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是一首赠友诗。全诗写情多于写景。此诗前四句全是写情，隐含着诗人伟大抱负不能实现的矛盾苦闷心情。颈联写隐逸生活的情趣，情景浑成，物我两忘，以动写静，为高人达士作了传神的写照。末联是即景悟情，以问答形式作结，故作玄解，以不管作答，含蓄而富有韵味。全诗着意自述“好静”之志趣，写自己对闲适生活的快意，并表示自己对天地间的大道理有所领悟，已经能超然物外，从表面上看似乎很达观，但从诗意中，还是透露出一点点失落、苦闷的气息。

　　诗开头就说“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描述了晚年唯好清静、万事皆不关心的心态，看似达观，实则表露出诗人远大抱负无法实现的无奈情绪。说自己人到晚年，唯好清静，对什么事情都漠不关心了，乍一看，生活态度消极之至，但这是表面现象。仔细推求起来，这“唯好静”的“唯”字大有文章。一是确实“只”好静。二是“动”不了才“只得”好静。三是显示出极端消极的生活态度。既不写中年、早年“唯好静”，却写晚年变得“唯好静”，耐人寻味。如细细品味，不难发现此中包含着心灵的隐痛。

　　颔联紧承首联，“自顾无长策”道出诗人理想的破灭和思想上的矛盾、痛苦，在冷硬的现实面前，深感无能为力。既然理想无法实现，就只好另寻出路。入世不成，便只剩下出世一条路了。亦即跳出是非场，放波山水，归隐田园，“空知返旧林”。一个“空”字，包含着几多酸楚与感慨！此两句亦透露了一个中年消息。王维此时虽任京官，但对朝政已经完全失望，开始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正是他此时内心的真实写照。

　　王维早年，怀有政治抱负的雄心，在张九龄任相时，他对现实充满希望。然而，没过多久，张九龄罢相贬官，朝政大权落到奸相李林甫手中，忠贞正直之士一个个受到排斥、打击，政治局面日趋黑暗，王维的理想随之破灭。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既不愿意同流合污，又感到自己无能为力。“自顾无长策”，就是他思想上矛盾、苦闷的反映。他表面上说自己无能，骨子里隐含着牢骚。尽管在李林甫当政时，王维并未受到迫害，实际上还升了官，但他内心的矛盾和苦闷却越来越加深了。对于这个正直而又软弱、再加上长期接受佛教影响的封建知识分子来说，出路就只剩下跳出是非圈子、返回旧时的园林归隐这一途了。“空知返旧林”意谓：理想落空，归隐何益？然而又不得不如此。在他那恬淡好静的外表下，内心深处的隐痛和感慨，还是依稀可辨的。

　　颈联写的是诗人归隐“旧林”后的通送适意。理想落空的悲哀被“松风顾解带，山月照弹琴”的闲适所取代。摆脱了仕宦的种种压力，诗人可以迎着松林清风解带敞怀，在山间明月的伴照下独坐弹琴，自由自在，悠然自得。然而在这恬淡闲适的生活中，依然可以感受到诗人内心深处的隐痛和感慨。诗人肯定、赞赏那种“松风顾解带，山月照弹琴”的隐逸生活和闲适情趣，实际上是他在苦闷之中追求精神解脱的一种表现。这既含有消极因素，又含有与官场生活相对照、隐示厌恶与否定官场生活的意味。

　　“松风”、“山月”均含有高洁之意。王维追求这种隐逸生活和闲适情趣，说他逃避现实也罢，自我麻醉也罢，无论如何，总比同流合污、随波逐流好。诗人在前面四句抒写胸臆之后，抓住隐逸生活的两个典型细节加以描绘，展现了一幅鲜明生动的形象画面，将“松风”、“山月”都写得似通人意，情与景相生，意和境相谐，主客观融为一体，这就大大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

