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一开头,点明“远送”,体现出诗人意深而情长。诗人送了一程又一程,送了一站又一站,一直送到了二百里外的奉济驿,有说不尽的知心话。“青山空复情”一句,饶有深意。青峰伫立,也似含情送客;途程几转,那山仍若恋恋不舍,目送行人。然而送君千里,也终须一别了。借山言人,情致婉曲,表现了诗人那种不忍相别而又不得不别的无可奈何之情。
伤别之余,诗人自然想到“昨夜”相送的情景:皎洁的月亮曾和他一起“同行”送别,在月下同饮共醉,行吟叙情,离别之后,后会难期,诗人感情的闸门再也关不住了,于是诗人发问道:“几时杯重把?”“杯重把”,把诗人憧憬中重逢的情景,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这里用问句,是问诗人自己,也是问友人。社会动荡,生死未卜,能否再会还是个未知数。诗人送别时极端复杂的感情,凝聚在一个寻常的问语中。
以上这四句倒装,增添了诗的情趣韵致。前人说得好:“诗用倒挽,方见曲折。”首联如果把“青山”一句提到前面,就会显得感情唐突,使人不知所云;颔联如果把“昨夜”一句放在前面,便会显得直白而缺少情致。现在次序一倒,就奇曲多趣了。这正是此诗平中见奇的地方。
诗人想到,像严武这样知遇至深的官员恐怕将来也难得遇到,于是离愁之中又添一层凄楚。关于严武,诗人没有正面颂其政绩,而说“列郡讴歌惜,三朝出入荣”,说他于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出守外郡或入处朝廷,都荣居高位。离任时东西两川属邑的人们讴歌他,表达依依不舍之情。言简意赅,雍雅得体。
最后两句抒写诗人送别后的心境。“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独”字见离别之后的孤单无依;“残”字含风烛余年的悲凉凄切;“寂寞”则道出知遇远去的冷落和惆怅。两句充分体现了诗人对严武的真诚感激和深挚友谊,依恋惜别之情溢于言表。
杜甫作这首诗送好友严武,既赞美严武,也发出他自己“寂寞养残生”的叹息。诗意在送严武奉召还朝。诗人曾任严武幕僚,深得严武关怀,所以心中那种依依不舍的别离之情,不必再用言语解释。这首诗语言质朴含情,章法谨严有度,平直中有奇致,浅易中见沉郁,情真意挚,凄楚感人。
《郑风·丰》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是个屈从父母意志的弱女子,她没有对抗父母的干涉。她的遭遇是不幸的,也是值得人们深深同情的。虽然,她未能与心上人结合,但她对心上人的挚爱之情却丝毫没有被时间冲淡,反而更加深切了。在她的脑海里,爱人的容貌是那样的丰满美好,体魄是那样的健壮魁伟。想起这些,她的心中充满了无法消解的悔恨之情!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那时候爱人在巷口、在堂上等她去成亲,幸福生活仿佛在向她招手。但却因父母的变卦,最终她没有能跟他走。如今悔恨之余,她要作最后的努力,呼唤爱人重申旧盟。她幻想自己穿上了盛装,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迫不及待地呼唤男家快来人驾车迎接她过门去成亲。这种由满腹悔恨引起的对幸福生活无限向往的强烈感情,在诗中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诗中抒情主人公对幸福生活的强烈向往,在现实中是一种无望的追求。她其实并没有找到越过急流险滩通向幸福彼岸的渡船。在诗中,读者充分了解她的怨恨之情是对着她父母的,但却无法知道她有什么办法能改变父母的态度。她只能幻想有朝一日她的心上人派人来把她迎娶过去。看来等待她的依然是无法改变的可悲命运。可以说,这首诗是对旧社会不合理婚姻制度的强烈控诉。
抒情主人公对爱人的感情是深沉的,对自己屈从于父母的意志流露出极度的悔恨,希望爱人重申旧盟心情表达得极其迫切,一句话,直抒胸臆,酣畅淋漓为此诗抒情的一大艺术特色。一、二两章中抒发的未能与爱人结合的悔恨之情,读者仿佛能听到她的叹息声;三、四两章中抒发的迫切想与爱人结合的向往之情,读者仿佛能听到她的呼唤声。诗中对人物形象的描写和人物心理的刻画,都极其成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抒情主人公由深深的悔恨而引起的向往幸福生活的幻觉,这种悲剧意味极浓的感情大跳跃,读者读后不能不为之动容。
