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分三段。
第一段，交代边境的紧张形势和刘礼、徐厉、周亚夫的三军驻地。
第二段，写汉文帝劳军的经过，重点写了汉文帝在细柳营被挡的一段史实，表现了周亚夫治军之严。
第三段，写劳军后汉文帝的深明大义和对周亚夫的赞叹。全文赞扬了周亚夫忠于职守、治军严明和不卑不亢、刚正不阿的品格，同时也体现出汉文帝的深明大义和知人善任。
汉文帝亲自劳军，到了霸上和棘门军营，可以长驱直入，将军及官兵骑马迎送。而到了细柳军营，军容威严，号令如山，即使皇上驾到，也不准入营。作者以对比、反衬的手法，生动地刻画了一个治军严谨、刚正不阿的将军形象。“细柳”也成了后人诗文中形容军中常备不懈、军纪森严的常用典故。
文章重在刻画周亚夫这个人物形象，但直接描写周亚夫的地方并不多，而是把大量笔墨用在霸上、棘门军与细柳军的对比上，用在描写细柳军的严明军纪上。这些侧面描写有力地烘托了周亚夫这个人物形象，如：细柳军将士言必称“将军令曰”、“将军约”，人物虽未出场，却已令人感受到其“真将军”的威严和风范。两处对周亚夫的正面描写虽着墨不多，却如画龙点睛，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作者并没有过多地正面描写周亚夫的言行，而是通过描写汉文帝慰劳军队将士这一场面，把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借助对比衬托的手法，鲜明地展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
文中周亚夫“真将军”的风范是通过多次对比体现的。通过汉文帝慰劳守军的故事，表现了周亚夫的忠于职守和治军严明。先写汉文帝到霸上和棘门军营的情况，与后面写汉文帝在细柳军营遇到的情况作对比，突现细柳军营军纪严明。再一处对比是：天子在霸上和棘门军中策马驱车“直驰入”；而在细柳军营，“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由此可以看出，周亚夫治军有方，令行禁止，即使天子也不得不遵从。第三处对比是：天子到霸上和棘门军营时，“将以下骑送迎”，众将士受宠若惊，竭尽逢迎之能事以讨好汉文帝；而周亚夫却“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相比之下更显出周亚夫恪尽职守、刚正不阿的性格特点。
该词上片回忆往事，抒写了词人与妻子之间的回忆。下片描写周围的景象，表达了词人内心的悲痛之情。全词借景抒情，将词人内心的哀愁与对妻子的无比怀念之情表达地淋漓尽致。
“点滴芭蕉心欲碎，声声催忆当初。”窗外雨滴落在芭蕉上的声音，仿佛是在敲打着词人不眠的思绪。从前伊人对镜梳妆，娇颜正好。即使相偎临窗看雨，亦难掩蜜意浓情。但如今却是夜雨迷离，孤枕难眠。那一声声雨打芭蕉，直将人带进那无尽的回忆中去。
“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这无尽的夜雨，正似那无尽的愁丝落入心间。那些深深浅浅的忧伤，仿佛总是。追逐人的心灵，就如这雨打芭蕉声，让人无法逃避。一点一滴尚可以承受，但雨中的千滴万点却无法承受。即算是干滴万点，一时一刻倒也罢了，而这月月年年常年不息的哀苦，难以承受。容若心中的那种哀婉深痛，可想而知。
“欲眠还展旧时书。鸳鸯小字，初记手生疏。”旧时书，不是指书籍或书信，而是指当初爱人所临摹的书法本子。这一句承首句而来，无眠时回忆往事，不由得又展开她昔日所临的小字书卷。睹物思人，那清秀的笔迹，一如伊人的容颜。一握柔荑，手有余香。当初的温馨景象仍然历历在心中，但那个沉静柔婉的人儿，却已经不知去向了。从前的每时每刻，每一个场景，在心间一一闪现。她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恍惚间都还在眼前。或许，从见到她的第一眼开始，那个身影就已经在容若心中生根发芽，再也无法挪开。
旧时书一页页翻过，过去的岁月一寸寸在心头回放。缃帙乱，似纳兰的碎心散落冷雨中，再看时已泪眼婆娑。“胭脂泪，留人醉”，就让眼前这一半清醒一半迷蒙交错，梦中或有那人相偎。
这一阕所描写的，是日常生活情景。用词也简净，用"点滴芭蕉心欲碎"形容全词的语风再贴切不过。本来雨夜怀人，就是一件让人伤感的事情。
芭蕉夜雨，孤灯幽窗，甚至是一些散乱的，翻过了以后还没有及时整理的书笺。但就是这样一帧一帧的画面不依次序的闪现，才会真实感人不是么？词家说意，说境，说界，意见起落分迭，却不得不赞成再高明的技巧都不及真切情感让人感觉生动辛辣。如果不投入情感，作品就无法生长繁衍，文字亦再美只是美人脸上的“花黄”，一拂就掉落在地了。
建安时代，由于曹操招贤纳士，文人群集于邺下(今河北省临漳县) ，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其时曹操忙于军政大事，曹植比较年轻，而曹丕和这些文人“出则连舆，止则接席” (曹丕《与吴质书》) ，一同切磋诗文，相处密切。因此，他便成为“邺下风流”的核心人物。在那文学繁荣、创作经验不断积累和交流的情况下，文学理论研究有了基础，曹丕的文学思想逐渐孕育成熟; 同时，作家们也急需理论指导，于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论《典论·论文》便应运而生了。
