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一个伤病退伍在还乡途中的军人，从诗题看可能是以作者目睹的生活事件为依据。诗人用集中描画、加倍渲染的手法，着重塑造人物的形象。诗中的这个伤兵退伍后，他很快就发觉等待着他的仍是悲惨的命运。“行多”，已不免疲乏；加之“有病”，对赶路的人就越发难堪了。病不能行，便引出“住”意。然而住又谈何容易，离军即断了给养，长途跋涉中，干粮已尽。“无粮”的境况下多耽一天多受一天罪。第一句只短短七字，写出“病军人”的三重不堪，将其行住两难、进退无路的凄惨处境和盘托出，这就是“加倍”手法的妙用。第二句承上句“行”字，进一步写人物处境。分为两层。“万里还乡”是“病军人”的目的和希望。尽管家乡也不会有好运等着他，但狐死首丘，叶落归根，对于“病军人”不过是得愿死于乡里而已。虽然“行多”，但家乡远隔万里，未行之途必更多。就连死于乡里那种可怜的愿望怕也难以实现呢。这就使“未到乡”三字充满难言的悲愤、哀怨，令读者为之酸鼻。这里，“万里还乡”是不幸之幸，对于诗情是一纵；然而“未到乡”，又是“喜”尽悲来，对于诗情是一擒。由于这种擒纵之致，使诗句读来一唱三叹，低回不尽。
诗的前两句未直接写人物外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然而由于加倍渲染与唱叹，人物形象已呼之欲出。在前两句铺垫的基础上，第三句进而刻画人物外貌，就更鲜明突出，有如雕像被安置在适当的环境中。“蓬鬓”二字，极生动地再现出一个疲病冻饿、受尽折磨的人物形象。“哀吟”直接是因为病饿的缘故，尤其是因为创伤发作的缘故。“病军人”负过伤（“金疮”），适逢“秋气”已至，气候变坏，于是旧伤复发。从这里又可知道其衣着的单薄、破敝，不能御寒。于是，第四句又写出了三重“不堪”。此外还有一层未曾明白写出而读者不难意会，那就是“病军人”常恐死于道路、弃骨他乡的内心绝望的痛苦。正由于有交加于身心两方面的痛苦，才使其“哀吟”令人不忍卒闻。这样一个“蓬鬓哀吟”的伤兵形象，作者巧妙地把他放在一个“古城”的背景下，其形容的憔悴，处境的孤凄，无异十倍加。使人感到他随时都可能像蚂蚁一样在城边死去。
这样，通过加倍手法，有人物刻划，也有背景的烘托，把“病军人”饥、寒、疲、病、伤的苦难集中展现，它客观上是对社会的控诉，也流露出诗人对笔下人物的深切同情。
小诗开篇即点题。“可惜”二字表明诗人对巴江柳的爱怜态度。第二句描写柳色。望王山下，巴江两岸，那成行成排的杨柳，柔条纷披，新叶繁茂，青葱凄迷，如锦似绣。倒映在水中，把一江春水都染绿了，以至于分不清哪是柳色，哪是水色，意境是新鲜、优美的。诗人不用“工笔”去刻画杨柳婀娜多姿的形态美，而是用“泼墨”去烘染它气象恢宏的色彩美，以色绘春，秀逸迷人，颇见匠心。“绿侵江”，兼用拟人、夸张手法，状柳色之丰盈、浓重、苍翠欲滴。杨柳执意要分绿与巴江，让江水与它同美，一起来装点春天。一个“侵”字写活了杨柳，赋予它动感和情感，可谓以一字而尽传精神。
杨柳不仅“风流可爱”，而且浓荫清凉，可以为夏日的人们消暑除热。于是诗人联想到，巴江柳应该“好向金銮”，“移阴绮窗”，去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辞采的富丽，衬托出希望的美好。《南史》记载，刘悛之为益州刺史，曾献蜀柳数株，齐武帝把它们种在太昌云和殿前，玩赏不罩，甚为钟爱。诗的后两句化用这个典故，但其用世之意更为明显。
这首诗一、二句咏物写实，作者倾笔于柳色，流露出不尽喜爱之情；可柳生巴江，不得地利，徒有其色，难遇知音，惋惜之意见于言外。三、四句由柳色想到柳荫，畅言巴江柳的辉煌前程，借历史典故，抒自我心志。但柳荫终未移入绮窗，有才难被大用，惋惜之意又深一层。由此可见，这“可惜”二字，实为全诗之主眼。而无限“惜柳”之情，正是诗人自伤沉沦、自叹失意的心灵写照。
李商隐这首咏物诗，不离不即，既切合于江柳，又在咏柳中表现自己的情思。全诗借柳写入，以虚衬实，景中含情，意在言外。
“忆昔”这个题目，一般地说都应该包括两方面内容：对昔日生活的回顾和由此产生的感想。这首诗即分两部分来写。
前两句写初到南郑。从南郑跨越秦岭，出大散关，即临渭河，所以说“出渭滨”。首句写作者当年曾随军强渡渭水，次句写关中百姓慰问宋军，并向他们泣诉在被占区所受到的屈辱，言外之意就是殷切期望宋军收复失地。三四句写在南郑的活动。这两句用“昼”“夜”概括全天活动，从中可以体会到作者以全部精力投入到北伐准备工作的炽烈感情。
后四句是忆后的悲愤心情。“共道功名方迫逐”，用“大家都认为”功名屈指可待来展示诗人当年的壮志。“岂知老病只逡巡”，用“没有料到”作转折，使前面句句之意急转直下，至末二句则与前半首形成鲜明对比。如今他一边抚摸书卷，一边流泪。诗人灯下披览史书，联想自己，不由得悲从中来。
