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岛是以“推敲”两字出名的苦吟诗人。一般认为他只是在用字方面下功夫,其实他的“推敲”不仅着眼于锤字炼句,在谋篇构思方面也是同样煞费苦心的。这首诗就是一个例证。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苍松下,我询问了年少的学童;他说,师傅已经采药去了山中。这首诗的特点是寓问于答。“松下问童子”,必有所问,而这里把问话省去了,只从童子所答“师采药去”这四个字而可相见当时松下所问的是“师往何处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小诗的后两句是说,他还对我说:就在这座大山里,可是林深云密,不知他的行踪。在这里又把“采药在何处”这一问句省略掉,而以“只在此山中”的童子答词,把问句隐括在内。最后一句“云深不知处”,又是童子答复采药究竟在山前、山后、山顶、山脚的问题。
在这首诗中,明明三番问答,至少须六句方能表达的,贾岛采取了以答句包含问句的手法,精简为二十字。这种“推敲”就不在一字一句间了。
然而,这首诗的成功,不仅在于简炼;单言繁简,还不足以说明它的妙处。诗贵善于抒情。这首诗的抒情特色是在平淡中见深沉。一般访友,问知他出,也就自然扫兴而返了。但这首诗中,一问之后并不罢休,又继之以二问三问,其言甚繁,而其笔则简,以简笔写繁情,益见其情深与情切。而且这三番答问,逐层深入,表达感情有起有伏。“松下问童子”时,心情轻快,满怀希望;“言师采药去”,答非所想,一坠而为失望;“只在此山中”,在失望中又萌生了一线希望;及至最后一答:“云深不知处”,就惘然若失,无可奈何了。
而诗的抒情要凭借艺术形象,要讲究色调。从表面看,这首诗似乎不着一色,白描无华,是淡妆而非浓抹。其实它的造型自然,色彩鲜明,浓淡相宜。郁郁青松,悠悠白云,这青与白,这松与云,它的形象与色调恰和云山深处的隐者身份相符。而且未见隐者先见其画,青翠挺立中隐含无限生机;而后却见茫茫白云,深邃杳霭,捉摸无从,令人起秋水伊人无处可寻的浮想。从造型的递变,色调的先后中也映衬出作者感情的与物转移。
诗中隐者采药为生,济世活人,是一个真隐士。所以贾岛对他有高山仰止的钦慕之情。诗中白云显其高洁,苍松赞其风骨,写景中也含有比兴之义。惟其如此,钦慕而不遇,就更突出其怅惘之情了。另外,作者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离开繁华的都市,跑到这超尘绝俗的青松白云之间来“寻隐者”,其原因也是耐人寻味,引人遐想的。
这首诗采用的是白描手法。作者抓住急遽变化中的事物,恰当地表现出它们的变化。是诗人在诗歌创作初期所作的写景诗的代表,说明当时诗人已经具备了因物赋形的艺术功力。
诗的前四句描写的是荆州水路途中早晨在江上看山的图景。时令是冬季,诗人在初升的日光中,前望崖岸剥落的山岭,草木荒疏萧索,在日光的照射下,呈现出赤红的颜色。船不断地前进,诗人却没有感觉到船动,而只感觉到两岸的山在不断地移动。船下行,看到的山是上行。“如走马”,意思是山像马一样在走动,这里诗人是采用化静为动的写作手法,以反衬船速之快。同时也可见蜀中的山之多,因为蜀中的山连绵不断,“马”连成了群,一群一群地在自己眼前飞快地过去。船在加快速度前进,前面的山高低不齐,不成马形,后面的山却像受了惊的马群失去队形乱哄哄地奔跑。
诗的后四句描写所见山上道路以及环边小景。傍晚时分,前行途中,偶一回头,把目光转向盘旋曲折的山路上,看到在落日余晖之中,天空孤云飘荡,山上云气缭绕,加之山路上的行人,景色美妙如新成之画。而最后两句“舟中举手欲与言,孤帆南去如飞鸟。”诗人正想举手和他说话,而船“如飞鸟”已驶过去了。记下了一刹那,又是一种境界。这里写了船动。由雄悍、廓大转入细徐,跌宕而有致。
在这首诗中诗人描摹的景物,既有立体感,又有动态感,画面鲜明。运用比喻,新鲜活泼,语言明快而自然,风格雄健。诗人于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优美的自然景色的欣悦和向往之情。这首诗呈现了苏轼诗风的基调。
王安石早年创作诗歌学习杜甫关心政洽、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风也有取于杜诗的“沉郁顿挫”。这首诗在王安石的早期诗作中是颇有代表性的,诗中反映河北人民在天灾人祸双重折磨下的苦难生活,字字句句饱含血泪,并透露出诗人内心无比的沉痛和人溺己溺的焦虑。这就有几分逼近杜诗的“沉郁”。而诗人因采取转折累益、渐层深入、对比寄慨等表现手法而造成的文势跌宕之美,又可说是得力于杜诗的“顿挫”之妙。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两句,开门见山地点明了一篇的题意。