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步秦观《千秋岁·谪虔州日作》原韵,写妇人闺思。
上阕写思妇睡觉的慵懒情态:她上半身探出曲屏之外,唇上的朱红已经褪色。枕上只见簪发的玉钗,却不见了系罗衣的、用五色丝线作穗的流苏带子。佩饰物的零乱,人物的怠倦将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纷纭春思,破碎芳心形象化了。末句忽作诘问之辞,试问今人之秀整谁可与匹?秀整,风流俊逸貌。晋人温峤被认为风仪秀整,人皆爱悦之(见《晋书·温峤传》);《唐书·汝阳王琎传》载,王“眉宇秀整,性谨洁善射”,可见此指思妇春心所系之情人。
下阕忆及湘水之滨的一次幽会。当时自己正擎着一把轻罗作的小伞,所有细节都历历在心,如今孤居独处,竟怀疑那不过是巫山之梦。春宵苦短,春光易尽,而柔情不改。这里“十分”对“一点”,突出春之浓,情之专;“易尽”对“难改”,强调欢会之短暂,情爱之绵长。反义词从两极合成了“情”的强劲的张力。
末句宕开,“却随恨远连云海”,情含无限,尺幅千里,大有“篇终接浑茫”之势。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以忘情绝爱是佛之所训,惠洪身为衲子,词多艳语而批评他。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则称之为“浪子和尚”。唯宋许彦周云:“上人(指惠洪)善作小词,情思婉约,似秦少游,仲殊、参寥皆不能及。”(《许彦周诗话》)
惠洪俗姓彭,少时为县小吏,知书,又精医理,受知于黄庭坚(1045-1105),大观(1107-1110)中,他才“乞得祠部牒为僧”,半路出家,或尘心未泯。但当时高僧,亦不拒绝用艳诗说法,如宋孝宗时中竺中仁禅师即引“二八佳人刺绣迟,紫荆花下啭黄鹂。可怜无限伤春意,尽在停针不语时”说禅理。可见当时诗僧对待艺术和宗教生活有着双重的标准。
从此诗的内容看,似是一首女子自伤遭遇不偶,而又苦于无可诉说的怨诗。其抒情口气,有幽怨之音,无激亢之语。
全诗共五章三十句。首章以“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起兴,以柏舟作比。这两句是虚写,为设想之语。用柏木做的舟坚牢结实,但却漂荡于水中,无所依傍。这里用以比喻女子飘摇不定的心境。因此,才会“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了,笔锋落实,一个暗夜辗转难眠的女子的身影便显现出来。饮酒邀游本可替人解忧,独此“隐忧”非饮酒所能解,亦非遨游所能避,足见忧痛至深而难销。
次章紧承上一章,这无以排解的忧愁如果有人能分担,那该多好!女子虽然逆来顺受,但已是忍无可忍,此时此刻想一吐为快。寻找倾诉的对象,首先想到的便是兄弟,谁料却是“不可以据”。勉强前往,又“逢彼之怒”,旧愁未吐,又添新恨。自己的手足之亲尚且如此,更何况他人。既不能含茹,又不能倾诉,用宋女词人李清照的话说,真是“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声声慢·寻寻觅觅》)。
第三章是反躬自省之词。前四句用比喻来说明自己虽然无以销愁,但心之坚贞有异石席,不能屈服于人。“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意思是说:我虽不容于人,但人不可夺我之志,我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决不屈挠退让。其意之坚值得同情乃至敬佩。
第四章诗对主人公那如山如水的愁恨从何而来的问题作了答复:原来是受制于群小,又无力对付他们。“觏闵既多,受侮不少”是一个对句,倾诉了主人公的遭遇,真是满腹辛酸。入夜,静静地思量这一切,不由地抚心拍胸连声叹息,自悲身世。
末章作结,前两句“日居月诸,胡迭而微”,于无可奈何之际,把目标转向日月。日月,是上天的使者,光明的源泉。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司马迁语),女子怨日月的微晦不明,其实是因为女子的忧痛太深,以至于日月失其光辉。内心是那样渴望自由,但却是有奋飞之心,无奋飞之力,只能叹息作罢。出语如泣如诉,一个幽怨悲愤的女子形象便宛然眼前了。对于女主人公是怎样的人以及小人指什么人等问题争议也很大,各家之说中,认为女主人公是贵族妇人、群小为众妾的意见支持者比较多。
