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菊对芙蓉》,这个词牌华美而清妍。题副是“上元”,由词题看是咏节序。此类诗词是比较难写的,南宋的张炎曾慨叹:“昔人咏节序,不唯不多,付之歌喉者,类是率俗。”后有刘永济在《词论》中言:“咏节序风物之作‘贵能直写我目、我心此时、此际所得。’”容若这篇则是以咏节为蓄,实乃怀人之想,予景于情,清朗自然,婉转流深,情深意切。
上元佳节,本是团圆欢聚的日子,这更让敏感多情的容若黯然神伤。容若思念着见阳,那个可以互诉衷肠把酒言欢的兄长知己,正身处战火纷飞之中。战地太过凶险,随时将有性命之忧,所以,他那细腻盛烈的心意中之深深牵念如何做的到独善其身呢?纵使再多书信,再多诗词,亦消融不了那一刻他心头凝结的悲凉愁绪。那,便是感人千古的义重如山啊。
该词上片以议论开始,后又转叙述,表达了词人对妻子的离去的悲痛之情。下片则亦情亦景,直白率真地描写自己孤单的情景,孤凄婉转,妩媚动人。全词语言直白率露,明白如话,但情韵不减,其孤凄婉转之情溢于言表,仍不失为一篇佳作。
“肯把离情容易看,要从容易见艰难。”词人说得直白,旧时情怀若能说忘便忘,这世问不知道要减去多少百结愁肠,即使几番平和了心态去面对过往,也经不住点滴回忆从不胜防的缝隙里一路叫嚣而来。而所有离别情绪中最令人不堪忍受的,便是生死之隔;所有陈年过往中最折磨人的,便是对亡者的记忆。
纳兰在妻子卢氏死后虽然没有追随而去,以后的生命里也有过别的女人,但他的伤痛和寂寞,却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减少。毕竟,死亡是终极的解脱,而活着,就要选择与寂寞和绝望为伍,在潮水一般的往事里独自忍受,甚至没有一双可以握着的手。
“难抛往事一般般”这句则是说有些痛苦,隐藏在内心的角落,不为人知却深入骨髓,轻轻一碰,就会撕扯血脉一样地疼痛。无可告解,无法遗忘。细碎的往事一件又一件,想要抛开实在太难。
“今夜灯前形共影,枕函虚置翠衾单”,话说到这已是字中带泪,词人仿佛做了一场短暂的梦,醒来之后,世界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孤窗明月,寂寂书案,冰冷而难耐:他知道,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妻子对他殷勤问暖,为他深夜挑灯,再也没有罗香偎人,盈盈笑语,牵挂他在外的脚步。
夜晚,灯光,总是能勾起人无限思绪。 “今夜”、 “灯前”,纳兰遥想起过往,也是自然。而当时独坐灯前的词人,看这夜晚,灯光满满的,记忆满满的,屋里却是空空的——妻子已经死了——“更无人与共春寒”,如花美眷,已做尘土,风雨消磨生死别,要他如何熬过那些枯竹冷雨的不眠长夜,如何面对孤灯明灭的客里茕茕。
比起历代悼亡词,纳兰词语句间总有种超出生活更高层次的追求,他所愿只是一双料峭春寒时能握住的手,只是一个能陪他走到天荒地老的人,这样的情绪反应在词句里,就不同于元稹的“贫贱夫妻百事哀”,也没有苏东坡夹杂的政治失意,诚如叶嘉莹先生所说, “没有大挫折,有清纯的一份纤柔婉转的词心”。
这首小令将悼亡的情绪在夜晚灯火的映照下肆意铺张,在寥寥言语间蜿蜒流转的是一种渗透骨髓的纯粹伤感,一种无法摆脱的心灵痛苦,一种幸福与爱情一去不复返的遗憾。而在这篇以及纳兰几乎所有的悼亡词中,又都有着一种对青春与爱情能够永生的渴望。或许,他的悲剧不在于卢氏的死亡,也不在于卢氏死亡所带来的悲伤,而在于卢氏死亡后他心灵无法摆脱的幻灭状态。字面上心死如灰的背后,是纳兰的迷惘,也是存活于这世间的人们都未看透的,人生的大真实与大虚幻,大欢乐与大悲哀。
一是形式上,对仗精工奇巧。“诗”对“梦”,“成”对“尽”,“镜水”对“落花”,“上”对“间”。
二是内容上,转换自然贴切。颈联由上文绘眼前景转至写手中诗,聚集“诗”与“梦”。如果说作者于用此诗来表达对友人离别的相思之意,可算是一种自我安慰的话,那么,他与友人分手后只能相见于镜水、落花之间的夜梦中,则是一种挥之不去的长久痛苦。此联景情相生,意象互映,自然令人产生惜别的强烈共鸣。
这是一首思乡诗。
诗一开头即以工整的对仗交代了时令及离家的时日。开头二句,诗人淡淡地说出一个事实:“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笔调平淡,似乎不带什么感情,然而低吟之际,就会感觉到一股苦涩的思乡之情弥漫在字里行间。“入春才七日”好像诗人在核对一个事实:今天是正月初七,是新年的第七天。然而一个“才”字,则透露出诗人的满腹心事。
