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词分上下阕，上阕写奎章阁学士院柯九思执勤的日子，形容自己的年老、寂寞。

　　“画堂红袖倚清酣，华发不胜簪。”开头两句从家里生活写起，似乎开得太远，与怀人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却暗蕴怀念远方朋友的意思。作者不说自己年迈，盼望与老友相聚。而说自己没心思与姬妾周旋，姬妾清闲自在。以侧写正，委婉曲致。

　　“几回晚直金銮殿，东风软、簪里停骖。”接下去叙述自已在金銮殿当值的情景。金殿是皇帝的宝殿，学士怎么能在那里值班歇宿呢？原来学士执掌内廷书诏，为让皇帝传呼方便，学士院便设在金銮殿侧。金殿当值是作者写自已的生活，也是写柯敬仲当年的工作。

　　“书诏许传宫烛，轻罗初试朝衫。”一个停住车马的细节，暗示自己思念朋友的心情。“许传宫烛”补足了“晚直”（值）， “轻罗初试”照应了“风软”。“几回晚直金銮殿”到“轻罗初试朝衫”几句，描写了作者作“侍书学士”时的活动。在金銮殿替皇帝书写诏书，允许传呼执烛官人，允许在天热时穿轻罗朝衫，这描写的是金殿当值所做的事，所受的待遇。多么安逸的生活，但词人已是迟暮之年，归隐之心在所难免。

　　下阕改变手法，侧重以景言情，写思念朋友和归心似箭的情怀。

　　上下阕都以春天为背景，画面颜色调得匀称、明艳，意境柔和妩媚、动静相宜，仿佛要让读者跌入甜糯的燕子呢喃声中，迷醉在簪飞烂漫的东风里。尤其是最后一句“杏簪春雨江南”，全是明艳的名词，组合在一起，有声有色，俨然一幅湿漉漉的江南水墨图画，明明软媚入骨，却坦易明亮，可以长长久久地令人心动。

　　“御沟冰泮水挼蓝。飞燕语呢喃。”写春之色，冰白水蓝，颜色鲜明。“接”，“挪”的异体字， “挪”字很传神，将刚化的冰水的形态写得逼真、恰切。依旧是春天，御沟的冰渐渐化去，燕子已呢喃迎春，只可惜因为柯九思不在，令人感觉不到春天的暖意。“语呢喃’’，自是双燕，边飞边噪，其声是流动、变化的。

　　“重重帘幕寒犹在，凭谁寄、银字泥缄。”这是描写春天的气温，却不仅仅去写春寒。柯敬仲是遭受猜忌、诽谤而不得不隐居家乡的，故此“重重帘幕寒犹在’’便一语双关，说明柯敬仲虽回乡隐居，但对他的飞短流长并没因此而消失，相反，流言蜚语仍象“重重帘幕包裹着他，让人感到寒气森森。当此之时，连柯敬仲昔日的朋友怕招惹是非，竟也不敢同柯教仲来往了。“凭谁”句看似矛盾：既然已经填了这首词寄给柯九思了，怎么又说“凭谁寄银字泥缄”呢？诗人要告诉好友的真实意图也正在这里，到了杏簪春雨江南时候，我也要南归了。这里作者对老友的关心，对世态的鄙弃，都一古脑儿地表现出来了。

　　“报道先生归也，杏簪春雨江南。”歌拍以景结情，极为警策。“杏簪春雨江南”。寥寥六个字，胜过一篇文。通过这六个字，仿佛看到了：春日江南，杏簪盛开，烟雨蒙蒙，如诗如画，令人心醉而神往。未加任何形容词，以白描笔法写成，把江南春色描绘得淋漓尽致，可谓妙笔天成。

　　起两句总叙，写词人泊舟之处，用的是倒装手法。《楚辞·湘君》中有：“桂櫂兮兰枻”、“荪桡兮兰旌”句，即用桂木做的櫂，用兰木做的枻；或用荪草饰的桡，用兰草饰的旌旗，都是形容湘君所乘船的装饰。这里用“兰桡”代指木兰舟，暗指这一带正是当年骚人屈原的兰舟所经过的地方。这两句是写他从处州贬来郴州时，曾乘船经过清澈如蓝的千里湘江，犹如在步当年骚人屈原的足迹，在千里潇湘水上走着迁谪的苦难历程。词人和骚人，通过“千里潇湘”这一今古长流的中介，白然联系起来。从一开始，词中就引入了楚骚的意境与色调。

　　接着三句写泊舟湘江夜景。写这时月升中天，风停息下来，因为夜深，看两岸花草上露水开始凝结，在月光照射下晶莹透亮。整个潇湘水面是平静的，没有风也没有浪，满天星斗正浸泡在江水里，星星冷得似乎在发抖，写出了深夜的寒意。这是移情写法，把人的冷意由“一天星”表现出来。

　　词的下片写情。开始两句写词人泊舟湘江浦，独自靠在高高的樯杆上，静静地倾听远方传来的湘妃清冷的瑟声。“妃”，指湘妃。传说潇湘一带，是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哭舜南巡不返，泪洒湘竹，投湘水而死的地方。又传二妃善于鼓瑟，《楚辞·远游》有“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特定的时地，触发了词人的历史联想，从而写出了这潇湘之夜似幻似真的泠泠瑟声，曲折地透露出寂寞凄冷的心境。

　　接着第三句，进一步描写对瑟声的感受，湘妃的瑟声是清凉哀怨的，抒发了她们对舜帝思念的深情，这是古今有情人共同的心声，不仅是湘妃的，也包含了词人的幽怨。词的歇拍两句，写听完曲子，抬头寻找湘妃，她已悄然不见踪影了，只有江岸无数座青青山峰巍然耸立，更进一步写出词人的怅惘之情和刚毅不屈的性格。 结尾全用钱起《省试湘灵鼓瑟》成句，但却用得自然妥帖，仿佛是词人自己的创作。它写出了曲终之后更深一层的寂寥和怅惘，也透露了词人高洁的性格。

　　这首词和作者以感伤为基调的其他词篇有所不同，尽管偏于幽冷，却没有显得气格羸弱。全篇渗透楚骚的情韵，这在秦词中也是特例。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