这篇评论一开始就指出文人的一种积习：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随即举例说明：傅毅与班固相比，文才相差不远，在“伯仲于间”，但是班固却小看傅毅，嘲笑傅毅写起文章来没完没了，不能很好地驾驭文字。作者在举这个事例时，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叙述中寓批评于意。接着，文章分析“文人相轻”的原因，指出人们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而文章并非只有一种体裁，能把各种体裁的文章都写得很好的人是少有的，所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看问题的片面性造成了“文人相轻”。文章在分析了“文人相轻”的原因于后，又举出一个谚语来说明问题，“里语曰： ‘家有弊帚，享于千金。’ 斯不自见于患也。”作者指出，这是看不见自己短处的弊病。文章至此为第一段。在这一段中，批评“文人相轻”，先说那些文人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再说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短处，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交错论述，只寥寥数语，就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不过，曹丕论文，为什么首先批评“文人相轻”的积习呢? 因为这种积习，妨碍相互研究和取长补短，不利于文学的繁荣。而在曹丕看来，文章是“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所以对于这种妨碍文学繁荣的“文人相轻”的积习，一开始就提出批评。
第二段开始，遂举出建安七子。曹丕认为这“七子” “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就是说他们无所不学，为文不因袭别人，能够创新。又说他们都自以为是能日行千里的良马，仗着自己的才能，步伐一致地并肩驰骋，以这样的情况而能互相佩服，诚为难能可贵的了。这是称赞“七子”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文章在上一段批评了 “文人相轻”的积习，这一段接着称赞“七子”能互相佩服的风范。一批评，一赞扬，作者的目的都在于培养一种良好的文坛风气，使文人能更好地互相尊重，互相切磋，互相学习，以促进文学的发展，来为“经国”服务，并求得“不朽”。至于作者自己，他认为是能“审己以度人”的，即能够看清自已再去衡量别人，所以能够避免“文人相轻”的积习，而平心地写出这篇《论文》。我们从这一段和上一段的对照中可以看出，作者是要改变“文人相轻”、“弊帚自珍”的积习，而代于以“审己以度人”的态度来公正地评论作家。“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于匹也。”作者指出，王粲擅长于写辞赋，徐干的辞赋常有齐地舒缓于气，但是仍可以和王粲相媲美。接着举出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四篇辞赋以及徐干的《玄猿》、《漏巵》、《圆扇》、《橘赋》四篇辞赋为例，说明即使是辞赋名家张衡和蔡邕的作品也没能超过它们。这是很高的评价。不过，作者随即指出： “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王粲和徐干对于其他体裁的文章，就不能象辞赋那样写得好了。这里对王粲和徐干的评论，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琳、瑀于章表书记，今于隽也。”对于陈琳、阮瑀，作者指出他们的奏章、表文、书信于类，是当今写得最出色的。至于别的文章如何呢?作者没有说，但不言而喻。这里同样是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不过长处实写，短处虚写，以实带虚，言约意密，在修辞上是很高明的。“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 对于应玚和刘桢的评价，从他们的文章风格着眼，各用四个字来概括其特点，兼及长处和短处，语言也极其凝练。“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对于孔融，作者说他禀性和才气都很高妙，有超过别人的地方; 但不善于写理论文章，辞藻胜于说理，还常掺杂一些嘲戏的词句。这里对嘲戏于辞的批评，是有历史背景的，最明显的就是建安九年曹操破袁绍后，让曹丕娶了袁绍的儿媳甄氏，孔融遂写信给曹操，说： “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嘲讽曹操。不过作者在指出孔融的短处后，接着说，至于孔融那些写得好的文章，是可以和扬雄、班固的文章相匹敌的，仍坚持全面地看一个作家。至此，论文的第三段结束。在这段评论中，曹丕力求用全面的观点、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七子”。从“七子”现存的文章来看，曹丕的这段评论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或者还有些私人关系上的原因，曹丕对“七子”的评论，也还不免有偏颇于处。例如对孔融的评价就难免夹杂一些成见。据史载，孔融起初与曹操交好，后来“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后汉书·孔融传》)对于把文章看成“经国于大业”的曹丕来说，孔融的政治态度，当然会引起他的不满。再加上为娶甄氏的事，孔融嘲讽曹操，曹丕当然也很难堪。所以，对孔融的评论，虽力求全面，终也难免有些成见和偏颇。正如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至于他对孔融，就称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辞’ ，不免有些微辞了。”曹丕在这一段中，初次提出了文气问题，接触到文章风格和人的关系 (即与作家气质的关系)，这是在曹丕于前不曾有人谈到过的，对后来文论的发展影响很大。