辽与西夏是宋朝的敌国,按一般的想法,这一带的人民大概困于连年的战祸,自然难免要“长苦辛”了,但诗人压根儿没有提到这一点。当时北宋王朝用屈辱的妥协换来了苟安局面,边界上本无大的战事,而边民的“辛苦”究竟有哪些,作者分三层来回答这一问题。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这是第一层。河北之民,勤劳成习。“家家”者,风气普遍,无一例外之谓也。勤劳是取富之道。男耕女织,勿使相失,按照孟子的说法,可“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可是现在的倩况却不然。劳动所得先交给朝廷,朝廷转手送给辽国与西夏。送的名目,说来痛心,对辽称“纳”,对西夏称“赐”。“赐”字虽然比“纳”字中听些,但没有受人威胁而又“赐”人以物之理,王安石用一个“事”字来概括,可谓得体。用予敌银、绢的办法来御敌,虽然有点荒唐,但这是北宋的一项国策,要长期奉行,因此河北之民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比中造成转折之势,从而波浪式地把诗意向前推进。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这是第二层。大旱之年,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作为官府,理应开仓赈济,活彼黎庶,但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州县两级官吏不顾人民死活,把最有生产自救能力的丁壮抽去上河工,丢下老弱妇孺不管。“仍”字见官府墨守陈规,赋役杂税,无一减免。“催”字状其急如星火。用字极为精确。对外怯儒畏葸,对内凶狠强横,这也是北宋朝廷长期奉行的国策,因此河北之民又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照中造成累叠之势,这是诗家所谓的“加一倍写法”,从而使文气旋转而下。以下即写人民不得不离乡背井。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这是第三层。边地既无活命希望,边民只好向南逃荒求生。“老小相携”四字寓无限悲惨之意。因为丁壮既为官府抽调,所剩只有老弱妇孺。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长途跋涉,老弱需要搀扶,妇孺需要照顾,而现在一切都无所巴望,只好老小相携而行。而一个诱人的消息在鼓舞着他们:南方丰收,就食有望。但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黄河之南以后,竟发现河南人民也在挨饿。希望终于破灭。至此,二边人民的生计完全断绝。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必将困饿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人,则更将“长”伴“苦辛”,永无尽期。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映衬中造成开拓之势,从而暗示出“长苦辛”不是河北之民所独罹,河南之民以及其他内地之民无不如此;“长苦辛”的原因,不止是因为“近边”、“大旱”,即使是内地与丰年照样不能幸免。这就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留下了想象空间,扩展了全诗的思想意义。
上述三层,紧扣开头“长苦辛”三字而来,一层比一层深入地铺叙了河北之民所受“苦辛”的可悲,字里行间还透露出诗人对这种现象的严重关注和对受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尽管前者是明写,后者是暗寓,但正由于在叙事中有主观的情韵,所以虽然用的是赋法,而感人的力量同样极为强烈。至第三层叙毕,边民的深愁极苦已无以复加,作者的心情也惆怅难述,于是便转换角度,专事气氛的渲染:“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上句为正面描写,形容边民的悲愁之气犹如阴云惨雾,弥漫太空,致使白日为之无光,
天地为之昏黑。下句为侧面描写,指出道旁行人见此惨象,也不禁感到悲痛欲绝,色沮神丧。这两句都承上文理路而来,但前者虚,后者实,通过虚实相生,使诗中所写的内容更为惊心动魄,作者的感情脉络也趋于明朗。篇末两句采用古今对比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深意:“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曾对侍臣谈到自己有二喜:“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虎,二喜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和对外退让的情形正好与唐太佘所说的“二喜”构成鲜明对比。王安石用感叹的口吻对流民宣传“贞观之治”的美好,这不仅是对流民的安慰,更是对时政的批判。
