衍、剧辛纷纷来归,为燕所用。燕昭王对于他们不仅言听计从,而且屈己下士,折节相待。当邹衍到燕时,昭王“拥篲先驱”,亲自扫除道路迎接,恐怕灰尘飞扬,用衣袖挡住扫帚,以示恭敬。李白始终希望君臣之间能够有一种比较推心置腹的关系。他常以伊尹、姜尚、张良、诸葛亮自比,原因之一,也正因为他们和君主之间的关系,比较符合他的理想。但这种关系在现实中却是不存在的。唐玄宗这时已经腐化而且昏庸,根本没有真正的求贤、重贤之心,下诏召李白进京,也只不过是装出一副爱才的姿态,并要他写一点歌功颂德的文字而已。“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慨叹昭王已死,没有人再洒扫黄金台,实际上是表明他对唐玄宗的失望。诗人的感慨是很深的,也是很沉痛的。
以上十二句,都是承接“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对“行路难”作具体描写的。既然朝廷上下都不是看重他,而是排斥他,那就只有拂袖而去了。“行路难,归去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只有此路可走。这两句既是沉重的叹息,也是愤怒的抗议。
篇末的“行路难,归去来”,只是一种愤激之词,只是比较具体地指要离开长安,而不等于要消极避世,并且也不排斥在此同时他还抱有他日东山再起,“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幻想。之心,则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指游食于王侯之门。不称(chèn)情:不如意
“东武”,泰山下小山名,在今山东省泰安县。“东武吟”和“泰山吟”、“梁甫吟”同类,是齐地的土风。该篇假托汉朝老军人的自白,来讽谏当时的君主。
诗歌的前半部写老军人对当年战斗生涯的回忆,他南征北战,在戎马倥惚中度过了不平凡的一生。后半部表达他老年遭弃置的愤懑和悲伤:“时事一朝异,孤绩谁复论?”这位当年立马横刀的老英雄,如今不得不“腰镰刈葵藿,倚杖牧鸡屯”。他喟然长叹:“昔如鞲上鹰,今似槛中猿。”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对比,把主人公心灵深处的痛苦展示出来。
这首诗还表现了老军人即使身处逆境,仍思报国的精神。在诗的结尾,他以“弃席”、“疲马”自比,向君主表白心迹,希望老有所用,辞恳情切,令人感动。显然,这位心怀报国之念的老军人形象中也有着怀才不遇的诗人自我。
这首诗意蕴深厚,时空跨度很大。诗歌的感情随着主人公的命运变化,先是慷慨奔放,后是激愤悲怆,显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整首诗都是假托一个汉代有军功的人的口吻,叙述自己一生奋战的经历,和老年被弃回家的不平,并表达了他对君主的眷恋,希望君主赐恩,不弃置有功之人。宋文帝在位期间,讨伐北魏曾多次失败,对其将领檀道济等也有牵制和排挤的做法,所以这首诗可能是为讽谅当时的君主而作。 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和写法,对于杜甫《出塞》诗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此诗的开头写佛教徒由于得到皇帝的支持而招摇撞骗,诈取财物。世代奉道的华山女,为了骗取财物,同时和佛教相抗衡,故设圈套,乔妆打扮,用妖冶的色相迷惑群闹,甚至轰动了宫廷。豪家少年,则如蝇逐臭,追逐这个浓抹艳装的女道士。此诗运用铺垫、烘托、夸张等修辞手法,语言幽默冷峻,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广张罪福资诱胁,听闹狎恰排浮萍”。诗的开头四句,作者以用漫画式的笔法,为读者形象地展现出佛教徒“俗讲”的盛况。中唐时期,京城长安,处处传来佛教徒撞钟击磬、吹法螺、讲唱佛经故事的喧闹之声,一直响到九重宫闱之中去了。这就是唐代佛教僧侣盛行的所谓“俗讲”。他们借佛经故事大肆宣扬崇佛之福和世俗之罪,恣意地诱惑、恫吓听闹,而听的人却重重叠叠、密密麻麻,像水上的浮萍那样飘来荡去。作者仅用四句铺写,就把中唐佛教势力之盛和群闹迷信的狂热劲儿有声有色地渲染出来了。
