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抒发离情别绪的作品。上阕从男主人公起笔,下阕则落在女主人公身上,两阕遥相呼应,如倾如诉。上阕描绘了男主人公的惆怅先是从描摹情态入手的,“怅望梅花驿”,是陆凯赠范晔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的典故,说欲得伊人所寄之梅(代指信息)而久盼不至,因而满怀惆怅:“凝情杜若洲”,取《楚辞·九歌·湘君》“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之意,欲采杜若(香草,也指信息)以寄伊人,却也无从寄去,徒然凝情而望。来鸿不见,去雁也难,终于,他从深思回到了现实:距离阻隔了一对情人,难以相聚。四个长短不一的句子,恰如一组逐渐推云的镜头,在令人失望的结局上定了格。
如果说男主人公的愁绪是悠长而缠绵的话,那么,女主人公的思念则显得炽热急切,字里行间,流露出思妇坐卧不宁百般无奈矛盾心理。“缄素”、“题红”两句用的是书信往来的典故,“远”、“秋”二字,巧妙地点出了她与情人之间音讯断绝的愁绪。最后,焦虑而痛苦的姑娘把唯一的希望寄托于伴着情人远行的江水,但愿它能带去她的思念,然而,那不肯回头的流水和着姑娘的失望、抱怨,最终使这段爱情以悲剧作结。不过留在读者记忆中的,不是悲悲切切的叙事,而是一首优美动人的恋歌。
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认为:“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无论是表述两人不能相见的痛苦,还是诉说那无边的思念,作者都写得含蓄蕴藉。如“香云低处有高楼,可惜高楼不云木兰舟”:“高楼”指女子居处,木兰舟代喻出游男子:“高楼”与“木兰舟”的距离点出了他们无法相见的残酷现实,“不云”一词用在这里,给人一种语尽意不尽的境界觉。全词没有一处用过“思”字,但字字句句却充满了思念之情,这表明作者遣词造句的艺术工底十分深厚,既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主旨,又保持了词的特点——清远空灵。
作者善于运用虚实结合的手法,使作品避免了平泛单调。如“梅花驿”、“杜若洲”都是虚指,但又与双方远隔,托物寄情密切相关,写女主人公无人传递书信所选用的“双鱼远”、“片叶秋”以及“江已东流”也都属虚拟,但却和她盼望与情人通信的现实十分吻合,这些虚实的统一,不仅有助于表达男女双方的真切情意,而且拓实了作品的意境,令人回味无穷。
作者运用典故也有创新,词中所用大多为常见的典故,但在作者笔下,别有一番情趣。如“双鱼”、“题红”两典的原意都形容书信传情,平安抵达对方手中,而作者却以“远”、“秋”二字平添了悲剧的韵味,颇有新意。
词中虽有典故,但却一样明白,“欲凭江水寄离愁,江已东流那肯更西流”两句,借鉴了白居易“欲寄两行迎尔泪,长江不肯向西流”和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却如同已出,毫无牵强附会之感,很妥贴地体现了主人公的思想和情感。
李之仪这首《卜算子》深得民歌的神情风味,明白如话,复叠回环,同时又具有文人词构思新巧、深婉含蓄的特点,可以说是一种提高和净化了的通俗词。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开头两句,“我”“君”对起,而一住江头,一住江尾,见双方空间距离之悬隔,也暗寓相思之情的悠长。重叠复沓的句式,加强了咏叹的情味,仿佛可以感触到主人公深情的思念与叹息,在阁中翘首思念的女子形象于此江山万里的悠广背景下凸现出来。
“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两句,从前两句直接引出。江头江尾的万里遥隔,引出了“日日思君不见君”这一全词的主干;而同住长江之滨,则引出了“共饮长江水”。如果各自孤立起来看,每一句都不见出色,但联起来吟味,便觉笔墨之外别具一段深情妙理。这就是两句之间含而未宣、任人体味的那层转折。字面意思浅直:日日思君而不得见,却又共饮一江之水。深味之下,似可知尽管思而不见,毕竟还能共饮长江之水。这“共饮”又似乎多少能稍慰相思离隔之恨。词人只淡淡道出“不见”与“共饮”的事实,隐去它们之间的转折关系的内涵,任人揣度吟味,反使词情分外深婉含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换头仍紧扣长江水,承上“思君不见”进一步抒写别恨。