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宋书·颜延之传》上说,延之初为步兵校尉,好酒疏放,不能苟合当朝权贵,见刘湛、殷景仁等大权独揽,意有不平,曾说道:“天下的事情当公开让天下人知道,一个人的智慧怎能承担呢?”辞意激昂,因而每每触犯当权者,刘湛等很忌恨他,在彭城王义康前诽谤他,于是令其出任永嘉太守,延之内心怨愤,遂作《五君咏》五首,分别歌咏“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和向秀五人,这是第一首,咏阮籍。
阮籍曾做过步兵校尉,所以称他为阮步兵。他外表沉晦,而内心却具有清醒的认识,故诗的第一句就说:“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史传上说阮籍喜怒不形于色,口不臧否人物,有意地隐晦其踪迹,其实,他的识鉴精密,对于时事有极敏锐的洞察力。如曹爽辅政的时候,曾召他为参军,阮籍以疾辞,屏居田里,岁余而曹爽被诛,时人都佩服他的远见,这就足以说明阮籍的缄默与隐沦,只是为了远身避祸。
“沉醉似埋照,寓词类托讽”二句表现了阮籍生活的两个主要方面:饮酒与作诗。《晋书》本传上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这里所举诸事都说明他以醉酒来避免是非与祸害,因而颜延之的诗中说阮籍沉湎于酒只是为了把自己的才识深自敛藏起来。这里的“照”,就是指其才华熠熠闪耀。阮籍既以醉态来掩饰才华,故云“埋照”,“沉醉似埋照”五字之中即将阮氏的许多行迹櫽括其中,揭示了他嗜酒狂饮的真正动机。“寓词”句指出了阮籍文学创作的特点,尤指他八十二首《咏怀诗》,其中阮籍大量地运用了比兴寄托和象征的手法,以隐晦的手法自表心迹,展现了他生活中的各种感慨。颜延之就说过“阮籍在晋文常虑祸患,故发此咏。”(《文选》李善注引)李善也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因而历代文人都以为阮籍的这组诗是托物咏志、寓讽于辞的典型之作,其中表现了他忧时悯乱的深沉哀思。颜延之对此有深切的认识,可以说是最早揭示出《咏怀诗》深意的人。
“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两句也是本于史传对阮籍生平事迹的概括,据《魏氏春秋》上说,阮籍少时曾游苏门山,苏门山有一位隐居的高士,阮籍前往与他“谈太古无为之道,及论五帝三王之义”,然苏门先生却不与他交一言,阮籍于是对他长啸一声,清韵响亮,苏门先生只是淡淡地一笑,至阮籍下山后,只听到山间响起了一种像是凤凰鸣叫的声音,知是苏门先生的回答,这就是“长啸”句的本事。至于阮籍不受礼教束缚的故事也很多,据《世说新语》中说,阮籍的母亲去世后,裴楷前去吊丧,阮籍却还醉熏熏地披着头发箕踞在床上,裴坐在地下哭着吊唁一番以后就走了,有人问裴楷说:“凡是吊丧,主人哭后,客人才行礼。阮籍既然不哭,你为什么哭呢?”裴说:“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又如阮籍的嫂嫂曾回娘家去,阮籍与她道别,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社会中这种事情颇受人非议,以为是不合礼法的,阮却说:“礼岂为我辈设也。”故颜延之说阮籍能超越礼法,令众人惊异。
“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两句即解释阮籍为何口不臧否人物,对于时事不加评论的原因,因为时事已到了不可评论的地步,然而,他的感愤与不满却在穷途而哭的事实中表现出来,据《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中引《魏氏春秋》说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经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这两句将阮籍不论当世人物与穷途而哭这两件典型的事例联系起来,指出了其中的内在的关系,遂揭示了阮氏的真正人格和对现实的态度。
这首诗虽然是咏历史人物的,然也寄寓了作者自身的怀抱,特别是在最后两句中,一种对时事不堪细论的悲愤之情溢于言表。据史载,颜延之也性喜饮酒,行为放达。他虽身经晋宋易代的沧桑而出仕新朝,然好肆意直言,于现实多所不满,故于此诗中他通过对阮籍的怀念而表达了自己郁郁不得意的情怀。
此诗运用了史传中关于阮籍的记载,择取了典型的事例,在短短四十字中将阮籍的一生刻画殆尽,并由此而表现出他的精神。其中点化史传之语入诗也能恰到好处,不落理路与言筌,自铸新词,却句句有本,可谓无一字无来历。