诗人正在屈指计日,在作者的主观感受中新年已过去很久了,但是仔细一算,诗人只能不禁失望地说:原来入春才七天呀!——表现出作者对时间缓慢的感慨。“离家已两年”一句也说得平平淡淡,好像不带什么感情,但是将“入春才七日”与“离家已两年”连在一起吟诵细品,可以感觉到一股无可奈何的怅惘之情弥漫在字里行间。
诗人在客居生活中过了“春节”,进入了第二年。到了“人日”,入春不过才七天,不能算长。但从旧年到新春,已经跨了两个年头,因而可以说“离家已二年”。“二年”既是客观事实,又是主观感受。将“才七日”和“已二年”作了一个对比,短短的七日已让人难以忍受,离乡两年的岁月又是怎么样熬过去的呢!这两句平淡质朴的诗句中表现出诗人度日如年的心情。
后二句说春花未萌发之时,思归之念已经发动。传说鸿雁在正月里从南方飞回北方,因此在后两句中作者借这个传说来抒写自己思归急切的心情。在这个春天到来之前,他就盘算着回乡了,即“思发在花前”;可是现在新的一个春天已到来,眼看着春草将绿,春花将开,成队的鸿雁从头顶掠过,飞回北方,诗人却无法归去,所以说“人归落雁后”。这两句运用了对比手法,以归落在雁后、思生于花前对比。
诗人清醒地认识到不可能很快回去,但只愿落在春来即行想自然贴切;早已计算归期的思想活动,也极为生动感人。寥寥十字,仿佛能使我们看到诗人翘首北望归雁、屈指计算归期的生动形象;使在北归的大雁之后,不肯把时间设想得再晚一些了,由此可见思归之心切。这两句写得极妙。借用春雁北归之说,抒发极想回归之情,自是联们感到他不能与雁同归的遗憾,及极欲早归的焦急心情。一片深沉的乡思之情,就这样形象而委婉地表达出来了。
这首五言小诗写出了远在他乡的游子在新春佳节时刻渴望回家与亲人团聚的急切心理,诗人即景生情,以平实自然、精巧委婉的语言,表达出他深刻细腻的情感体验,把思归盼归之情融入到九曲柔肠之中,景中寓情,情中带景,情景交融。并运用了对比映衬手法,叙述中有对比,含蓄宛转地表达了作者急切的思归之情,而且作者将“归”与“思”分别放在两个相对照的句子中,与题目遥相呼应,别具特色。
就诗论诗,此篇劝人勤勉的意思非常明显。此篇三章意思相同,头两句感物伤时。诗人从蟋蟀由野外迁至屋内,天气渐渐寒凉,想到“时节忽复易”,这一年已到了岁暮。古人常用候虫对气候变化的反应来表示时序更易,《诗经·豳风·七月》写道:“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九月在户”与此诗“蟋蟀在堂”说的当是同一时间。《七月》用夏历,此诗则是用周历,夏历的九月为周历十一月。此篇诗人正有感于十一月蟋蟀入室而叹惋“岁聿其莫”。首句丰坊《诗说》以为“兴”,朱熹《诗集传》定为“赋”,理解角度不同,实际各有道理。作为“兴”看,与《诗经》中一些含有“比”的“兴”不同,它与下文没有直接的意义联系,但在深层情感上却是密不可分的,即起情作用。所以从“直陈其事”说则是“赋”。从触发情感说则是“兴”。诗的三、四句是直接导入述怀:诗人由“岁莫”引起对时光流逝的感慨,他宣称要抓紧时机日日行乐,不然便是浪费了光阴。其实这不过是欲进故退,着一虚笔罢了,后四句即针对三、四句而发。三章诗五、六句合起来意思是说:不要过分地追求享乐,应当日日想想自己承当的工作,对分外事务也不能漠不关心,尤其是不可只顾眼前,还要想到今后可能出现的忧患。可见“思”字是全诗的主眼,“三戒”意味深长。这反覆的叮嘱,包含着诗人宝贵的人生经验,是自儆也是儆人。最后两句三章联系起来是说:喜欢玩乐,可不要荒废事业,要像贤士那样,时刻提醒自己,做到勤奋向上。后四句虽是说教,却很有分寸,诗人肯定“日乐”,但要求节制在限度内,即“日乐无荒”。这一告诫,至今仍有意义。
此诗作者,有人根据“役车其休”一句遂断为农民,其实是误解,诗人并非说自己“役车其休”,只是借所见物起情而已,因“役车休息,是农工毕无事也”(孔颖达《毛诗正义》),故借以表示时序移易,同“岁聿其莫”意思一样。此诗作者身份难具体确定,姚际恒说:“观诗中‘良士’二字,既非君上,亦不必尽是细民,乃士大夫之诗也。”(《诗经通论》)可备一说。
全诗是有感脱口而出,直吐心曲,坦率真挚,以重章反覆抒发,语言自然中节,不加修饰。押韵与《诗经》多数篇目不同,采用一章中两韵交错,各章一、五、七句同韵;二、四、六、八句同韵,后者是规则的间句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