长江之水,悠悠东流,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休止,自己的相思离别之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歇。用“几时休”“何时已”这样的口吻,一方面表明主观上祈望恨之能已,另一方面又暗透客观上恨之无已。江水永无不流之日,自己的相思隔离之恨也永无销歇之时。此词以祈望恨之能已反透恨之不能已,变民歌、民间词之直率热烈为深挚婉曲,变重言错举为简约含蓄。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恨之无已,正缘爱之深挚。“我心”既是江水不竭,相思无已,自然也就希望“君心似我心”,我定不负我相思之意。江头江尾的阻隔纵然不能飞越,而两相挚爱的心灵却相通。这样一来,单方面的相思便变为双方的期许,无已的别恨便化为永恒的相爱与期待。这样,阻隔的双方心灵上便得到了永久的滋润与慰藉。从“此恨何时已”翻出“定不负相思意”,江头江尾的遥隔这里反而成为感情升华的条件了。这首词的结拍写出了隔绝中的永恒之爱,给人以江水长流情长的感受。
作者用江水之悠悠不断,喻相思之绵绵不已,最后以己之钟情期望对方,真挚恋情,倾口而出。全词以长江水为抒情线索,语言明白如话,句式复叠回环,感情深沉真挚,深得民歌的神情风味,又具有文人词构思新巧,体现出灵秀隽永、玲珑晶莹的风神。
太子晋时年15岁,慧有口辩。师旷反复问难以试其才,太子晋对答如流,使师旷深为佩服。师旷主要活动在晋障公(前572—前558)、晋平公(前557—前532)时代,略早于孔子。关于本篇,清人谢墉《卢文弨校定逸周书序》云:“若《太子晋》一篇,尤为荒诞,体格亦卑弱不振,不待明眼人始辨之也。”清人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则说:“窃疑此篇即师旷所自作,故通篇韵语,妙绝古今,诚一种佳文也。”两人的评价完全相反,去若天壤。仔细分析,谢氏所谓的“体格卑弱不振”,显然是有着先入为主的成见;而唐氏以之为师旷自作因而说“妙绝古今”,也是刻蔚台高的过誉之论。本篇非必师旷所作,而可能是战国时期瞍、矇一类人收集、改编有关师旷的传说而成。类似的材料在刘向编撰整理的《新序》与《说苑》中也有一些,如《说苑,建本》所载《炳烛》,《说苑,正谏》所载《五指之隐》,以及《新序-杂事一》所载《天下有五墨墨》等。从结构与语言特征来说,这些都与后来的俗赋极为相似,当是先秦两汉典籍中保留下来的先秦古赋。
作品开头一节叙述师旷聘周的原因,类似于后世赋中的序或话本中的“入话”。叔誉是舂秋中期晋国的大夫,他具有渊博的知识和随机应变的口才,可是他出使周朝却连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小孩子都对付不了,这显然是一种夸张的手法。
故事的主体部分围绕师旷的“五称”与太子晋的“五应之”展开,这是先秦时一种类似于五打三胜制的问答比赛,“五称”指提了五个问题。对于师旷的“五称”,太子晋都答得非常完满,解除了晋国的疑虑,使师旷不断“告善”“罄然”乃至跺起脚来:师旷束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师何举足骤?’师旷曰:‘天寒足跔,是以数也。’
其恢谐颇富有民间文学天真、浅显与滑稽的风格。之后,太子晋也向师旷提了五个问题,但其随机的设问,却使得师旷拙于应对,几乎辞穷,太子晋也由被动而主动,表现出了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儒雅风度。不过,作品的末尾,年轻的小王子问起了自己的年寿,却被告知“不寿”,他对此也已自知:“吾后三年上宾于帝所。”末尾“未及三年,告死者至”的结果令全文在令人怅然若失的哀婉气氛中结束,也弥漫着神异的色彩(参伏俊琏《俗赋研究》)。全篇充满了智慧、机趣与灵异,也富有小说的气息。
文章主体以主客问答形式写成,人物对话之外,描写情节发展的文字很少,只有“师旷曰””太子应之曰”一类简单的提示语。对话部分韵散间出,以四言歆语为主,并多排偶句式,辩词语言通俗,且押韵自然,这些者卩说明了它的口诵性质。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对话并不推动故事肩节的进展,而为的是表现人物的才智。问的一方尽量想难倒对方,而答方却应变自如,并且巧妙地让问对双方位置互换,开始新一轮的问难。所以,本篇就体制而言,显然受到民间论辩伎艺的启示,把它当作论辩类讲诵文学是名符其实的。而《太子晋》被周史载入史籍,证明它可能流传于贵族社会之中。有学者认为此篇是“文赋的同一类型”(程毅中《敦煌俗赋的渊源及其与变文的关系》);另有学者则更明确说“它其实是一篇窜入《逸周书》的战国古赋”,是“战国时的民间赋”(《逸周书的一篇战国古赋》)。