第四段开头，文章遥承第一段意脉，指出文学批评者的两种错误态度：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接着再遥承“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意脉，进一步论述：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于者偏也; 唯通才能备其体”。作者说明，文章的本源相同，支流各异，就是说既有共性，又有不同文体的特殊性。由此提出四科八目的文体论，认为奏议要典雅，书论要有条理，铭诔要崇尚真实，诗赋要辞藻华丽。这“四科”不同，作家的所长只偏于某些方面，只有具备各方面才能的人，才能掌握所有的文体。“通才”当然是很少的，所以，“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是不对的。曹丕把文体分类，虽非首创，但是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把文体分得更细密了。他对各体的特点和要求的论述，虽然还不完全恰当和周密，但对我国文体论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是一个里程碑。在曹丕于前，人们对文章的认识，重在本;曹丕这种把本末结合起来的看法，推进了后来的文体研究。桓范的《世要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里的文体论，都是这篇《论文》中文体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段既照应上文，又阐述了对文体的新鲜见解。笔法上不脱不黏，摇曳生姿。
文体各有特点，作家通常只长于某些方面，那么，为什么偏偏只长于此而不长于彼呢?曹丕在文章第五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以气为主。气于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认为，文章如何，主要在于作家的才气。俊爽超迈的阳刚于气和凝重沉郁的阴柔于气是有分别的，不是用力勉强可以达到的。他接着举例说：譬如音乐，曲调虽然相同，节奏法度也一样，但是运气行腔不一致，人的素质有巧有拙，即使父兄具备了这样的才能，也不能转移给自己的子弟。曹丕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提出“风格即人”的命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过分强调了气质、个性、风格的天赋性，甚至说“不可力强而致”，这就陷入了“先天决定论”的泥潭。尽管如此，曹丕的文体论却启发了后来许多人去研究，对推动文艺批评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最后一段，作者先郑重指出： “盖文章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这是本着致用的精神强调了文学的价值。在曹丕的时代，文学本来还包括哲学、历史等著作，而以“文章”来称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汉末的大动乱，使封建秩序遭到重大破坏，儒家思想的支配力量大为削弱，于是，文学从经学的支配下解脱出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曹丕抛弃前人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可以为“经国”服务，写得好的可以“不朽”。这种对文学的独立地位和重大作用的认识，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曹丕是提出文学价值的第一人。”但曹丕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强调尚有过分于处。接着，曹丕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指出人的寿命有终了的时候，荣乐也只限于自己的一身，这两者都有一定的期限，不如文章能永远流传。可见文章的价值真是“不朽于盛事”。他鼓励文人们说： “是以古于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于辞，不托飞驰于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就是说古代作者从事写作，把见解表现在文章里面，就无须乎借助良史的文辞，无须乎依托权贵的势力，而名声自然流传于后世。