全词在行文上,前两句总述,后两句分叙,在分叙中又以“忆昨”和“今朝”的时间词标明,既说明词人在“邢州道上”的奔波进程,又可见诗人浮想联翩,情随景出的思绪,显得眉目清楚,词气贯注,再加上在抒情中熔叙事、怀古、议论于一炉,更给人以一气呵成之感。
上片写道中所见。起首二句写秋色阴冷,秋风劲厉。用并刀相比、冰肌刺骨,好象刀割,可谓想象奇特,比喻尖新。写风劲,不仅用“卷涛”的夸张描写,更用一个“酸”字加以渲染,就突出了秋风直射眸子的尖利、寒冷和惨烈感,两句词采用比喻、夸张、通感等艺术手法,生动地写出词人对严酷的自然环境的独特感受,从而为下文“三河年少客”的英雄豪举提拱了典型环境。后三句写“三河年少客”在林中骑射的情景。古称善射者为“射雕手”,在西风劲历,寒意刺骨的深秋,竟有英雄少年呼朋引伴、冒风冲寒,驰马弋射,这确是一种粗犷豪举,一个“醉”字,更是醉态淋漓,神情毕现,词人以赞赏的笔调刻画了这一幅深秋醉射图,形象生动风格雄健“粗豪”两字,更是感情贯注,笔力千钧。
下片写怀古心情,词用“残酒忆荆高”换头,字面上,从少年的“醉射”引出自己的“残酒”;内容上,从写所见转入怀古;感情上,从赞扬少年变为感叹自己,承上启下,过渡自然,一个“忆”字更是有力地领起下文“荆高”,指荆轲、高渐离,其实也包括豫让的事,这里只说两人,是为了押韵,二是限于字数不能遍举。接着词人回顾了春秋战国的两曲“燕赵悲歌”:一是关于荆轲和高渐离的事迹,二是豫让复仇报主的故事。两曲悲歌流传至今,使人激励,也使人叹息,这就是“事未消”的含义。词人触景怀思,心灵也深受震撼,因此,他乘车过易水时,深感其“寒”,这“寒”既是对自然气候的实写,也是历史往事的重现,更是词人内心感情的流露,这里有对荆、高壮志未酬的惋惜,也有对自己霜刃未试的伤感,但作者并不颓唐,在过豫让桥时忽多“慷慨”,这“慷慨”,是对豫让坚持复仇报主、耻于苟且偷生精神的赞扬,也是对自己不甘沉寂、勇于奋起的激励。作者缅怀三位壮士是借古人的悲壮事迹抒写自己心中的感慨,抒发壮怀激烈的雄心。慷慨豪气,力透纸背。
对石鼓的出土,在韩愈之前,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带过一笔,此后韦应物虽写过一首《石鼓歌》,但因缺少热情和略乏文采,恐怕在《韦苏州集》中也属下乘之作。只是他诗中“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句,倒开启了鼓属何代的千年聚讼之门。及至韩愈的这首力作问世,才使石鼓之“光价”在后人心目中大大地增强和提高了。今天上距韩愈作歌又过去一千多年,十面石鼓尽管已无完字,但仍作为一级文物陈列在故宫博物院里,这不得不归功于韩愈的呼号之力。
开头四句明白如话,点出了写作的缘起。这四句中,“石鼓”二字凡三见,似乎平淡拖沓,其实不然。韩愈开创以文为诗的先河,不避同字且不避同式,正是古文的惯习。这里“劝”字下得十分精当,它省去了诗人几多犹豫的潜台词与推诿的闲笔墨,具有一字九鼎之效。韩愈向来自负于“金石刻画臣能为”(李商隐《韩碑》),但对此却自惭才疏,那么石鼓文的深奥难懂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周纲陵迟四海沸”到“鬼物守护烦撝呵”为一段。前十句是诗人想象周宣王中兴王室、临御海内以及驰逐围猎、勒石铭功的图景。用了“沸”“愤”“大”“骋”“万里”“万世”等词,极状场面的壮阔和气派的雄伟。韩愈之所以承袭韦应物系年的说法,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唐朝自安史之乱后,皇权受到极大的削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外族侵凌,大臣猜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使李唐王朝迅速走向衰落。宪宗登基后采取铲藩镇、抑宦官的政策,使朝政出现了中兴之兆。诗人看到了历史的相似之处,因而在歌颂周宣王雄才大略的同时,自然融进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宪宗即位之初平定剑南节度使刘辟后,韩愈即写过一首热情洋溢的《元和圣德诗》,对嗣皇的英明果断备加赞扬。