这里还要提到师旷的特殊身份。他是一位盲人,故篇中自称“瞑臣”(《说苑,建本》篇自称“盲臣”)。《庄子音义》引《史记》云:“师旷,冀州南和人,生而无目。”可知他就是《国语,周语》所记载的“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中瞽、瞍、矇之类,因而对历史典故非常熟悉。这就关系到先秦时期瞍、矇对于赋体文学的作用。所以又有学者说:“瞍矇的讽诵活动对赋的形成,尤其是文赋与俗赋的形成,起了推动的作用”(赵逵夫《读赋献拜》)。这是值得重视的。
此外,本篇写师旷与太子晋相互吟诗而且引诗,这种情况既符合“赋诗言志”的习惯,富有时秦代散特文征艺,也类似于《穆天子传》中周穆王与西王母作诗以抒情言志的情节。正因为如此,现代学者或将其看作古小说,如鲁迅谓此篇“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说”(《中国小说史略》);吕思迪则谓“颇类小说家言”(《经子解题》);胡念贻径以此篇为小说(《逸周书中的三篇小说》)。这既表明了文学早期文体未分时多种文体的相互滲透及其共生状态,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这篇古赋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
作者首先描述了抒情环境:夜气清新,尘滓皆无,月光皎洁如银。此种夜的恬美,只有月明人静之后才能感到,与日间尘世的喧嚣判若两个世界。把酒对月常是诗人的一种雅兴:美酒盈樽,独自一人,仰望长空,遐想无穷。唐代诗人李白月下独斟时浮想翩翩,抒写了狂放的浪漫主义激情。苏轼正为政治纷争所困扰,心情苦闷,因而他这时没有“把酒问青天”也没有“起舞弄清影”,而是严肃地思索人生的意义。月夜的空阔须秘,阒寂无人,正好冷静地来思索人生,以求解脱。苏轼以博学雄辩著称,在诗词里经常发表议论。此词在描述了抒情环境之后便进入玄学思辩了。作者曾在作品中多次表达过“人生如梦”的主题思想,但在这首词里却表达得更明白、更集中。他想说明:人们追求名利是徒然劳须费力的,万物在宇宙中都是短暂的,人的一生只不过是“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一样地须臾即逝。作者为说明人生的虚无,从古代典籍里找出了三个习用的比喻。《庄子·知北游》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古人将日影喻为白驹,意为人生短暂得像日影移过墙壁缝隙一样。《文选》潘岳《河阳县作》李善《注》引古乐府诗“凿石见火能几时”和白居易《对酒》的“石火光中寄此身”,亦谓人生如燧石之火。《庄子·齐物论》言人“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唐人李群玉《自遣》之“浮生暂寄梦中身”即表述庄子之意。苏轼才华横溢,在这首词上片结句里令人惊佩地集中使用三个表示人生虚无的词语,构成博喻,而且都有出处。将古人关于人生虚无之语密集一处,说明作者对这一问题是经过长期认真思索过的。上片的议论虽然不可能具体展开,却概括集中,已达到很深的程度。下片开头,以感叹的语气补足关于人生虚无的认识。
下片开头,以感叹的语气补足关于人生虚无的认识。“虽抱文章,开口谁亲”是古代士人“宏才乏近用”,不被知遇的感慨。苏轼在元祐时虽受朝廷恩遇,而实际上却无所作为,“团团如磨牛,步步踏陈迹”,加以群小攻击,故有是感。他在心情苦闷之时,寻求著自我解脱的方法。善于从困扰、纷争、痛苦中自我解脱,豪放达观,这正是苏轼人生态度的特点。他解脱的办法是追求现实享乐,待有机会则乞身退隐。“且陶陶、乐尽天真”是其现实享乐的方式。只有经常在“陶陶”之中才似乎恢复与获得了人的本性,忘掉了人生的种种烦恼。但最好的解脱方法莫过于远离官场,归隐田园。看来苏轼还不打算立即退隐,“几时归去”很难逆料,而田园生活却令人十分向往。弹琴,饮酒、赏玩山水,吟风弄月,闲情逸致,这是我国文人理想的一种消极的生活方式。他们恬淡寡欲,并无奢望,只需要大自然赏赐一点便能满足,“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就足够了。这非常清高而富有诗意。
苏轼是一位思想复杂和个性鲜明的作家。他在作品中既表现建功立业的积极思想,也经常流露人生虚无的消极思想。如果仅从某一作品来评价这位作家,都可能会是片面的。这首《行香子》的确表现了苏轼思想消极的方面,但也深刻地反映了他在政治生活中的苦闷情绪,因其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在封建社会是难以实现的。苏轼从青年时代进入仕途之日起就有退隐的愿望。其实他并不厌弃人生,他的退隐是有条件的,须得像古代范蠡、张良、谢安等杰出人物那样,实现了政治抱负之后功成身退。因而“几时归去,作个闲人”,这就要根据政治条件而定了。事实上,他在一生的政治生涯中并未功成名遂,也就没有实现退隐的愿望,临到晚年竟还被远谪海南。
