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作于顺治十四年(1657),这一年自春至夏,北方三月不雨,此诗即咏写此事。
首两联交代背景,描写“春欲晚”的时节的农村风光,并由杖藜老农话农事引入下层。三四两联借田家父老之口描述农村干旱情景。旱情的严重,田家父老的忧虑凸现无遗。下面四联写诗人内心的触动及深深叹息。诗人既为农民在贫瘠的土地上岁岁劳作的悲苦命运而感叹,更为官府的剥削压榨,使农民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和损害的现象愤懑不已,揭示出农民辛勤劳动反而日益贫困的真正原因并非只是天灾所致,而在于统治者的残酷盘剥,笔锋直指封建统治者及不合理的制度。尾两联又回到眼前现状的描写:土地干旱无法耕种,人们只能用野果野菜充饥,而清兵又要从荆(今湖南、湖北)、益(今四川)向云南发兵进攻,人们在遭受灾荒的侵害、官府剥削压榨的同时,还要蒙受战乱的痛苦。
此诗对劳动人民的不幸命运和生活处境寄予了深深的关切同情,对腐败统治阶级及不合理的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揭露,极富战斗性和认识价值。
这首词写思妇幽怨。上片首先泛写晚春景色,细雨如丝,濛濛洒洒,晓莺啼鸣,倍添幽寂清冷之感。在此暮春环境中,接下来三句写人物形象,“人似玉”写美人如玉,温润秀洁;“柳如眉”写女子柳眉弯弯,娇柔婉媚,这句既写了春柳,又写了人面,把春景与人面自然地结合起来;“正相思”,表现了在暮春环境中人物的活动,由对女子外貌的描写深入到内心世界。
下片转入具体刻画,都与上片相应。帘幕初卷,美人初起,与“晓莺”相应;晓妆对镜,如花一枝,与“人似玉”相应,揭示女子自怜自伤的复杂感受;“肠断”二句,明显女子所思的塞外征人,实写女子由相思而失望,乃至悲怆的心境,思念之情,使人肠断,与上片结拍的“相思”二字对应。
整首词的上下片,都用了比喻来描写人物形象,只不过上片写得细,下片写得概括。这不仅使主人公的形象鲜明,而且她的相思情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同时,无论是描写还是抒情,上下片都前后照应,构思精妙,结构紧凑,浑然一体。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却使用了两个典故,因此显得比较深奥难懂。第一个典故跟汉朝的贾谊有关。贾谊是雒阳(今河南洛阳)人,生活在公元前200—168年之间。据《史记·贾谊传》记载:贾谊才十八岁时,就因为能够写诗做文章而著名。后来被河南太守吴治平推荐给汉文帝刘恒,二十多岁就成了博士,并在一年之内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本来深受文帝的器重,打算给他授予公卿的职位,但由于不少高官的反对与毁谤,汉文帝逐渐疏远了他,将他贬为长沙王的老师。贾谊经过湘江时,写了一篇吊唁屈原的诗词,借屈原被谗言所害放逐到江南来比喻自己。他在长沙滞留了四年多的时间,还算幸运,终于被文帝想起来了,急忙派人把他征召回京城。入朝觐见时,文帝正坐在宣室之中,品尝祭神之后剩余下来的肉,因为对鬼神的事情有不少疑问,所以向他请教有关鬼神和幸福吉祥的缘故。贾谊于是非常详细地解说了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此后,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的老师,并经常向他询问国家大事方面的得失。梁怀王刘胜,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爱好读书,没过几年,因为骑马时不小心摔死了。贾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当老师的责任,常常流泪哭泣,伤心过度,第二年也死了。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
第二个典故跟汉朝的太史公司马迁一家有关。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从公元前140年开始,就在汉武帝刘彻的朝中担任太史,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的学说,都颇有研究,精通四书、五经和六艺,常有“治民、治天下”的夙愿。到公元前110年时,汉武帝采纳大臣的建议,去泰山封禅。司马迁的父亲身为太史,被迫滞留在周南,无法跟随天子前往泰山,参与封禅盛典,悲愤而死。临终前曾抓住司马迁的手,流着泪嘱咐他:“天子去泰山封禅,我不能随同前往,这是我的命运不好。我死了之后,你必定接任太史的官职;身为太史,不要忘记我所想写的论著和文稿。”过了三年,司马迁果然当上了太史令,博览国家的藏书,秉承父亲的遗愿,潜心修史。公元前99年,他因为替李陵投降匈奴辩解,被关进狱中,受了腐刑。出狱后当上了中书令,虽然历经磨难,他却无怨无悔地发愤著述,终于在公元前91年编写完成了我国第一部通史,即《史记》。全书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元年约三千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柳宗元的《闻籍田有感》,第一句是写公元810年(元和五年)旧历十月,唐宪宗李纯传旨,次年的正月十六日,要去东郊举行祭拜大典,命令有关部门的官吏撰写典仪方面的文稿。任务繁重,时间却又非常紧迫。第二句是写柳宗元自认为才华出众,而且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完全能够承担如此重任,但因为滞留在永州,就像当年西汉时期被贬到长沙的贾谊,没法参与这种重大的祭典活动。
