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主要擅长写五言诗,风格浑融冲淡。诗人将自己特有的冲淡风格用于七绝,往往“造境飘逸,初似常语”而“其神甚远”(陈延杰《论唐人七绝》)。此诗就是这样的高作。
在杭州时,诗人有句道“今日观溟涨”,可见渡浙江(钱塘江)前曾遇潮涨。一旦潮退,舟路已通,诗人便迫不及待登舟续行。首句就直陈其事,它由三个片语组成:“潮落”、“江平”、“未有风”,初似平平淡淡的常语。然而细味,这样三顿形成短促的节奏,正成功地写出为潮信阻留之后重登旅途者惬意的心情。可见有时语调也有助于表现诗意。
钱塘江江面宽阔,而渡船不大。一叶“扁舟”,是坐不了许多人的。“舟中人”是来自四方的陌生人。“扁舟共济与君同”,颇似他们见面的寒暄。这话淡得有味,意思是:虽说彼此素昧平生,却在今天走到同条船上来了。“同船过渡三分缘”,一种亲睦之感在陌生乘客中油然而生。尤其因舟小客少,更见有同舟共济的亲切感。所以问姓初见,就倾盖如故地以“君”相呼。这样淡朴的家常话,将当时那种淳厚的世风与人情味惟妙惟肖地传达了出来,并不是一味地冲淡。
当彼岸已隐隐约约看得见一带青山,更激起诗人的好奇与猜测。越中山川多名胜,是前代诗人谢灵运遨游歌咏过的地方,于是,他不禁时时引领翘望天边:那儿应该是越中——他向往已久的地方。他大约猜不出,只是神往心醉。这里并没有穷形极象的景物描写,唯略点“青山”字样,而越中山水之美尽从“时时引领望天末”的游子的神情中绝妙传出。诗句外淡内丰,似枯实腴。“引领望天末”,原本是陆机《拟兰若生朝阳》成句。诗人信手拈来,加“时时”二字,口语味浓,如同己出,描状生动。注意吸取前人有口语特点、富于生命力的语汇,加以化用,是孟浩然特别擅长的本领。
“何处青山是越中?”是“问舟中人”,也是诗的结句。使用问句作结,语意亲切,最易打通诗与读者的间隔,一问便结,令读者心荡神驰,使意境顿形高远。全诗运用口语,叙事、写景、抒情全是朴素的叙写笔调,而意境浑融、高远、丰腴、完满。“寄至味于淡泊”(《古今诗话》引苏轼语,见《宋诗话辑佚》),对此诗也是很好的评价。
周昉是约早于杜牧一个世纪,活跃在盛唐、中唐之际的画家,善画仕女,精描细绘,层层敷色。头发的钩染、面部的晕色、衣著的装饰,都极尽工巧之能事。相传《簪花仕女图》是他的手笔。杜牧此诗所咏的“屏风”上当有周昉所作的一幅仕女图。
“屏风周昉画纤腰”,“纤腰”二字是有特定含义的诗歌语汇,能给人特殊的诗意感受。它既是美人的同义语,又能给人以字面意义外的形象感,使得一个亭亭玉立、丰满而轻盈的美人宛然若在。实际上,唐代绘画雕塑中的女子,大都体型丰腴,并有周昉画美人多肥的说法。倘把“纤腰”理解为楚宫式的细腰,固然呆相;若硬要按事实改“纤腰”作“肥腰”,那就更只能使人瞠目了。说到“画纤腰”,尚未具体描写,出人意外,下句却成“岁久丹青色半销”,—由于时间的侵蚀,屏风人物画已非旧观了。这似乎是令人遗憾的一笔,但作者却因此巧妙地避开了对画中人作正面的描绘。
“荷马显然有意要避免对物体美作细节的描绘,从他的诗里几乎没有一次偶然听说到海伦的胳膀白,头发美—但是荷马却知道怎样让人体会到海伦的美。”(莱辛《拉奥孔》)杜牧这里写画中人,也有类似的手段。他从画外引入一个“鸾发女”。据《初学记》,鸾为凤凰幼雏。“鸾发女”当是一贵家少女。从“玉窗”、“鸾发”等字,暗示出她的“娇娆”之态。但斜倚玉窗、拂尘观画的她,却完全忘记她自个儿的“娇娆”,反在那里“妒娇娆”(即妒嫉画中人)。“斜倚玉窗”,是从少女出神的姿态写画中人产生的效果,而“妒”字进一步从少女心理上写出那微妙的效果。它竟能叫一位妙龄娇娆的少女怅然自失,“还有什么比这段叙述能引起更生动的美的印象呢?凡是荷马(此处为杜牧)不能用组成部分来描写的,他就使我们从效果上去感觉到它。诗人呵,替我把美所引起的热爱和欢欣(按:也可是妒嫉)描写出来,那你就把美本身描绘出来了。”(《拉奥孔》)
从美的效果来写美,《陌上桑》就有成功的运用。然而杜牧《屏风绝句》依然有其独创性。“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是从异性相悦的角度,写普通人因见美人而惊讶自失:“拂尘犹自妒娇娆”,则从同性相“妒”的角度,写美人见更美者而惊讶自失。二者颇异其趣,各有千秋。此外,杜牧写的是画中人,而画,又是“丹青色半销”的画,可它居然仍有如此魅力(诗中“犹自”二字,语带赞叹),则周昉之画初成时,曾给人无比新鲜愉悦的感受。这是一种“加倍”手法,与后来王安石“低回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明妃曲》)的名句机心暗合。它使读者从想象中追寻画的旧影,比直接显现更隽永有味。
