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与孟浩然是老朋友了,如今老朋友永远离去了,因此诗一开头就说“故人不可见”。这是直抒胸臆,直抒对故人长逝的哀悼之意。对于老朋友的去世,作者无限悲痛,站在汉水边上,望着滔滔江水东流不胜悲伤。这第二句“汉水日东流”是借景抒情,借汉水日夜奔流不息抒发老朋友一去不复返,也是比喻自己的哀痛与思念之情就像东流之水绵绵不绝。“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两句,兼具直抒胸臆和借景抒情两种手法。上句可看作即景之语,下句景中含情,江山,景象广阔,著一“空”字,显示出物是人非人去楼空的无限感慨和遗憾,借此表达了作者对老朋友的无限思念。直抒胸臆和借景抒情手法并用,使诗篇直中有曲,语短情深。故人长逝,悼惜深情与凄怆涕泪,随诗行奔迸而出。朋友已矣,如江水东流,唯能追寻遗踪以寄哀思。
王孟为知交,王维是深知孟浩然的情意的。孟浩然在《与诸子登岘山》中有“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之句,正是王维这首诗所寄托的感慨。
王维这首诗并无华辞丽藻,其动人心魄处全在于情深。诚如明末清初黄宗羲所言:“情者,可以贯金石,动鬼神。”
此诗二十句,可分三段。
前八句为第一段,写棕之枯。
首二句直入“棕榈”以应题,并用“蜀门”加以限定。棕榈树生于秦岭以南,蜀地自然多见。此诗既慨蜀中百姓之不堪繁赋,因托当地多见而平凡之树种来作载体,又能以“割剥”相贯,使二者形、意吻合。表里如一,主旨能得到最大的发挥空间。如任取一物加以咏叹,便不能使作品产生如此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三,四两句紧扣题中“枯”字,用抑笔,言棕皮因割剥得太厉害,纵然这树很多且十有八九长得高大,也难逃厄运,会很快枯萎的。在结构上,此处用“众”呼应前文“多”,又以“虽”、“易”二字形成逆笔转折,造成开合之势,宕出下文,由叙述转为描绘,进一步刻划其“枯”:“徒布”二句用宽笔,言棕榈本来其叶如云,如松柏经霜雪而不稍减其青翠之色;“交横”二句用紧笔,言其枉自具备了耐寒的品质,终因斧斤交集,先于蒲柳凋零了。此处用不耐寒冷、至秋即衰的蒲柳作反衬,用笔一松一紧,将棕榈惨遭割剥的不幸作了立体的描画,构成丰厚的意象,使主题能植根于其中并得以深化。
中间八句为第二段,述棕枯之由。
“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二句承前启后,为全诗过脉。前已言棕被“割剥甚”,先于“蒲柳”而凋零,至此顺势一接,道出其所以出现如此反常情况,是因“军”兴而物“乏”之故——战乱频仍,军中自然匮乏,故凡有可用之物,皆被搜刮以充军实,棕皮当然不能幸免。这两句又是诗眼。句中一“伤”一“苦”,构成全诗的情绪基调,与题中“枯”字暗扣:棕若不“枯”,何以令诗人既“伤”且“苦”?二字将诗人对内忧外患的时局与衰败的国运的深深忧虑全盘托出。而一“尽”字,又是全篇立意的关键:棕因“尽”剥而枯,民因“尽取”而不欲活,这正是诗所要表达的主旨。“嗟尔”以下由“物”过渡到“人”。既然“官”已“尽取”一切有用之物,蜀中百姓已没有什么剩下的了,就与那因割剥过度而枯死的橡榈树命运相同,这是多么的令人吁嗟、叹息。此处继“伤”,“苦”之后,又连出“嗟”、“叹”等带有强烈感情色彩之辞,将诗人一腔忧国忧民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接着“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两句,一笔双关,既写人,又写树,意谓:无论是树是人,死去的也就罢了,那么活着的又靠什么来保住自己的性命呢?断绝了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死者的今天不正是生者的明天么!诗至此立意又深一层,不仅哀伤死去的,更是担忧活着的。从诗人奏响的情感音符中感受到了他那颗赤子之心的搏动。就章法言,此处由人而及于树,又提起了未段。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是感慨之辞。
《诗经·秦风·终南》有“交交黄鸟,止于棘”之句,起兴之语。此处“啾嗽黄雀”与之异曲同工,为见景生情,进行气氛渲染与情绪烘托。黄雀呜叫,其声“啾啾”,好不凄惨。这与《兵车行》结末“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嗽啾”实为同一种意境,所异者一写战场,一写后方,可见偌大中国,已无安宁之地。“寒蓬”句,言枯棕经黄雀一啄,棕毛纷飞,如蓬草般随风飘散,景象亦不可谓不凄凉。两句同为场景描写。
结尾两句由此而生无限感慨:“念尔形影干,摧残没藜莠。”既写树,又言人,仍是一语双关——被“摧残”者,何止于棕榈树,而“形影干”,也是对被榨干血汗与骨髓的劳动者的真实写照。“形影干”与前文“割剥甚”首尾照应,扣“枯”字,是点题之笔;一“念”字,寄托着诗人对惨遭“割剥”的树与入的无限同情;“摧残”之辞,又表达出诗人对官府横征暴敛行径的无比激愤。然而,诗人一介书生,阻止不了这场悲剧的上演。结局只能是“没藜莠”——树枯而人亡,一同埋没于荒草丛中l此处与前文“如云叶”、“青青岁寒后”构成形象与色彩的强烈反差,从而使全篇主旨得以凸现:蜀地棕榈树本是干拔而叶茂,其色青青,终因过度割剥而形销影灭,埋没荒草;蜀中百姓本是丰衣足食,太平安康,终因战乱军兴而惨遭掠夺,生计断绝,竟然会因冻馁而死。正如王嗣爽所说:“因军而剥棕,既悲棕之枯;因枯棕而念剥民同之,因悲民之困。”(《杜臆》)