全诗紧扣一个“忧”字,忧之深,无以诉,无以泻,无以解,环环相扣。五章一气呵成,娓娓而下,语言凝重而委婉,感情浓烈而深挚。诗人调用多种修辞手法,比喻的运用更是生动形象,“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几句最为精彩,经常为后世诗人所引用。
柳宗元的《雨晴至江渡》,只有短短的四句话,二十八个字。初读起来好像很容易理解,诗的前两句,写他在雨后初晴的一天傍晚,独自到江边散步。后两句写他在愚溪渡口旁,雨停水退后所见到的景像。
河里的洪水太大,大到连村旁的小路都被淹没了。而且,水中漂浮的木筏,也被冲散了,有的高挂在岸边的树枝上。说明这场雨下得太猛,下得太久,自己在屋里憋的时间太长了。久雨初晴,才迫不及待地要到江边来走一走,放松放松自己被压抑的心情。第二句中有一个“独”字,用得非常巧妙,不仅是写实,也是写虚。写实,是指他独自一人到江边来散步;写虚,是指当年一起参加“永贞革新”的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都被发配到偏远的州府,自己孤身一人来到永州,势单力薄,难以再成气候。第四句中有一个“在”字,用得鲜活。因为木筏所处的位置,应该漂浮“在水中”,此刻却被漫天洪水冲到岸边的树上,“在高树”三字,让人叹然思然,不胜感慨。真是几多凄凉,几许伤感。
永州,在湖南省的西南部,每年的春夏两季,雨水格外繁多。柳宗元曾经写过一篇《舜庙祈晴文》,其中有几句的大意是:“浓云密布,阴雨连绵,洪水泛滥,不仅河岸崩塌,而且冲断河堤,淹没了稻田和菜地,百姓遭灾,苦不堪言”。因此,祈盼舜帝体恤民情,赶快诛杀妖龙,驱散云雾,使阳光重新普照大地,不再让雨水危害百姓。结合这篇文章,再读《雨晴至江渡》,反复咀嚼,诗人久雨蛰居之苦、远谪漂泊之痛、同情百姓遭遇的忧患意识、感叹自己空有经国济世的抱负,却又无法施展的愤激心情,皆在不言之中,凸显出来。诗人采用了小中见大、平淡之中寓含深意的写作手法,从表面上看来,四句都是写景,其实字字皆在抒情,真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柳宗元这首作于永州溪居的七绝诗,在不同的版本中有不同的解析。如,有的注“槎”为“折、木筏子”,视该诗为一首闲散诗(《柳宗元诗文选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3 月版),有的注“槎”通“楂”即“水中浮木也”,视该诗为“渡口退潮之景”、“偶然景”(《柳宗元诗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版),有的不作任何注释只是笼统地视该诗为“抒写孤寂忧愤的心境”(《柳宗元在永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版)……诸多的解析给读者带来了诸多的疑窦:“槎”究竟是什么意思?诗的旨趣究竟何在?等等。笔者带着这些问题,怀揣有关资料,凭着世居愚溪之源和长期工作在永州的有利条件,一脚踏进柳宗元溪居遗址,目光投向千百年前,实地进行了连续几个暑假的细致考察,经过一番贴近生活的理性分析,似乎找到了一种全新而又真切的理解。
我们从柳子的《愚溪诗序》得知,柳子“永州溪居”是一座“八愚”(愚溪、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园林群景。由于柳子诗文直到他死后两百多年才公之于世,所以这群景点对当时人来说就根本不晓得,因而也就没有认传下来。加之后代人们未看到其能表明的“八愚”群景位置的关键一景“愚亭”之所在,所以这座群景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就成了一个谜。这了解开这个谜,永州学人做了大量的考寻工作。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专家考证,发现柳子永州溪居“八愚”群景就在今天永州柳子街 120 号至 126 号之间的愚溪北畔注①,背山面水,座北朝南。笔者曾反复实地察看,看那“八愚”各景点方位与《愚溪诗序》所述吻合,唯一空缺的就是“愚亭”,但见得“愚亭”所在位置正处于愚溪北滨,其址是一座用青石方料铺筑起来的呈圆形(直径约 五米 )的码头——但决不是什么码头。因为在“其流甚下……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连小舟也进不去的愚溪,当地老百姓不会也没有财力去砌这样一座规模甚大的码头闲置在那里或专作洗衣用。笔者认为,它是“愚亭”基址无疑。想必是筑在这个位置上的三面环水的“愚亭”被哪年的洪水冲毁罢了(注②)。