　　尾联诗人借答张少府，用《楚辞·渔父》的结意现出诗人企羡渔父悠然独居，不问人间穷通。歌入浦，以不答为咎，合不尽之意于言外。“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用一问一答的形式，照应了“酬”字；同时，又妙在以不答作答：若要问我穷通之理，我可要唱着渔歌向河浦的深处去了。末句含蓄蕴藉，耐人咀嚼，似乎在说：世事如此，还问什么穷通之理，不如跟我一块归隐去吧！又淡淡地勾出一幅画面，用它来结束全诗，可真有点“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的“神韵”。王维避免对当世发表议论，隐约其词，似乎在说：通则显，穷则隐，豁达者无可无不可，何必以穷通为怀。而联系上文来看，又似乎在说：世事如此，还问什么穷通之理，不如跟我一块归隐去吧！这就带有一些与现实不合作的意味了。

　　从表面上看，诗人显得很达观。可是，这种对万事不关心的态度，正是一种抑郁不满情绪的表现，字里行间流露出不得已的苦闷，说明了诗人仍然未忘朝政，消沉思想是理想幻灭的产物。“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两句含义是非常深永的。他没有回天之力，又不愿同流合污，只能洁身隐遁。他又故意用轻松的笔调描写隐居之乐，并对友人说“君问穷能理，渔歌入浦深”，大有深意，似乎只有在山林生活中他才领悟了人生的真谛，表现出诗人不愿与统治者合作的态度，语言含蓄有致，发人深思。诗的末句又淡淡地勾出一幅画面，含蓄而富有韵味，耐人咀嚼，发人深思，正是这样一种妙结。

　　中唐宰相权德舆有诗《八月十五日夜瑶台寺对月绝句》：“嬴女乘鸾已上天，仁祠空在鼎湖边。凉风遥夜清秋半，一望金波照粉田。”据宋·宋敏求《长安志图》所绘的唐太宗昭陵图，在陵域范围之内，有“瑶台寺”、“广济寺”、“澄心寺”、“百城寺”、“舍卫寺”、“升平寺”、“证圣寺”、“宝国寺”等。又据《金石萃编》记载：“瑶台寺，则《昭陵图》有之，在昭陵之西、澄心寺之南也。”据今考古，瑶台寺在昭陵西南十八里处。此诗当是权德舆于昭陵所写。查其诗中之意，则与某位公主有关。

　　“嬴女乘鸾已上天”。“赢女”，指秦穆公之女弄玉。萧史教弄玉吹箫引凤，后来二人乘凤鸟而去。此句以弄玉成仙比喻公主去世。

　　“仁祠空在鼎湖边”。“仁祠”，明·杨慎《艺林伐山·仙陀》：“佛寺曰仙陀，又曰仁祠。”在此当指瑶台寺。“鼎湖”，本为古代传说黄帝乘龙升天处，后借指帝王。如清·吴伟业《圆圆曲》“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此句指公主死后，空留下瑶台寺在唐太宗的昭陵旁边。

　　“凉风遥夜清秋半”。此句扣题，点明写诗之时是凉风习习的八月十五日月夜。

　　“一望金波照粉田”。“金波”，月光。“粉田”，脂粉田，即公主的汤沐邑。此句再次点明季节，及瑶台寺与公主的关系。

　　全诗大意：公主不幸去世了，只留下瑶台寺还在昭陵旁边。今天晚上正值凉风习习的八月十五日清秋月夜，明亮的月光照着这座用公主的汤沐所得造的寺庙

　　那么，此诗中提到的公主是谁呢？

　　此诗既然写于昭陵，则公主当是唐太宗的姐妹或者女儿。查《新唐书·公主传》，唐太宗的姐妹与女儿中，葬地与佛寺有关者有二：一、比景公主，始封巴陵……显庆中追赠，立庙于墓，四时祭以少牢。二、晋阳公主……因诏有司簿主汤沐余赀，营佛祠墓侧。又据宋·赵明诚《金石录·卷三》：“第五百九十三，《唐瑶台寺碑》：许敬宗撰，诸葛思祯正书。贞观十八年。”则至迟到贞观十八年，瑶台寺就已经存在，则此庙与比景公主无关。再据《新唐书·公主传》，“因诏有司簿主汤沐余赀，营佛祠墓侧”，与“粉田”之意正合，则晋阳公主的葬地极可能就在瑶台寺附近。