李商隐此诗是一首咏史诗。
首先,开头的一句“梦泽悲风动白茅”写出了梦泽的荒凉景象。放眼望去,梦泽此地为一片茫茫的湖泽荒野。旷野上的秋风,吹动梦泽上连天的白茅,发出萧萧悲声。这旷远迷茫、充满悲凉萧杀气氛的景象,本来就很容易引发怀古伤今的情感。加上这一带原是楚国旧地,眼前的茫茫白茅又和历史上楚国向周天子贡包茅的故事有某种意念上的关联,于是为下一句诗做了铺垫。
第二句“楚王葬尽满城娇”则道出了诗人所想,诗人由此荒凉的景色回忆起一连串楚国旧事,最熟悉的莫过于楚宫细腰的故事。楚灵王好细腰,先秦两汉典籍中多有记载。但李商隐此诗却把范围却由“宫中”扩展到“满城”,为害的程度也由“多饿死”变成“葬尽”,突出了“好细腰”的楚王这一癖好为祸之惨酷。触景生情,“葬尽满城娇”的想象就和眼前“悲风动白茅”的萧瑟荒凉景象难以分辨了,这悲风阵阵、白茅萧萧的地下,也许正埋葬着当日为细腰而断送青春与生命的女子的累累白骨呢,相互对比下,更引发了诗人强烈的悲凄之感。楚王罪孽深重,成为这场千古悲剧的制造者。作者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楚王的罪孽是深重的,是这场千古悲剧的制造者。但诗歌如果只从这一点上立意,诗意便不免显得平常而缺乏新意和深意。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对这场悲剧有自己独特的深刻感受与理解。三、四两句,就是这种独特感受的集中表现。
“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由于楚灵王好细腰,这条审美标准风靡一时,成了满城年轻女子的共同追求目标。她们心甘情愿地竞相节食减膳,以便在楚王面前轻歌曼舞,呈现自己绰约纤柔的风姿,博得楚王的垂青和宠爱。她们似乎丝毫没有想到,这样的细腰曼舞又能持续多久呢。此时细腰竞妍,将来也难保不成为地下的累累白骨。这自愿而又盲目地走向坟墓的悲剧,比起那种纯粹是被迫而清醒地走向死亡的悲剧,即使不一定更深刻,却无疑更能发人深省。因为前一种悲剧如果没有人出来揭示它的本质,它就将长期地以各种方式不受阻碍地持续下去。所以这两句中,“未知”、“虚减”,前呼后应,正是对追逐细腰悲剧的点睛之笔。讽刺入骨,又悲凉彻骨。讽刺之中又寄寓着同情,这种同情包含着一种悲天悯人式的冷峻。
纵观全诗,诗人将用笔的重点放到这些被害而又自戕的女子身上,并在她们的悲剧中发掘出同一性质的悲剧的内在的本质。因而这首以历史上的宫廷生活为题材的小诗,在客观上就获得了远远超出这一题材范围的典型性和普遍意义。人们可以从诗人所揭示的现象中可以联想起许多类似的生活现象,并进而从中得到启迪,去思考它们的本质。由此可见,此诗在这类题材的诗之中是非常难得的,也是非常可贵的。
徐玑是南宋中叶“永嘉四灵”之一,平生不热衷于功名,主张以清新之词写闲适之趣。《秋行》代表了其艺术风格。《秋行》是宋代诗人徐玑的一首七言绝句,又名《行秋》。诗人以比喻的修辞手法,描写了鸣蝉似筝,小溪如镜等秋日的景色,抒发了恬静悠然的心情。
诗中纯然一派秋景,秋蝉鸣叫,秋柳披拂,秋水如镜,秋叶轻扬,构成一幅安谧恬静的早秋风景画。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投身自然、拥抱自然的闲静安逸的心态。《秋行》呈现出“欲辨忘言”的田园牧歌美。
《秋行》一诗运用了夸张和比喻的修辞手法,不乏清新之词、脍炙人口如同怡然而忘俗的田园短笛,能给人以心灵的慰藉意境闲适。这把原本很普通的风景,也是描写得充满了诗情画意,从而令这首诗有着一种不一样的美,读来也是朗朗上口,这样的作品也是最有代入感,读来仿佛置身其中,能够感受到诗作中那种不一样的美。
《秋行》运用衬托、对比的表现手法。通过动静映衬的写法来描绘出秋天的生动景色。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动衬静。整首诗以动为主,又辅之以鸣蝉、飞叶来增加动感,达到以动衬静、动静相生的艺术效果。二是以人物外在的动与内在的静相互映衬。诗人听蝉、赏溪、观叶,“动”无处不在,而这种“动”又与内心的静紧紧相连。因其“心”静,才有赏景的情趣;因其“心”静,聒噪的蝉鸣才变成了悦耳的筝音;因其“心”静,一叶生浪的细微变化才未逃出作者锐利的目光。因此,动景的描写也反衬诗人闲适宁静的心境。全诗用动静映衬的手法,渲染出一种淡远宁静的艺术氛围,映射出人物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