该诗只有短短的四句,从内容到语言都似乎没有什么深奥、奇警的地方,只不过是把“山高地深,时节绝晚” 、“与平地聚落不同”的景物节候,做了一番纪述和描写。但细读之,就会发现这首平淡自然的小诗,却写得意境深邃,富于情趣。
诗的开首“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两句,是写诗人登山时已届孟夏,正属大地春归,芳菲落尽的时候了。但不期在高山古寺之中,又遇上了意想不到的春景——片始盛的桃花。从紧跟后面的“长恨春归无觅处”一句可以得知,诗人在登临之前,就曾为春光的匆匆不驻而遗憾,而恼怒,而失望。因此当这始所未料的一片春景冲入眼帘时,该是使人感到多么的惊异和欣喜。诗中第一句的“芳菲尽”,与第二句的“始盛开” ,是在对比中遥相呼应的。它们字面上是纪事写景,实际上也是在写感情和思绪上的跳跃——由一种愁绪满怀的叹逝之情,突变到惊异、欣喜,以至心花怒放。而且在首句开头,诗人着意用了“人间” 二字,这意味着这一奇遇、这一胜景,给诗人带来一种特殊的感受,即仿佛从人间的现实世界,突然步入到一个什么仙境,置身于非人间的另一世界。
正是在这一感受的触发下,诗人想象的翅膀飞腾起来了。“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诗人想到,自己曾因为惜春、恋春,以至遗憾春去的无情,但谁知却是错怪了春,原来春并未归去,只不过像小孩子跟人捉迷藏一样,偷偷地躲到这块地方来罢了。
这首诗中,既用桃花代替抽象的春光,把春光写得具体可感,形象美丽;而且还把春光拟人化,把春光写得仿佛真是有脚似的,可以转来躲去。不,岂只是有脚而已,看它简直还具有顽皮惹人的性格呢。在这首短诗中,自然界的春光被描写得是如此的生动具体,天真可爱,活灵活现,如果没有对春的无限留恋、热爱,没有诗人的一片童心,是写不出来的。这首小诗的佳处,正在立意新颖,构思灵巧,而戏语雅趣,又复启人神思,惹人喜爱,可谓唐人绝句小诗中的又一珍品。
诗人写这首小诗时,是在江州司马的任上。唐贞元年间进士出身的白居易,曾授秘书省校书郎,再官至左拾遗,可谓春风得意。谁知几年京官生涯中,因其直谏不讳,冒犯了权贵,受朝廷排斥,被贬为江州司马。身为江州司马的白居易,在琵琶行一诗中,曾面对琵琶女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沧桑感慨。这种沧桑的感慨,也许自然地融入这首小诗的意境,使《大林寺桃花》纪游诗,蒙上了逆旅沧桑的隐喻色彩。
作者先描绘了达官贵人、名娃闺秀、名妓闲僧、慵懒之徒四类看月之人;与这些附庸风雅的世俗之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后一类,即作者的好友及佳人,其观景赏月时行为的持重高雅、情态气度与西湖的优美风景和谐一致。作者对五类人的描述,字里行间不见褒贬之词,然孰优孰劣、孰雅孰俗则昭然若示。文章表面写人,又时时不离写月,看似无情又蕴情于其中,完美而含蓄地体现了作者抑浅俗、颂高雅的主旨。
农历七月半,正当月圆之际,此时游湖,本应赏月观景,文章一开头却说“一无可看”,先将题目正面一笔扫倒,接着说“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从反面揭题,选择一个独特的视角来抒写自己的观感。开头这闲闲两句,简练警切,不落俗套,且直接导出下文。
接着即写“看七月半之人”。七月半游湖之人千千万万,何能遍看,作者自有手眼,即“看五类看之”。
其一,是有身分、有地位的官僚,坐着豪华的大船,摆开丰盛的宴席,奴仆侍奉,演员献艺,船上灯火通明,声乐齐鸣,好不气派。这种人“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即有意自炫而无心赏月,作者一语刺破此辈假冒风雅的嘴脸。
其二,是豪富之家,千金闺秀,携带美貌家童,露坐于船上的平台上,哭哭笑笑,娇声娇气,左张右望,“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这一类人是乘机玩乐,本不想看月,也不必作出看月的样子,其有别于第一类者在于不借“看月”之名,虽然庸俗,却不假冒风雅。
第三类,船上有声歌,有名妓闲僧随侍陪游,可见也非等闲之辈。浅斟低唱,颇有韵致,且“亦看月”,较之“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和“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的前二类人,似乎要风雅一些。作者用了四个“亦”字,正是比较而言。但这一类人虽然“亦看月”,更重要的却在于“欲人看其看月”,则不免有意做作,其“风雅”也要大打折扣了。