　　当然，瑶台寺在昭陵西南十八里，算是很外围了，比起同母姐妹们，离昭陵主峰似乎太远，不符合晋阳的身份。其实，这是有原因的。当时认为女子未及笄而亡的有戾气，不能葬在家族墓地，只能葬在佛寺中，用佛法化解戾气。所以二凤在昭陵边修佛寺，并且把小犀牛葬在那里，其实已经是在打擦边球，没办法再近了。

　　在封建社会中，有一种很普遍的社会现象：小家女子一旦嫁给豪门阔少，便由贫贱之身一跃而为身价百倍的贵妇人，恃宠享乐。娇贵异常；而不遇之女，即使美颜如玉，亦不免终生沦于贫贱境地。此诗所写，盖为此而发，而其所蕴含的意义却超越了诗中所写事实本身，从而使这首诗的诗意具有了很大约外延性。或谓伤君子不遇，或谓讥刺依附权贵的封建官僚，或谓慨叹人生贵贱的偶然性，都能讲得通。

　　全诗可分为两部分。前十八句为第一部分，构成了这首诗的主体，塑造了因遇而骤得富贵的“洛阳女儿”这一艺术形象。开头两句对“洛阳女儿”略作介绍。以冷语发端，自含鄙夷之意。下面两句说她的丈夫骑着宝玉络头、毛色青白相间的高头大马，她的侍女为她献上满盈金盘的鲤鱼片。一为侧笔映衬，二为正面描写，一虚一买，“洛阳女儿”的身价和地位显示出来了。一个普通的小家女子，朝夕之间竟身价百倍，原因就是嫁给了一位颇有身份的“良人”。遇者则贵、不遇者则贩的人生感慨，暗暗含在其中。“画阁”以下四句，写“洛阳女儿”住在红桃绿柳竟相掩映的画阁朱楼，出门坐的是用罗帷遮护的七香车，回来的时候，用宝扇遮面，被接入九华帐里。至此，“洛阳女儿”的饮食起居已见一斑。“狂夫富贵在青春”到“不惜珊瑚持与人”，连续驱使典故，插入对其丈夫的描写;结构上照应上文“良人”一句，将诗意补足。其夫正当青春年华，身享荣华富贵，意气骄奢，甚于晋代巨富石崇；丈夫亲自教她跳舞，其怜爱之情，一如刘宋汝南王之干爱妾碧玉。“不惜珊瑚持与人”，用石崇与王恺斗富一事，将“良人”骄奢豪富之态现于纸上。这里所描写的是“狂夫”之相，但细玩诗意，却是借“狂夫”之相，以形“洛阳女儿”的娇贵之态，貌似游离实则还是为写“洛阳女儿”而驱使笔墨的。随后，顺接上面的“自怜碧玉亲教舞”句意，迤逦而下，正面描写“洛阳女儿”在九微灯约光晕里，在雕花的连环形窗下，通宵达旦，歌舞不休。这里特别点染了灯花燃尽而扑窗乱飞的一个细节，暗示“洛阳女儿”通宵沉醉于狂歌狂舞中，直到天亮，九微灯才熄灭，这里以九微灯入诗，无异是把“洛阳女儿”与王母同化为一体了，从而为“洛阳女儿”披上了一层高贵的外衣。其富贵之相，借典故婉然传出。“戏罢曾无理曲时，妆成只是熏香坐”，写“洛阳女儿”戏乐已毕，无暇练习曲子；打扮好了，依炉熏香而坐。“坐”字，仿佛见其慵懒之态和空虚无聊的贵族生活。下面又拓开一层，写“洛阳女儿”出入贵戚之家，奔走权门之内，虽语不涉讽，但讽意存焉。