所以《石鼓歌》的这段描写正传达出了诗人切望重振颓纲以臻于尊王攘夷的郅治局面的心声。“雨淋日炙野火燎”二句,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把石鼓流传千年而历尽的劫难浓缩在七字之中,这是略写。诗人认为石鼓得以完好保存,如果没有鬼神呵护是不可想象的,仅此而言,石鼓本身就已是稀世珍宝,又遑论其他无算的文物价值呢。寥寥两笔便为下文的切入阐发作好了铺垫。往下十四句是专对石鼓文作具体描述的。文辞的深奥,字体的朴茂,都使“好古”的博士先生心荡神怡美不胜收。即使剥蚀斑驳,他也会忍不住地赞叹一番。在那些古拙的字迹间,诗人任凭审美意识纵情驰骋:夭娇流美的线条,多像鸾凤翔舞,云君来下;交互牵掣的点画,又使人仿佛置身于珊瑚丛生的龙宫水府。笔力的雄健,使他想到金绳铁索的劲挺;笔势的飞动,似乎只有用禹鼎出水龙梭离壁才能传其神韵原本静止的书迹都化成了活泼的形象,他不禁沉浸在美的超然享受之中了。美感的获得与否,取决于审美体验的深浅程度,尽管韩愈断未见过“鸾翔凤翥众仙下”,但现实生活中的百鸟和鸣和万舞翩跹却并不少见。常人或许只能以平常的语言道出,而诗人却善于用浪漫的想象把常景编织成一幅云诡波谲的图画。对于石鼓文,韩愈并没有满足于正面的描写,他痛斥陋儒,深憾孔子,无非是想获得烘云托月的效果。后人不明乎此,因而有胶柱鼓瑟的责难,如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四云:“文士为文,有矜夸过实,虽韩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极道宣王之事,伟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是谓三百篇皆如星宿,独此诗如日月也。今世所传石鼓之词尚在,岂能出《吉日》《车攻》之右?安知非经圣人所删乎?”但只需看看韩诗中“读难晓”、“得切磋”之句就可知道,诗人这样说不过是艺术的夸张,所谓恨之越深,爱之越切,如此而已。这一段是全诗的精华,原因在于它驾驭形象思维,把丰富的审美感受传递给读者,使之受到强烈的感染。
“嗟予好古生苦晚”以下直到结尾为最后一段。这段结合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感,既有追述,又有夹议,但更多的是流露出隐隐的惆怅和深深的惋惜。韩愈在文学上以“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进学解》)为己任,为了力矫时弊,他才主张崇古。因此他竭力称扬石鼓文,也应是这个文学宗旨的组成部分。他身居博士,“职是训诂”(《元和圣德诗》),把保护石鼓看作是应负的责任。为此,托故人度量坎坑,为安置作好了准备,又戒斋沐浴郑重其事地报告上司,本以为安置“至宝”是瞬息可办的举手之劳。然而无情的现实把他美好的愿望击得粉碎——那班尸位素餐的老爷关心的只是升官发财,他们对区区石鼓是丝毫不会“感激”(激动)的。在这里,一个“老”字生动地勾画出那种麻木不仁的昏聩神情。眼看石鼓仍继续其日销月蚀而归于沦灭的厄运,诗人真是忧思如焚。虽说目下标榜儒术,但据理力争恐怕还是于事无补,歌到这儿,韩愈不禁心灰意冷,喟然长叹。这一段写得苍凉沉郁,使人觉得诗人不仅在哀叹石鼓的不幸,而且简直是在嗟叹寒儒的卑微。为了反衬现实的荒诞,诗人还运用了两个典故,显得格外深刻而有力。第一个是蔡邕。后汉熹平四年(175年),灵帝不满于当时文字使用的混乱,特命蔡邕与堂溪典等正定六经文字,由蔡书丹上石,刻成后置于鸿都门前,每日前来观看的车辆,使街道为之阻塞。第二个是王羲之。东晋王羲之喜鹅颈之宛转,见山阴道士所养群鹅而爱之,道士因索写《道德经》一部,举群相赠。蔡王二人都是书圣,但前者擅隶书而后者工楷则,这两种比石鼓文晚起得多的书体尚且如此风光,那么当局的冷落石鼓,到底于心何忍。用典之妙,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
这首长诗一韵到底,如长河直贯而下,波澜老成。诗中又多用响字虚词,铿锵激越,朗吟上口,便觉有一股郁勃之气喷石于字里行间。如果用“驱驾气势,若掀雷走电,撑决于天地之垠”(辛文房《唐才子传·韩愈》)的赞语来评价这首歌行,自然会觉得绝非虚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