诗和画有共同的艺术规律,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一般说来,直观形相的逼真显现是画之所长,诗之所短。所以,“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穷形尽相的描写并不见佳;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从动态写来,便有画所难及处;而从美的效果来写美,更是诗之特长。《屏风绝句》写画而充分发挥了诗的特长,就是它艺术上的主要成功之所在。
此词咏叹离别,于伤别中蕴含平易而深刻的人生体验。上片,尊前伤别,芳容惨咽,而转入人生的沉思:“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中天明月、楼台清风原本无情,与人事了无关涉,只因情痴人眼中观之,遂皆成伤心断肠之物,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下片,离歌一曲,愁肠寸结,离别的忧伤极哀极沉,却于结处扬起:“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只有饱尝爱恋的欢娱,分别才没有遗憾,正如同赏看尽洛阳牡丹,才容易送别春风归去,将人生别离的深情痴推宕放怀遣性的疏放。当然,这豪宕放纵仍难托尽悲沉,花毕竟有“尽”,人终是要“别”,词人只是以遣玩的意兴暂时挣脱伤别的沉重罢了。此词上、下两收拍皆为传诵的名句。
“尊前拟把归期说,欲语春容先惨咽。”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尊前拟把归期说定,一杯心切情切,欲说佳人无语泪滴,如春风妩媚的娇容,先自凄哀低咽,这首词开端的两句,表面看来固然仅仅是对眼前情事的直接叙写,但在遣词造句的选择和结构之间,欧阳修却于无意之中显示出他自己的一种独具的意境。首先就其所用之语汇而言,第一句的“樽前”,原该是何等欢乐的场面,第二句的“春容”又该是何等美丽的人物,而在“樽前”所要述说的却是指向离别的“归期”,于是“樽前”的欢乐与“春容”的美丽,就一变而为伤心的“惨咽”了。在这种转变与对比之中,虽然仅仅只两句,我们却隐然已经体会到欧阳修词中所表现的对美好事物的爱赏与对人世无常的悲慨二种情绪相对比之中所形成的一种张力了。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上片的后两句是说,人生自是有情,情到深处痴绝,这凄凄别恨不关涉——楼头的清风,中天的明月。这两句则似乎是由前两句所写的眼前情事,转入了一种理念上的反省和思考,而如此也就把对于眼前一件情事的感受,推广到了对于整个人世的认知。事实上天边的明月与楼外的东风,原属无情之物,和人事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就有情之人看来,则明月东风遂皆成为引人伤心断肠之媒介了。所以说这两句虽是理念上的思索和反省,但事实上却是透过理念才更见出深情之难解。而此种情痴又正与首两句所写的“樽前”“欲语”的使人悲惨呜咽之离情暗相呼应。
“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下片前两句是说,饯别的酒宴前,不要再唱新的一曲,清歌一曲,已让人愁肠寸寸郁积。这两句再由理念中的情痴重新返回到上半阕的樽前话别的情事。“离歌”自当指樽前所演唱的离别的歌曲,所谓“翻新阕”就是“因翻旧阕之词,写以心声之调”。《阳关》旧曲,已不堪听,离歌新阕,亦“一曲能教肠寸结”。前句“且莫”二字的劝阻之词写得如此丁宁恳切,正以反衬后句“肠寸结”的哀痛伤心。写情至此,本来已经对离别无常之悲慨陷入极深,而欧阳修却于末两句突然扬起豪兴。
“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末两句是说,啊,此时只需要把满城牡丹看尽,你与我同游相携,这样才会少些滞重的伤感,淡然无憾的与归去的春风辞别。
这种豪兴正是欧阳修词风格中的一个最大的特色,也是欧阳修性格中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欧阳修这一首《玉楼春》词,明明蕴含有很深重的离别的哀伤与春归的惆怅,然而他却偏偏在结尾中写出了豪宕的句子。在这两句中,不仅其要把“洛城花”完全“看尽”,表现了一种遣玩的意兴,而且他所用的“直须”和“始共”等口吻也极为豪宕有力。然而“洛城花”却毕竟有“尽”,“春风”也毕竟要“别”,因此在豪宕之中又实在隐含了沉重的悲慨。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论及欧词此数句时,乃谓其“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致,所以尤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