　　诗的最后两句为第二部分。诗人把笔锋猛地一转，描绘出一幅貌似孤立实则与上文融浃为一的越女浣纱的画面。美颇如玉的越国女子西施，在她未遇之时，身处贫贱地位，只好在江边漂洗罗纱。“谁怜”二字，一贯到底，造成快速的节奏和奔流的诗意，表达了诗人对不遇者的深切同情。其中也不乏感愤不平之气。

　　全诗描写了两种人物形象，一贵一贱，一奢靡，一穷困，各成独立的画面，却又相反相成地统一于全诗中。写法上，前一部分以繁笔铺张扬厉，穷形尽相；后一部分以简笔淡然点染，意到即止。一繁一简，繁简各宜。诗中有讽刺，有同情，有慨叹，而这又深深地隐蔽在文字背后。

　　谢灵运的山水诗《入彭蠡湖口》作于作者赴临川（治所在今江西省抚州市）內史任的途中。彭蠡湖，即江西鄱阳湖。湖口，指鄱阳湖与长江的交接处，在今江西九江市附近。据《宋书·谢灵运传》载，谢灵运受到朝廷的猜忌，不得已赴临川作官。心情很不好，这在诗中有所流露。诗中有情、有景，也有议论，总的是写自长江入彭蠡湖口时的所见所感。但所写的，有的并不是实写，而是带有想象的成分，如诗中提到的“石镜”、“松门”，其地理位置既不是在一处，而且与彭蠡湖口都有相当的距离，不可能刚入彭蠡湖口时见到。因此可以这样推断：作者乘舟至彭蠡湖口时可能并未下船，诗中所写的都是船行中的所见、所感。

　　诗的前四句是综述自己入彭蠡湖口前的旅途经历：“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头两句是说，自己乘舟远行，日夜住在船上，既疲倦，又感到厌倦（注意，这种心情同作者的政治处境不佳有关），而舟行途中所遭遇的风潮，是难以一一的说明的。

　　后面两句，是解释为什么“风潮难具论”。“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回：水转的意思。圻岸：曲曲折折的江岸。这两句说，沿途风急潮猛，浪潮遇到洲岛，顿时分流回绕过去，随后又汇流而下；浪潮一次次冲击着江岸，又一次次的倒折而来，奔腾向前。风潮的这种情状经常重复、变幻，所以说“难具论”。

　　接下四句，是追述沿途的景色：“乘月听哀狖，浥露馥芳荪。”这两句是写夜景。狖：黑色的长尾猿。浥：湿润。馥：香气。这里用作动词，指闻到香气。芳荪：泛指香草。这两句说，在清朗的月光下，聆听两岸猿类凄婉的叫声；在湿润的夜露中，饱吸着芳草的馨香。

　　“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这两句是写白天的景色。是说，春末的原野上铺展着秀丽的绿色，高高的山岩上屯聚着一朵朵白云。这两句诗是传诵的佳句，颇有新意。时间（春晚）与空间（岩高），远处（绿野）与近处（白云）相对仗，色彩鲜明而谐调，相互映衬，把一幅明媚的春光图展现在读者面前。

　　以下两句，是由写景到抒情、议论的过渡，总结他是百感交集来渡过旅途中的日日夜夜的：“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前、后两句基本上是一个意思，是说，舟行江上，游览沿途景致，思绪万千；从早到晚，浮想联翩。