第四类,是一批市井好事之徒,他们与前三类大不同,不坐船,不乘车,衣衫不整,三五成群,在人丛中乱挤乱撞,专拣热闹处钻。他们大呼小叫,旁若无人,甚至假装酒醉,东倒西歪,手舞足蹈,嘴里哼着走了调的流行曲调,左顾右盼,洋洋自得。此辈“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无所不看,而“实无一看”。他们看此为乐,什么雅与俗,统统不在话下。古往今来,大凡在人群簇拥的热闹场合都能碰到此辈。作者在此白描传神。
第五类,是清雅之士。他们坐的是小船,船上还挂着细薄的帷幢,大约是不想露面吧。明净的几案,通红的沪火,煮好茶,慢慢地品味,二三好友,绝色佳人,一同赏月,确实雅兴不浅。但是他们不想被人看见,有的把小船隐蔽在树荫下,有的则悄悄地划向里湖,躲避喧闹的人群。他们在清净处得看从容看月,而不被别人看见,他们的看月纯是兴之所至,自然而然,并无做作之态。
作者写五类人,观察细致,描绘生动,各色人等,无不现身纸上,而作者似乎不动声色,五个“看之”,大有冷眼旁观之概。然而他的主观褒贬之情还是从笔下的形象中表现出来了,第一类是假冒风雅的官僚,第二类是无意风雅的豪门,第三类则欲显风雅而不免做作,第四类是不知风雅为何物的市井好事之徒,第五类是不欲显其风稚而真正风雅的文人雅客。作者对前二类人显然嗤之看鼻;对第三类有所肯定,也有所讥刺;对第四类虽然不作肯定,却似乎欣赏其放荡中亦有几分天真;对第五类则显然引为同调。五类人,依次写来,如镜头推移,声态各异,境界不同。纷杂的情景再现于笔下,作者并不现身评点,却于客观的画面中分雅俗、寓褒贬,兼有史笔与传神之妙。
第二段写杭人游湖好虚名,凑热闹。“已出酉归,避月如仇”,即喜欢白天游湖,像怕见仇人一样躲开月亮。袁中郎在《晚游六桥待月记》中也批评过杭人只爱白天游湖,不会选择时间,白白放过西湖最美的时刻。农历七月十五之夜,例应游湖,杭人出于好名,则成群结队而出。西湖在杭州城西,游湖须经城门,而城门关闭有定时,这一晚就多赏给守门的兵士一些酒钱,好晚些关门。二更看前,湖上人声乐声,闹成一片,“如沸如撼,如魔如吃,如聋如哑”,连下六喻,形容声音嘈杂,含糊难辨一。这一片刺耳的嘈音,破坏了西湖月夜的静谧气氛。这是写听觉感受的不堪。从视觉一面来说,则“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连用四个短句,将湖上密密麻麻舟船相触,肩摩踵接的拥挤状况形容尽致。拥挤中的人群,哪里还有兴致赏月,见到的无非是一张张贴得很近的油汗淋漓的面孔罢了。这与其说是游湖,不如说是赶市。“少刻兴尽”,狂热的兴头维持不了多久,官老爷们宴席已散,衙役喝道,率先离去。船上的人也纷纷上轿,轿夫还看城门将闭来催促人们上岸,岸上的人也争先逐队进城。各色人等作鸟兽散。灯笼火把,排列成行,如闪烁的星星在夜幕中移动消失。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莫名其妙,名为游湖看月,实与西湖风月毫不相干。这一段插叙,回应开头“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的论断,具体描写,缴足其意,同时又为下文作铺垫和反衬。
“吾辈始般舟近岸。”最后一段从前面第三人称的叙述,突然转为第一人称的“吾辈”,叙述角度变换了,加强了主观的抒情色彩。“始”字,很可玩味,表示喧闹嘈杂的场面一告结束,西湖恢复了宁静安闲的本貌,湖山美景即开始属于“吾辈”,“吾辈”也就开始登场了。“断桥石瞪始凉”,这个“始”字,则表示被人踩热的石阶也刚刚退烧,恢复平静,这是一种外化了的心理感受。“此时月如镜新磨,山复整妆,湖复靧面”三句,则写一种崭新的审美感受,唯“此时”才能有此感受。一规圆月,如新磨之镜,清光格外皎洁可爱;湖光山色,如美人重新梳妆打扮,益发显得容光照人。此时,对景畅怀,与客纵饮,“向之浅斟低唱者出,匿影树下者亦出。吾辈往通声气,拉与同坐”。“浅斟低唱者”即前文所写之第三类人,大醇小疵,还算有赏月雅兴;“匿影树下者”则为第五类清雅之士。五类人中唯此二者独留,故与之声气相通,有共同语言,拉来同坐。“韵友来,名妓至,杯著安,竹肉发”,这四个短句,写相得共赏之乐,节奏欢快,心情亦极欢快。“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写通宵盘桓,兴尽方散,与前文众人游湖匆匆聚散恰成对照。兴尽而散,却并不急于回城,而复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这个富有诗意的结尾,更显得雅韵流溢,余香沁人。可见西湖七月半自有其迷人之处,一被俗人点污,则一无可看;一成为雅人的世界,则处处是诗。作者的审美情趣自然是高雅脱俗的,但也不免传统文人孤高自赏的毛病。
此文写人物场景,极纷繁复杂,而又极有条理。五类人物,两种场景,写来如见其人,如临其境。其观察之深人细致,笔墨之精练老到,确实令人佩服。行文错综,富于变化,转接呼应,均极自然。开头奇警峭拔,结尾则韵味悠长,全篇运用对比映照,严于雅俗之分,而又妙在不作正面按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