这首诗托物而寓意,主旨直露,是杜甫咏物篇什中现实性很强的佳作,从一个方面表现了诗人同情人民、关心民瘼的博大情怀。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则以比为主,借树言人,使全诗所要表达的主旨形象化,从而增加了诗的艺术感染力。又在比兴中兼用赋法,时而直陈其事,摒弃了一般咏物诗的含蓄,这既是抒发强烈感情的需要,又得“为民请命”之旨,使诗歌增强了针砭现实的意义。此外,在章法结构上,注重了前、中、后的关联与照应,又多用双关,使出入转化更显自然而不露痕迹,足见诗人驾驭是体的非凡工力。
此诗开头两句对宿紫山北村的缘由作了说明,原来他是因“晨游紫阁峰”而“暮宿山下村”的。诗人之所以要“晨游”,是为了欣赏山峰上的美景。早晨欣赏了紫阁的美景,悠闲自得往回走,直到日暮才到山下村投宿,碰上的又是“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的美好场面,作者的心情是很愉快的。但是,“举杯老及饮”,不愉快的事发生了。
开头四句,点明了抢劫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抢劫对象,表现了诗人与村老的亲密关系及其喜悦心情,为下面关于暴卒的描写起了有力的反衬作用,是颇具匠心的。中间的十二句,先用“暴卒”“草草”“紫衣挟刀斧”等贬义词句刻画了抢劫者的形象;接着展现了两个场面:一是抢酒食;二是砍树。
写抢酒食的四句诗,表现出暴卒、作者和主人的三种不同表现。“夺”和“掣”两个词,包含着一方不给,一方硬抢的丰富内容。诗人用这两个词作“诗眼”,表现出他自己毕竟是个官吏,敢于和暴卒争,但还是败下阵来,这就不仅揭露了暴卒的暴,而且暗示了暴卒敢这样“暴”的原因,为结尾的点睛之笔留下了伏线。
写两个抢劫场面,各有特点。抢酒食之时,主人退立敛手;砍树之时,却改变了态度,这表明主人对树有特殊感情。诗人为了揭示其心理根据,先用两句诗写树:一则指明那树长在中庭,二则称赞那是棵“奇树”,三则强调那树是主人亲手种的,已长了三十来年。这说明它在主人心中的地位,远非酒食所能比拟。暴卒要砍它,主人当然会“惜”,“惜不得”,是“惜”而“不得”的意思。于是,发自内心的“惜”就表现为语言、行动上的“护”,虽然迫于暴力,没有达到目的,但由此却引出了暴卒的“自称”和作者的悄声劝告。
结尾的四句诗,在当时很好懂;时过一千多年,就需要作些注解,才能了解其深刻的含义。所谓“神策军”,在唐代天宝(唐玄宗年号,742—756)年间,本来是西部的地方军;后因“扈驾有功”,变成了皇帝的禁卫军。唐德宗时,开始设立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他们以皇帝的家奴身份掌握禁卫军,势焰熏天,把持朝政,打击正直的官吏,纵容部下酷虐百姓,什么坏事都干。元和(唐宪宗年号,806—820)初年,皇帝宠信宦官吐突承璀,让他做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接着又派他兼任“诸军行营招讨处置使”(各路军统帅),白居易曾上书谏阻。这首诗中的“中尉”,就包括了吐突承璀。所谓“采造”,指专管采伐、建筑的官府。唐宪宗的时候,经常调用神策军修筑宫殿;吐突承璀又于唐元和四年(809年)领功德使,修建安国寺,为宪宗树立功德碑。因此,就出现了“身属神策军”而兼充“采造家”的“暴卒”。做一个以吐突承璀为头子的神策军人,已经炙手可热了;又兼充“采造家”,执行为皇帝修建宫殿和树立功德碑的“任务”,自然就更加为所欲为,不可一世。
诗是采取画龙点睛的写法。先写暴卒肆意抢劫,目中无人,连身为左拾遗的官儿都不放在眼里,留下悬念,引导读者思考这些家伙究竟凭什么这样暴戾。但究竟凭什么,作者没有说。直写到主人因中庭的那棵心爱的奇树被砍而忍无可忍的时候,才让暴卒自己亮出他们的黑旗,“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一听见暴卒的自称,作者很吃惊,连忙悄声劝告村老:“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讽刺的矛头透过暴卒,刺向暴卒的后台“中尉”;又透过中尉,刺向中尉的后台皇帝。前面的那条“龙”,已经画得很逼真,再一“点睛”,全“龙”飞腾,把全诗的思想意义提到了惊人的高度。
这是一篇仕女伤春图。上片是写暮春时节,花事将近的景象,下片则是写由此生发的一腔感怀。怀春、伤春,都是闺怨诗中常见的主题,其中的“春”字,既可指春天讲,又可喻男女之间的爱情。黄升此作写的是花事将尽的暮春,女主人公触景伤情,感怀人生恨怨。
黄升此作全篇不过五十六字,但在抒发伤春之情上写得波澜跌起,很有层次。词中的女主人公,在雨歇风定的暮春时节,闲步庭中,偶见梨花半落,讶然失惊,于是“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先是由花落而伤春,然后由伤春而伤己,最后又由伤今而怀往,真是“芳心一点,幽恨千重”。其中,“已瘦了、梨花一半”、“试与问、杏梁双燕”等,都是巧妙化用前人的名句,颖脱而出清新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