这些话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从事文学写作有这么大的意义，是不是所有文人都努力写作呢?曹丕说： 西伯被囚禁而推演易象作卦辞，周公旦显达而作《周礼》，不因穷困就不著作，也不因安乐就改变著作的意图。因此，古人轻视尺璧而重视寸阴，害怕时间流逝。可是，人们大都不肯奋发努力，贫贱时惧怕饥寒，富贵时纵情享乐。于是就只经营眼前的事务，而丢掉了千载不朽的功业——做文章。这里通过两种写作态度的对比，作者表现出他对前者的热情赞扬和对后者的强烈不满。随后，作者深有感慨地写道： “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于大痛也! ”曹丕简直是在大声疾呼，催促文人们抓紧时间，努力写作。末了，更以孔融等人已经逝世，唯有徐干著有《中论》，能够成一家于言的事例，说明抓紧有生于年努力写作的重要性。笔端带着感情，使人在觉得言于有理的同时，更受到情感的感染。
纵观全文，我国文学史上关于文学批评的几个重大问题： 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等等，都已涉及到。虽然曹丕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恰当，而且对问题的论述仅仅是“略引端绪”，但它毕竟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奠基作用，对后代的影响是深远的。
《文心雕龙·才略篇》评论魏文(曹丕)于才说： “乐府清越，《典论》辨要。”用“辨要”二字来概括这篇文章的内容和语言特点，是非常准确的。
这是一首唱和之作。原诗题意不过是在淮河上航行遇到了顺风，和作好在能另辟新境，立意高远。
首二句意境阔大，感情奔放，“浩荡”写水势盛大，“清淮”写水色澄碧，“天共流”写水天相接，因天色清明，故水天一色，舟中人视之，如水天共流。在这个雄浑的背景上，一一叶扁舟正乘长风破万里浪，驰向远方的故乡。诗人按照唱和诗的习惯，非常巧妙地以“浩荡清淮”和“风送归舟”点了题，同时抒发了顺风乘舟的快感和豪放轩昂的胸怀。
后两句描写浪漫的想象。诗人发愁，因为晚上船不得不停泊在狭窄而吵闹的小港口。结尾笔锋一转，顿生豪情。但愿乘长风万里，破白浪滔滔，驰入无边无际的茫茫大海，只有在这浩渺辽阔的天地中，诗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自在。全诗现实的描绘和浪漫的想象紧密结合，相辅相成，感情层层推进，一泻千里，表层流露的是乘风破浪之快意，而深层表达的则是诗人豪迈壮阔的情怀。迹其生平，诗人数次上书朝廷，于朝政无所回避，疾愤群小，屡为佞人所冤陷，其“愤懑之气，不能自平”，故有“吹入沧溟始自由”之想，意即冲破一切人为羁绊，求得个性充分自由的发展。诗人就是这样借江流天地、长风万里、沧溟浩渺来抒写自己豪迈不羁，壮志凌云的自由之情。综上所析，宦海浮沉，人生苦短，诗人不管是贬官降职，流放他乡，还是为人构陷，壮志未酬，不管是路遇不平，前途凶险，还是思有郁结，心灵不展，他们都能够在观照自然，神游天地的审美愉悦中解除痛苦，超越自我。是天地山川赋予他们包容万象的博大胸怀，是江河湖海赋予他们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是自然造化赋予他们自由奔放的生命激情。
二、四句明显具有寄托和象征意义。苏舜钦政治上倾向于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多次上书言政，反遭保守派诬陷，而时发其愤闷于歌诗。这首诗在痛快淋漓地描述顺风乘舟情景的同时，一吐胸中的不平之气，表达了对保守派群小的蔑视和对高远理想的追求，显露出诗人高洁的人格和兀傲不群的个性。
《小雅·菀柳》是一首揭露王者暴虐无常，诸侯皆不敢朝见的诗。全诗共分三章，每章六句。
第一章开头以“无菀者柳，不尚息焉”这个略显突兀的比拟句传达诗人强烈的愤懑之情，同时也让读者产生追究缘由的欲望：为什么茂密繁盛的柳树下，诗人却劝戒人们不要去憩息呢？诗人言在此而意在彼，接下来的两句述说缘由：“上帝甚蹈，无自昵焉。”意思是：大王虽然如同大树，可以乘凉，可是他暴虐无常，不可亲近，否则自招祸殃。“俾予靖之，后予极焉。”意思是：当初大王请我一起谋国事，如今莫名其妙受责罚。这是诗人现身说法，把与暴君共事的种种险恶表述无遗。整章诗或比拟，或劝戒，或直白，但都以“焉”字结句，呼告语气中传递着诗人的无限感慨和怨恨。
第二章诗意与第一章相似，在反覆咏叹中进一步强化了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诗人不可遏制的怨怒之气喷薄而出，却又不是尽情宣泄而后快，比拟中无双关，呼告中无托讽，虽是直言却用曲笔，以弦外之音感动读者，使议论中多了一点诗味。
第三章在前两章感情积蓄的基础上，由劝戒性的诉说转向声泪俱下的控诉，整章一气呵成，“无鸟高飞，亦傅于天”，意谓：再高飞的鸟也以天为依附。“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意谓：为什么难以预测彼人之心可能到达的极限呢？“曷予靖之，居以凶矜？”意谓：为什么当初用我谋国事，现在又让我遭凶恶？诗中鸟儿高飞是平和的比拟，逆向的起兴。从平淡中切入，渐入情境，最后以反诘句“曷予靖之，居以凶矜”作结，单刀直入，让人眼前凸现出一位正在质问“甚蹈”的“上帝”的受难诗人形象，诗人怀才不遇的悲愤、疾恶如仇的性情和命途多舛的遭遇都化作这句“诗眼”，给读者以震撼心魄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