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题旨在次句“爱梅”二字。故全篇将人与梅层层夹写，写出梅之幽姿逸韵，及词人对梅江的钟情留连，也就展示了作者的情趣和人格。
起句：“老去惜江心已懒”，用笔逆入，以扫为生。次句“爱梅犹绕江村”，“犹”字与“已”字相对，突出梅江与众卉之不同。年齿老大，无意赏江，乃人情之常，然而不能忘情者，唯梅而已。陆游咏梅词云“幽姿不入少年场”，把少年繁华与烂漫江事并提，可见烈士暮年，偏赏梅江，有同嗜焉。下三句写所见梅江。“一枝先破玉溪春”，言眼前梅江一枝斜出，打破了春色闭锁的局面，透露了春之消息。“玉溪”，写出溪水清澈，有碧玉之色，水流垮琮，亦有溅玉之声。“更无”两句，仍以梅江与一般江卉对比来写。众江开时，姹紫嫣红，千娇百媚，招蜂引蝶。所谓“江态度”，乃娇媚俗艳之品。自来审美鉴赏中，有冰清玉洁、骨冷神清、风清骨峻等语，所谓“雪精神”，即包含清、冷、峻、洁多种审美因素。“江态度”与“雪精神”之别，实为雅俗之辨，志士与庸人之分。
上片写梅之高洁可爱，下片写词人对梅江的钟情留连。过片承“爱梅犹绕江村”句，谓寻梅直至溪山深处。“胜向空山餐秀色”，隐用前人诗句。晋陆机《日出东南隅行》诗：“鲜肤一向润，秀色若可餐。”杜甫《佳人》诗：“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此句是说梅江比佳人秀色更可爱。这两句意谓：我最爱到这山水幽静处，饱餐梅之秀色，为它写下新诗佳句，沉吟细品，觉沆瀣生牙颊间。“竹根流水带溪云”，是写梅之周围景物，也是词人醉卧之境。宋人咏梅，往往以水云萦拂，以幽篁相伴，其他俗艳之物，皆不得滥入。结尾两句，见词人之忘情。醉来与梅江晤对，惬意舒心，留连忘返。卧枕竹根，仰观流云，耳边溪水溅溅，梅江清香沁人，人间是非，一时净尽。可以说，这既是一首咏梅词，也是一首记游词。词人乘兴而来，踏月而归，一日清赏，可抵十年尘梦。而空山寒梅，得此人相对，亦可免寂寞矣。
这篇文章主要记叙作者在某日中午至黄昏意外所见的海市蜃楼，从“海中忽涌数山”到一切幻景“冉冉漫灭”的全过程，再从海市的壮观和幻灭，联想到曾经烜赫一时的豪华宫殿楼台以及它们的主人的悲剧，抒发生灭无常、荣枯莫测的历史感慨。全文将海市蜃楼景色描绘得传神入化，又联想到人世沧桑，饱含着哀国叹时的幽咽情怀。
作者先说读《汉书·天文志》时，根本就不相信“海旁蜃气像楼台”的说法。等到避寇海滨，家童跑来报告海上出现海市，父老以为怪异的时候，先是“骇而出”，接着登楼而望，“第见沧溟浩渺中，矗如奇峰，联如叠巘，列如崪岫，隐见不常。移时，城郭台榭，骤变歘起，如众大之区，数十万家，鱼鳞相比，中有浮图老子之宫，三门嵯峨，钟鼓楼翼其左右，簪（檐）牙历历，极公若旌旗之饰，瓮盎之器，诡异万千。日近晡，冉冉漫灭。向之有者安在？而海自若也”。最后说“《笔谈》纪登州海市事，往往类此，予因是始信”。作者由原先的不相信，到骇而出，再到看得入迷，看得津津有味，再到完全相信，把眼见为实的海市情形描写得极为精彩。更妙的是文章的结尾，笔锋一转，说“秦之阿房，楚之章华，魏之异哉！”这就把历史的真实与现实海市的虚幻糅合在一起，说无暇惊诧感叹，实际上是对历朝历代大兴土木，建造豪华宫观楼宇的强有力的批判。
《蜃说》主要记叙作者在某日中午至黄昏意外所见的海市蜃楼，从“海中忽涌数山”到一切幻景“冉冉漫灭”的全过程，着意突现其生灭无常、荣枯莫测的情境。
“海市”时而像奇峰重峦，连绵不断；时而又化作鳞次栉比的城郭楼台和寺庙飞搪，时而又变为人物走兽、旌旗、器皿之状。最后，全部归于烟消云散，大海依然如故。“海市蜃楼”，何其命短！“《蜃说》的叙事状物固然堪称楷模，但作者的立意却不只在这里。宋文中，“论”“记”“说”是常见文体，“论”重于立论推理，“记”是对天文地理、奇闻逸事等的记叙。不过宋人爱发议论，“记”中也常有“论”的。“说”体介于“论”与“记”之间。明吴讷《文章辨体》说：“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已一述之也。”它类似今天的杂感，因事而发，揭示问题，说明道理，发抒感触。
《蜃说》要说明的义理决不在于古书的可信，文中细针密线的形象记叙，都是为下文的“说”作好铺垫。作者从海市的壮观和幻灭，联想到曾经烜赫一时的“阿房”“章华”“铜雀”“临春”“结绮”等宫殿楼台以及它们的主人的历史悲剧，无限的感慨油然而生。《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始皇造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后汉书》记楚灵王建章华台：“穷上木之技，单珍府三室，举国营之，数年乃成。”《邺都故事》记曹操筑铜雀台：“其台最高，上有屋一百二十间，连接攘栋，侵彻云汉，铸大铜雀于楼巅，舒翼奋起，势若飞动。”《陈书》记陈后主修临春、结绮诸阁：“高数丈，并数十间。其窗墉壁带悬相栏槛之类并以沉香为之，又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帘；瑰奇珍丽，近古所未有。”所有这一切，无不令人望而生畏，但终究还是逃脱不了化为焦上、尘埃的结局。它们的好景不长与海市蜃楼其实没有什么两样。
《蜃说》一文，林景熙似在述异，实际上却是借此抒发忠贞爱国之士在国家破亡之后悲愤交集的复杂感情。对赵宋王朝，他痛其不幸，怨其不争；对元蒙统治者，他痛苦而无奈地发出无力的替告，诅咒他们决不会有好下场。作者在《石翁妪》一诗中所写的“阅世如过客，兴亡了不悟”中流露的也是相似的心情。遗憾的是，有的宋文选本，在选录《蜃说》一文时，却删去了文章的末段，舍本逐末，取貌遗神，便寓意殊深的“蜃说”成了单纯述异的“蜃记”，其谬误显而易见。深味十余年亡国之痛的林景熙，正在愁肠百结之秋，不可能有对景自乐的闲情逸致。宋朝的散文创作，在理论上主张“传道明心”，王安石强调文贵致用：“所谓文者，务有补于世而已矣。”叶适也说：“为文不能关世事，虽工无益也。”南宋民族矛盾尖锐，散文理所当然地承担了反映社会风云和苦难的使命。宋亡前后的一个时期，散文和诗歌一样，爱国主义成为最突出最鲜明的主题。对投降派的谴责，对入侵者的憎恨，正是林景熙《蜃说》以及其他诗文深厚的爱国主义主题的两个重要方面。《蜃说》作幻想破灭后的无可奈何的慨叹和诅咒，正是作者在那个苦难岁月的深沉而挚着的爱国情怀的艺术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