“愚亭”被哪年的洪水冲毁了呢?有没有被洪水冲毁的事呢?请看下面的分析。“愚池”正北约 十米 远的小山坡上(今天柳子街 120 号至 126 号街道靠北)建有一个当地人们世代相称的“十五亭”,据 张绪伯 先生考证就是柳子重建的“愚亭”(注③)。何以知之为柳子重建?从其命名以知之。因为柳子有“以数代名”的习惯。例如他称刘禹锡为刘二十八,称周韶州为周二十二,称娄图南为类二十四等。“愚”乃十三点画,怎么用“十五”称之? 张绪伯 先生说,柳子写有《永字八法颂》(《外集补遗》)。同朝文人卢肇云:“永字八法,乃点画尔”;《翰林禁经》亦云:“八法者,永字八画也……古人用笔之术,多于永字取法。以其八法之势,可通一切字也”(注④)。由此可见唐代文人是把“愚”看作十五点画的。这样看来,“十五亭”即“愚亭”之别称无疑,既是柳子命名又是柳子所建也无疑。而柳子把当初建在“池之南”的“愚亭”迁建到“池之北”去的事,便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其亭的确被大水冲毁了,毁于哪年夏天,我们不得而知,但毁在柳子永州溪居期间无疑。
研究家们认为,《雨晴至江渡》诗大致写于元和六年的夏天,即是说,谁也无法知晓其诗的准确写作时间,但写在柳子永州溪居期间则是可靠的。那么,“池之南”的“愚亭”被洪水冲毁可能就成了《雨晴至江渡》诗的写作背景。
依据这样的情境,再来品读柳宗元这首七绝,我们就不难理解其内容了。“江南初晴思远步,日西独向愚溪渡。”你看,“江雨初晴”,诗人首先想到要出去走一趟;已经到了“日西”时分,诗人却还“独”自一人向愚溪渡口(愚溪入潇水处)走去。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雨初停,时近黄昏)出去?一个“思”字,表现出作者心中有一桩难以割舍的心事。什么事?且看后面的诗句:“渡头水落村径成,撩乱浮槎在高树。”诗人踏着刚露出水面的泥泞小路,艰难地走到愚溪渡口一看,只见一些木料和稻草已经“撩乱”变成“浮槎”并挂在愚溪两岸的高树上!原来,诗人是寻找因下大雨涨大水而被冲毁的“愚亭”来了!愚溪“幽邃浅狭”,“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愚溪诗序》),小舟也不能进,无运放竹、木筏子事,自古至今皆然。所以,末句诗中的“槎”既不是“竹、木筏子”,也不是其他“水中浮木”,而是“愚亭”被大水冲毁后散落的那些“木头和草料”。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柳宗元这首七绝既非“闲散诗”,又非“偶然景”,更非“抒写孤寂忧愤之心境”,而是一首即事兴怀诗,它记叙了“愚亭”被大水冲毁瞬间瓦解的真实怀景,流露出一种对“愚亭”被毁的十分惋惜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实质上表现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怀念与追求。
柳宗元诗的总特色可概括为“冷峻”二字(前人有所谓“秾秾纤简淡、清峭森严”的说法),这是诗人谪居永州十年“恒惴栗”的主观心绪和那“南夷”“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自然环境相互交织在诗中的必然反映,但这并不是说他的每一首诗都如此。在他的永州山水诗中,也有一些写得“冷”而不“峻”,“清”而不“峭”的,如古体诗《渔翁》和这首《雨晴至江渡》的七言绝句就是这样,它文笔简淡却描写传神,画面清幽而意境深远,给读者以广阔的空间想象美而绝无丝毫森严峻峭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