　　接下两句，是说自己还要背负着这“千念”、“万感”去“照石镜”、“入松门”：“攀崖照石镜，牵叶入松门。”石镜，《水经注·庐山水》说，庐山东面有一尊高悬于峭壁上的圆石，能清晰照见人影，故名。其位置当在彭蠡湖口往南若干公里处。松门，山名，在江西昌都县附近，即由石镜再往南很远的地方。顾野王《舆地志》说：“自入湖（按，即鄱阳湖）三百三十里，穷于松门。东西四十里，青松遍于两岸。”这两句的意思是：我将攀上高高的悬崖，去照一照石镜；我将沿湖而行，拉着松叶直抵松门山。

　　以下八句，是作者“千念”、“万感”的具体内容。可分为三层。第一层：

　　“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三江：指长江自彭蠡湖分为三条江水，东流入海。传说大禹曾疏治三江。九派：长江在湖北、江西一带，因以就九派称这一带的长江。《文选·郭璞·江赋》：“流九派乎浔阳。”李善注：“水别流为派。”理：玄理。古代认为“三”、“九”这类数字含有玄理。这两句说，关于大禹疏治三江的传说已成为往事，关于长江分成九派的玄理也难以推究明白。在作者的迷惘中，也掺杂深深的慨叹。

　　第二层：

　　“灵物吝珍怪，异人秘精魂。金膏灭明光，水碧辍流温。”金膏：传说中的仙药。水碧：一种玉。这四句是说：江湖中的灵怪神异，因吝惜其珍怪之相，而秘藏其精神魂魄。金膏不再发光，水碧不再变温润。作者以灵物、异人不出，金膏、水碧不现来隐喻贤者的归隐。也表现出作者的消沉。

　　最后一层：

　　“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顿。”《千里曲》：曲名，即“千里别鹤”。蔡邕《琴操》说：“商陵牧子娶妻五年，无子，父兄欲为改娶，牧子援琴鼓之，叹别鹤以舒其愤懑。鹤一举千里，故名千里别鹤也。”弦绝：曲终。这两句的意思是：我枉自弹奏了一曲《千里别鹤》，本想借此消忧，谁知曲罢却像商陵牧子一样，思念之情愈加强烈了。作者的“千念”、“万感”郁积在心，至此却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入彭蠡湖口》表现了大谢诗作的新进境。观谢集，大抵在公元422年（永嘉三年）三十八岁前，他的诗作留存既少，风格也较多承建安（如《述祖德诗》）、太康（如《九日从宋公戏马台》诗）之绪，尚未形成明显的独特风格。永嘉之贬后直至二番归隐的将近十年间，他以幽愤之情合山水清音，确立了其山水诗鼻祖的崇高地位。他善于于清森的物象交替中将感情的变化隐隐传达出来，意脉贯通，夭矫连蜷，而炉锤谨严，曲屈精深，典丽精工。但是针法时嫌过细，状物时嫌过炼，使典时嫌过直，理语时嫌过多，读来时有滞重之感，而缺少后来杜甫、韩愈等人那种大开大合，变化洒脱的气魄。这个弱点在二次归隐时某些篇章中有所突破，但并不大。至此诗则已可显见杜、韩诗作的先兆，表现有三：

　　其一是边幅趋于广远。谢灵运先此之诗，所记游程较窄，虽然早已突破了汉人即事生情的樊篱，而总是借一地之景抒积郁之情，探玄冥之理，但毕竟边幅较狭，大气不足。此诗则以二十句之数，总揽入湖三百余里诸景，以少总多，边幅广远为前所未有，也因此显得比前此作品疏朗高远。

　　其次是笔致趋于跳荡；这不仅因为揽景大而纵横多；更因为泯去了前此诗作中的针痕线迹。“春晚”、“白云”一联之陡转逆接，空间传神，充分表现了这一进展。不仅打破了一景一情，转转相生的格局，在一节写景中即有几个感情层次，而且深得动静相生，浓淡相间，张弛得宜之效。这种跳荡又与其固有的谨严相结合，全诗倦、难并起，再由“难”生发展开，最后归到深一层的“倦”，更透现出倦中之愤。在这一主线中，又以“千念”、“万感”一联与“三江”、“九派”一联，一逆接，一顺转，作两处顿束，遂将跳荡之笔锋与严谨的组织完美地结合起来，这是后来杜、韩诗结构命笔的最重要的诀窍。