此诗在章法上，每两句构成一个小的意群，再由这四个链条组成全篇，结构天成，思路精密。语言运用上，作者深于锤炼，比如“壶浆马首泣遗民”，一句三意，写尽了北方遗民的心情。第六句用“逡巡”写眼前，不仅表现了一个“老病”者的行动特征，而且刻画出一个有志之士无法施展抱负的彷徨心理。
《尹师鲁墓志铭》第一段至第六段为志，较详细地记述了尹师鲁一生的主要经历，赞扬了他才德兼备、无愧于古君子的优点。最后两段为铭，文字精少，语言含蓄，寓意尹师鲁的精神永不磨灭。
全文志的部分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段至第二段为第一部分，写尹师鲁名重当世。首先简单交待尹师鲁的姓氏、籍贯。为什么天下的人都称他叫师鲁，是因为这个名字为天下人敬重。天下人敬重尹师鲁有知与不知两个方面：知的一面，是推其文学、高其议论、多其才能；不知的一面，是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简要地概括了尹师鲁各方面的才能和优秀品质，起到总领全文的作用。下文是分条予以叙述：其文，“简而有法”；其学， “通知古今”；其议论， “是是非非，务穷尽道理，不苟止而妄随。”作者认为：只有孔子或孟子才能当此赞誉。话虽少，语意却很重。“遇事无难易，而勇于敢为”，是称赞其才能。这些是天下之人知道的一面，也是尹师鲁名重当世的原因。
第三段至第五段为第二部分，写尹师鲁一生的经历，写得详细具体。主要是表现尹师鲁有多方面的才能，有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的好品质。为了便于理解，可以把这一部分概括为二十次调动，三次贬官，两件忠义之事，一德政，一喜好。从尹师鲁中进士到去世为止，中间服父丧两年，他大约做官二十年，却约有二十次调动，历经山西、河南、福建、湖北、安徽、陕西、甘肃七省。在当时交通工具落后的情况下，仅旅途奔波一条，就使人很为难。作者严格尊重史实，不厌其烦地志其一生经历，一是为文体的需要，二是表现尹师鲁忠君爱国，有令必行，遇事无难易，而勇于敢为的好品质。
“师鲁凡十年间三贬官”，是指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至庆历五年（1046年），共十年。三贬官，第一次，景祐三年五月，为全忠义之节，上书请求同范仲淹一起贬官，贬郢州酒税。第二次，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 “诸将败于好水，韩公降知秦州”。第三次，庆历五年（1045）七月，尹师鲁在渭州任崇信军节度时，部将孙用，在京师借债不能还，尹师鲁爱惜人才，就用自己的和军中的一些钱替他偿还。但是，后来孙用到了京师，恩将仇报，反而告尹师鲁“自盗”军款。因此，尹师鲁被贬崇信军节度副使，监均州酒税。这三次被贬，尹师鲁本身并无什么过错。前两次是为了全师友忠义之节受连株，后一次是好心不得好报，被忘恩负义的人反咬一口，有苦难言。三贬官，充分表现尹师鲁为人的忠义品质。两件忠义之节，一指尹师鲁第一次被贬，范公无罪被贬，谏官御史不肯言，而尹师鲁已做太子中允官，不考虑个人得失，仗义直言，“言仲淹臣之师友，愿得俱贬”，意欲使皇帝醒悟，但结果也被贬官。二指在尹师鲁病危时，“顾稚子在前，无甚怜之色；与宾客言，终不及其私。”人死前，往往口吐真言，或暴露私情。作者用对比的写法，突出地表现了尹师鲁既无私情，也不言私，真是忠贞刚毅的一生，临死不改本色。一德政，并不是说尹师鲁一生仅此一桩，而是文中作者只举了这一个典型例子：“又知潞州，为政有惠爱，潞州人至今思之。”只有好官，人民才会思念他，话虽少，其意却很深，也很含蓄，表现了尹师鲁爱民的好品质。一喜好，指“独喜论兵”。尹师鲁独喜论兵，不仅无害，而且表现了他忠君爱国，有多方面的才能。作者极力称赞师鲁《叙燕》、《息戍》两篇论兵的文章写得好，而且惋惜未来得及实施，目的就在于此。总上所述，作者是想通过尹师鲁的一生经历，来表现天下之称尹师鲁未必尽知的一面，即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的优秀品质。
第六段为第三部分，总结尹师鲁一生的不幸遭遇，叙述他死后家境的穷困，表达了作者无比深切的哀悼感情。
作者在文中采用“其语愈缓，其意愈切”的艺术手法。作者在为尹师鲁写这篇墓志铭时，有意学习墓主生前的文风，写出了“简而有法”的好文章。这种写法，很不为当时人所理解，认为对尹师鲁的评价不高。于是作者又写了《论尹师鲁墓志》解释其写作用心。通篇“言简而意深”，“谨严而凄婉”。全篇十七次反复呼叫“师鲁”，哀痛凄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