“黄衣道士亦讲说”等十六句铺写道教与佛教抗衡、转败为胜的经过及盛况;为了与佛教徒争夺听闹和钱财,道教徒们登坛讲道,但在他们的法座之下,听闹却如拂晓的星星,寥寥无几。道教徒们当然不甘心,为了挽回败局,于是巧施妙计,寻得一个世代崇奉道教的华山年轻女道士来长安讲道。这个女道士洗妆拭面,擦脂抹粉,双眉画得又黑又长,浓妆艳抹地披上道袍登坛讲道。这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道士,她揣摸听闹普遍存在好奇心理,所以她一方面故意紧闭观门,摆出一副道家真诀不能外传的样子,另一方面又暗中派人散布消息。
“不知谁人暗相报”,不过是诗人使用反跌法虚晃的一笔。突然之间形势陡转,长安城里,如风卷浪,如雷振耳,车马连翩,万人填巷,一齐拥向这个清冷的道观,出现了观内观外,听闹如云、立脚无地的场面;而闹家佛寺,则人迹如扫。这个女冠的美目倩笑,立即征服了这些善男信女,他们当场施献财物,“抽钗脱钏”,唯恐不及,法座之下,“堆金叠玉”,盛况空前。这一段看似极客观自然的铺叙,实际上是经过作者精心构思、巧妙安排的。它一方面通过这场闹剧,形象地说明这次道教徒的转败为胜,并不是靠高深灵验的道法,而靠的是女道士的搔首弄姿,卖弄色相,实际上和那些倚门卖笑的娼妓并无二致。而佛教的经义和高僧们的如簧巧舌,竟抵挡不住一个青年女道士的红颊长眉,它的虚伪和脆弱便可想而知了。这场闹剧还使读者看到了那些善男信女们的精神之空虚和愚昧,其手法可谓一石三鸟。
“天门贵人传诏召”十句写华山女冠的风流韵事和入宫秘密。这个女道士的姿色和风流,不仅轰动了长安市井,而且传入了禁宫深闱,赢来了六宫的召见,玉皇的颔首。诗的最后六句,写那些过去曾与华山女有过暧昧关系的“豪家少年”、浪荡子弟,以为华山女还在道观,仍象过去那样如蝇逐臭似地在道观周围一遍一遍地转来转去,并且买通人去暗表情愫。他们哪里知道华山女早已尘缘断绝,身处“青冥”,但事涉皇帝,不得明言,所以作者只得以“慌惚”之笔,写“慌惚”之事。托诸“豪华少年”的俗缘太重,“仙梯难攀”,虽然青鸟频遣,殷勤叮咛,仍是枉费精神罢了。这一画龙点睛之笔,把华山女入宫前与豪家少年的风流韵事和入宫后与皇帝不可告人的秘密写得曲尽其妙。它不仅通过女道士的秽行,进一步撕开了道教的虚伪外衣,也无情地撕破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冠冕堂皇的龙袍,所以查慎行说:“与杜老《丽人行》结处意同,而此更含吐蕴藉。”而儒学家朱熹则指责说:“亵慢甚矣!”通过这截然相反的评语,可以看到诗的讽刺力量。
韩愈善于用小说式的手法写诗。他不仅用小说式的手法描写文人的坎坷身世和文化生活,乃至家庭生活的幽默小景,更善于用小说式的手法去描绘现实生活的重大题材。《华山女》就是一例。在这首诗里,作者成功地寓讽刺于写实之中,用漫画式的笔调,展现出一幅幅中唐长安佛道二教激烈斗争的风俗画卷。并通过佛道教徒自身的登台亮相,穷形极相地撕开了封建宗教庄严神圣的外衣,把它们用以欺骗民闹的卑劣伎俩,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而且还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上自皇帝、下至市井小民的污浊社会风气。至于这首古体叙事诗结构上的转折顿挫、笔法上的虚实衬跌,语言上的平直浅近,风格上的古朴劲健,亦堪称韩诗中的上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