第三句写贾谊后来终于被汉文帝重新起用,而自己满腹的学问和才识,却不能展示在皇帝的面前。第四句写柳宗元以司马谈来比喻自己,因为无缘参与这种规模宏大且相当隆重的庆典,心情非常难受。他特别希望能够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将自己写成的典仪文稿,送到唐宪宗的手里,以便引起重视和青睐,但又没有真正能够信任与委托的人,帮助自己实现这种愿望。
柳宗元在公元803年,进入朝廷,担任监察御史里行,“里行”是见习的意思,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的部长助理,曾经主持过祭祀之类的事情。过了一年多,即公元805年的四、五月,他又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专门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类事情。从诗中所引用的两个典故,不难看出柳宗元那种跃跃欲试、极愿为国分挑重任的积极进取精神;同时,也夹杂着对朝廷不辨忠奸、排斥贤德人士的做法深表遗憾与忧愤的苦闷心态。
这首诗的开始八句,突兀而起,描写了作者初见剑门山那种惊愕的神态。如此奇险、雄壮的大山,真是地造天设。山山相连环绕西南,山上的石头犄角都指向北方。两崖高耸,仿佛墙壁,砌垒之状,宛如城郭。只要有一个人怒而据守,即使百万人也莫敢近前。这些生动的描写,一方面是采用赋的手法,直接描绘山势的雄奇、险要和壮伟,展现了壮阔宏大的气势,十分形象,使人如临其境。诗中用“险”字、“壮”字来形容剑门,全篇都从这二字生发开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诗中采用了赋中有兴的手法,寄寓了深刻的政治思想。尤其是“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二句,意蕴丰厚,耐人寻味。”诗人从险峻的山势中,已经清醒意识到,这样险要的地理环境,容易被野心家所利用,随时都有脱离中央王朝,地方割据的危险。“石角”,表面是写山,其实是象征那些居心叵测的地方军阀。
在具体描写的基础上,作者针对时事,抒发议论。诗人先写当前朝廷剥削百姓,珠玉等物日往中原,故蜀民穷困,以至岷山、峨眉山也为之气色凄怆。其中“走”字系由《韩诗外传》中化用而来,卷六云:“夫珠出于江海,玉出于昆山,无足而至者,犹(同‘由’)主君好之也。”这就委婉曲折地指出了唐王朝对四川人民的苛敛和搜刮,从而揭示了天下致敌之由。之后,作者笔锋一转,又从历史的角度抒发议论。回想上古时代,四川未通中原,那时人们不分彼此,连鸡犬也是随便放的。而夏商周之后,虽对远方实行怀柔政策,但其设官受贡,开了后世苛捐猛征之先,并且对跋扈之徒也逐渐失去了控制,致使地方军阀高视阔步,称王称霸,彼此互不相让,厮杀得难解难分。这些议论,句句是说历史,而句句又联系着现实。
最后四句,诗人直抒胸臆表达对发动战争,割据祖国之人的强烈愤怒,和对祖国前途的忧虑。诗人说:我要谴责天公,真想铲平这重山叠嶂;想到割据一方的事将来会不时发生,我不禁临风惆怅、沉默无言了!这最后四句十分重要,是全诗的关键所在。“罪真宰”、“铲叠嶂”云云,与篇首对险、壮的极力描写,遥相呼应,使上面的描写落到实处;“恐此复偶然”,又是对“并吞”、“割据”等议论的总结,并进一步表达了对今后形势的忧虑。陈贻焮先生说:“诗人所虑者有二:一,剑门天险,利于军阀扼险割据,古已有之,今亦难保无虞;二,天府之国,物产丰富,若诛求太过,难免结怨生乱。这也就是这首诗的主旨。”(《杜甫评传》中卷)这深深的忧虑,使得全诗的结尾显得更为沉郁有力。然而,作者在最后一句,却又有意宕开一笔,“临风默惆怅”,生动地画出了诗人欲言难言的形象,隐隐透露出无可奈何的情绪,给人以悠然意远之感。诗歌突兀而起,经中间的转折变化,到最后的稍稍宕开,全诗像狂澜陡涨,腾挪跌宕百姓流转,把作者心潮变化的过程,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而领悟到雄奇阔大、苍茫浩远的诗意。
杜甫在诗中议论,是开了宋人的以议论为诗先河,但杜甫的诗中议论也不同于一般宋诗。一方面,诗人的议论与景物和人事的描写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议论建立在生动的形象之上,自然生发。另一方面,作者在议论中融注着自己的激情,语语扣人心弦,因此毫不枯燥。再一方面,作者的议论处处针对着现实社会,因此毫不空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