　　其三是景语、情语、理语更形融合：谢诗的理语，决非人们常说的“玄理尾巴”。他的理均由景中随情生发，这在前几篇赏析中已多次谈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未可厚非，也不失为一体。此诗的“理”则融洽得更好。全诗实际上都在说理之“难具论”，而直至“九派理空存”才剔明这一点，再以下写江景各句，景中句句用典，也句句有情含理，却完全由即目所见写出，无有痕迹。最后“弦绝念弥敦”一句更有无尽远思，味在酸咸之外。如果说先此的谢诗，多由情景生发归结到理，那末此诗已倒了过来，理已变成了情景表达的陪衬，显示了山水诗进一步脱略玄言影响的进程。

　　人们常说六朝诗至齐梁间的谢朓才初逗唐音。其实谢朓之影响唐人更多短制，且主要影响王维、孟浩然一脉；论到大篇的诸种艺术手段，与杜、韩一派的大手笔，初逗唐音的则非谢客莫属。

　　袁中道的一生仕途不顺，命运多舛，但其兼济天下的热情始终未减，《楮亭记》即是这样一篇论及作者处世哲学的小品文。

　　在第一段中，作者先提及自己欲在园中置一凉亭，然后通过问答的形式，驳斥了有人建议砍掉园中的楮树、改种松柏的建议。在问答之中，作者巧妙地赞誉了楮树的优点，并自然地引出了后文要论及的重点，也就是“材与不材”的问题。楮树“皮可为纸，子可为药，可以染绘，可以颒面”，却又“不中梁栋枅栌之用”。正因它不成材，所以不会被匠人看中；又因它有材，所以作者也不会移走它。作者认为正是因为楮树处于材与不材之间，所以才能够得以保全。

　　在第二段中，作者写了一段夏天的经历。酷暑时节“前堂如炙”，楮树丛生的地方却“水风泠泠袭人”。“其阴甚浓，植竹为亭，隐蔽层林，啼鸟沸叶”，在灼热和清凉的强烈对比中，楮亭俨然成了一间天然的凉亭。这段诗情画意的描绘，既点明了楮亭命名的由来，又将作者对楮树的感情熔铸了进去，情景交融，极富情趣。最后，作者对介于“材与不材之间”的楮树赐以“九锡”，这就不单单是在赞誉楮树，而是在借题发挥，宣扬作者的处世哲学。仔细回味文中那介于“材与不材之间”的楮树，子瞻作诗取之，作者也称其“深当予心”，甚至说道“设有他树，犹当改而植此”，想必读者也会对作者为楮树“名为不材实为佳木”的翻案之议大加赞赏，可以说，全文最后“赐以九锡”的点睛之笔为这篇记加入了深厚的内涵。木之用，不在栋梁；人之才，不唯伟业。作者将“九锡”这种中国古代皇帝赐给有殊勋者的礼器赐予楮树，是将树的灵魂与自己的人生信条合而为一了。

　　袁中道一生以自适为宗，却又被功名所牵绊。他的人生旅程既饱含着心酸的失意，也充满着对成功的期待。他的一生时时发出归隐山林的慨叹，却又无奈多次出山应对世缘。仕途的坎坷曲折，父兄的溘然离世，种种的一切，让他的心灵常常逃往山水之间。《楮亭记》一文的语言清新隽永，本色自然，既不乏清静悠闲的雅士生活的描绘，文字深处又饱含着一份失意和惆怅。楮非不材，人也必定不完全以功名论英雄，从袁中道的这份笔力深处的灼见和感喟，看来他一定是在材之辨的论说中寻求到了自己的精神高地和心灵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