全词在抒情中插入议论。人生很短暂,能做得不多,回首一看,一切都是虚无,就像偶尔掠过墙缝的阳光、又像燧石取火闪过的火花,或者是黄粱一梦中一段不切实际的经历,都是稍纵即逝、无法真正拥有的。与其浪费生命去追求名利浮云,不如放下一切做个闲人,对一张琴、倒一壶酒、听溪水潺潺、看白云飘飘,享受当下的美好自在。这是作者从生活中悟出人生认识,很有哲理意义,读者读后不致感到其说得枯燥。此词是东坡词中风格旷达的作品。
行香子词音节流美,堪称词林中之佳调。 上下片领格字用去声,领下三言三句。下片第一、二句,一般和上片平仄相同并押韵,然亦有并以仄收不押韵。东坡此词可为定格之典范。在韵律上此词虽不如《行香子·过七里濑》优美,但也很不错,尤其是“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两段排比,很有韵律美。
人生苦短,怀才不遇,建功无望,入仕之时亦生退隐之心,这是古代文人普遍的矛盾。于是有花间的沉沦,有避世的归隐,而苏轼是豪放达观之人,“且陶陶、乐尽天真”,似乎忘掉了人生的烦恼。此词虽在一定程度上流露了作者的苦闷、消极情绪,但“且陶陶、乐尽天真”的主题,基调却是开朗明快的。而词中语言的畅达、音韵的和谐,正好与这一基调一致,形式与内容完美地融合起来。据宋人洪迈《容斋四笔》所记,南宋绍兴初年就有人略改动苏轼此词,以讽刺朝廷削减给官员的额外赏赐名目,致使当局停止讨论施行。可见它在宋代文人中甚为流传,能引起一些不满现实的士大夫的情感共鸣。
王维是一位早熟的作家,少年时期就创作了不少优秀的诗篇。这首诗就是他十七岁时的作品。和他后来那些富于画意、构图设色非常讲究的山水诗不同,这首抒情小诗写得非常朴素。
此诗写出了游子的思乡怀亲之情。诗一开头便紧切题目,写异乡异土生活的孤独凄然,因而时时怀乡思人,遇到佳节良辰,思念倍加。接着诗一跃而写远在家乡的兄弟,按照重阳节的风俗而登高时,也在怀念自己。诗意反复跳跃,含蓄深沉,既朴素自然,又曲折有致。其中“每逢佳节倍思亲”更是千古名句。
“独在异乡为异客”,开篇一句写出了诗人在异乡的孤独之感。诗人在这短短的一句话中用了一个“独”、两个“异”字,可见诗人在外强烈的异地作客之感,在外越是孤独,诗人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就越强烈。在当时封建社会里,交通闭塞,人们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地域之间的往来较少,所以不同地方的人们在风土人情、生活习惯、语言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诗人离开生活多年的家乡到异地生活,自然感到陌生而孤单。诗人平淡地叙述自己身在异乡,但是其中却包含着诗人质朴的思想感情。
如果说平日里思乡之情可能不是感到那么强烈,那么,诗人“每逢佳节倍思亲”。“佳节”是亲人们团聚的日子,大家在一起畅谈欢笑,而现在呢,诗人只身客居异地,在代表团圆的节日里不禁想到了家乡里的人和事、山和水等诗人在家乡时的美好回忆,种种回忆触发诗人无限的思乡之情,并且越想越思念,以致于一发不可收拾。这句写得自然质朴,如娓娓道来,也写出了许多在外漂泊游子的真切感受,很具有代表性。
前两句,可以说是艺术创作的“直接法”。几乎不经任何迂回,而是直插核心,迅即形成高潮,出现警句。但这种写法往往使后两句难以为继,造成后劲不足。这首诗的后两句,如果顺着“佳节倍思亲”作直线式的延伸,就不免蛇足;转出新意而再形成新的高潮,也很难办到。作者采取另一种方式:紧接着感情的激流,出现一泓微波荡漾的湖面,看似平静,实则更加深沉。
“遥知兄弟登高处”,诗人从直抒胸臆,转笔写到自己对亲人团聚的联想,遥想兄弟们在重阳佳节登上高山,身上插着茱萸,该是多么的快乐。如果诗人单单是想到亲人们的欢乐,倒可以缓解诗人的思乡之情,但是,诗人在最后写到“遍插茱萸少一人”,原来诗人想到的不是欢乐,而是自己没有在家乡和亲人们欢度佳节,所以亲人在插茱萸时也会发现少了一个人,这样亲人们肯定会思念我的。这就曲折有致,出乎常情。而这种出乎常情之处,正是它的深厚处、新警处。杜甫的《月夜》:“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和这两句异曲同工,而王诗似乎更不着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