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首观雪词中有寄托。发端“东风未起”一韵,是题前语,写未下雪前之景观:天气阴沉,东风未起,洁白的雪花,尚无影踪。“峭云湿”一韵,以下是题中语,言雪已落下。“峭”字点明写山上之雪。雪花飘酒在山上,峭碧沾雪而湿,山四的雪,厚厚的,白白的,如凝脂一般,山上的红梅在白雪映衬下,更见清新娇艳。“钓卷愁丝”一韵,写湖上之雪。大雪纷纷扬扬,落在冰冻的湖上,更显得晶莹剔透,想象雪晴时漂浮着虹气,使雪景更添色彩。“钓卷愁丝”一句,言湖面上被雪遮盖,无法垂钓,故曰“愁丝”,着一“愁”字,将钓钩拟人化了,以此从侧面表达渔翁的情感。“若耶门闭”二韵,反用王彻之雪夜访戴的故事。《世说新语·任诞》:“王子猷(徽之)居山阴,夜大雪…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刻,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日:“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词中言雪夜闭门,懒于乘舟出行,客居在外则觉隐逸之趣亦轻。
过片“几度问春”一韵,言几次问询春天,用红花绿叶装饰雪景,是不是徒劳的。“空媚”二字,言空空点缀雪景,此以红绿色彩陪衬白雪,引出下韵对白雪“真色”的赞美。“看真色”一韵,言雪的美就在于它使千岩万岭洁白一色,连整个天地都是白无色的。“真色”二字,是对雪之本色由衷的赞美。“醒眼重开”韵,言天晓雪晴之后,展目远跳,会看到重峦叠嶂都是青翠的颜色。“玉钓帘”切词题“飞翼楼”,此韵可谓空际转身,从眼前实景,转人意想中的景,由白雪皑皑,联想到晴日后,万山青遍,此处笔墨宕开,暗含着对南宋末期时局好转的企盼。最后一韵,又转到眼前。“相扶轻醉”一句,切题中的与“麓翁”一起观雪之意。“越王台上”二句,言如果站在越王台上会有“欲穷千里目,更上层楼”胸襟气魄。此处更是空际转身拓开一境。“越王台”是越王勾践登眺所在,勾践当年被吴王夫差打败后,曾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最后打败吴国。词中纳入此设想之景,就是在结句中拓开一境,表达了词人希望南宋王朝在国势日颓之际,发愤图强,扭转时局,故曰“更最高层”。
此词在赏雪中寄托了家国之感。上片写雪景,有实景的描绘,有用典虚写,下片有红翠反村雪景,更有天晴山青的设想之景。全篇有实有虚,有前路正路后路之变,有大开大阖,空际转身,有尺寸千里之观,玩索无尽之味。清人周济曰:“梦窗每于空际转身,非具大神力不能。梦窗非无生涩处,总胜空滑,况其佳者,天光云影,摇荡绿波,抚玩无敔,追寻已远。君特意思甚感慨,而寄情闲散,使人不易测其中之所有。”(《介存斋论词杂著》)李庆甲亦云:“南宋格律派词人,在创作技巧上狠下工夫,语言优美,颇有一些优秀作品,用比兴的手法和苍凉的音调,隐晦曲折地写出了对宋室沦亡的哀伤之情。”(《词综·前言》)
许多解诗者认为此诗乃隐者表述安贫乐道之词。如朱熹《诗集传》云:“此隐居自乐而无求者之词。言衡门虽浅陋,然亦可以游息;泌水虽不可饱,然亦可以玩乐而忘饥也。”姚际恒《诗经通论》云:“此贤者隐居甘贫而无求于外之诗。一章甘贫也,二三章无求也。唯能甘贫,故无求。唯能无求,故甘贫。”这一观点即使不像闻一多先生所言“未免太可笑了”(《说鱼》),至少也有些酸腐。盖因此论带有明显的儒道杂糅的思想痕迹,是深受儒道思想影响的后世文人以六经注我的产物。这一观点与上古民歌的创作实情格格不入,正如《康衢谣》、《击壤歌》明显地属后世文人假托原始歌谣一样。让上古民歌谈安贫乐道未免有些滑稽。
倒是闻一多先生从民俗学角度考释此诗兴象,认为当属情诗的看法较为贴切。按闻先生意见,“衡门之下”乃男女幽会之所,与《邶风·静女》中的“俟我于城隅”如出一辄;泌水之岸,乃男欢女爱之地,“泌”与密同,在山曰密,在水曰泌,都“是行秘密之事的地方”;“饥”亦非指腹饥,而是性之饥渴;更关键的是,“鱼”在上古是“匹偶”、“情侣”的隐语,“食鱼”所暗示的恰是男女的“合欢或结配”(闻先生的观点见《说鱼》、《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由是,则诗意已明:
夕阳已逝,月上柳梢,一双青年男女悄悄来到城门下密约幽会,一番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之后,激情促使他们双双相拥,又来到郊外河边,伴着哗哗的流水,极尽男欢女爱。或许小伙儿被这难忘良宵所陶醉,竟发表了一段富有哲理的爱情名言:吃鱼何必一定要黄河中的鲂鲤,娶妻又何必非齐姜、宋子不可?只要是两情相悦,谁人不可以共渡美好韶光?言外之意是,他与眼前的女子情感甚笃,非常满意,希望娶她为妻。此诗虽然短促,简单,但表现了上古陈地百姓自由、纯朴的情爱意识,正如民歌中唱的:“风过岭头水过基,男从女愿莫讲离。我俩有情吃水饱,无情吃肉也皱眉。”
此诗在章法上也较独特,先是叙事,由叙事引发议论。“兴”没有放在诗首,而是放在议论之前,且与所兴之事又共同构成旨意相同的议论,使议论充满了形象感而未流于枯燥,加厚了诗意。
《陈风》中多为情诗,说明陈地人民非常善于歌唱爱情。因此,能在这片土地上诞生这样一首富有哲理的情歌,也就不足为奇了。
诗从“狗吠”落笔,引出“吏来”,猛然扯开了一场逼租逼税惨剧的序幕。首句劈空而至,来得突然、紧张,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何暄喧”既点明狗吠声大而杂,又暗示了悍吏唯恐“猎物”躲逃而“奇袭”的凶暴淫威。
“披衣”写出了主人不敢怠慢地急匆匆去应酬的情状。“欲得钱” 挑明了 “吏来”的目的,可见来者不善。“府记” 二字既照应了标题,又交代了逼祖逼税的后台老板,直把矛头剌向官府,使作品的思想性更有深度。
“穷”写出了主人为缓出交钱而磨破了嘴皮;“乞”勾画出主人哀求的可怜。粮穷尽,钱穷尽,语穷尽,都不能唤起悍吏的一丝怜悯,反而使悍吏且“怒”又“尤”。一方是“语穷乞请”,一方是 “怒反见尤”,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使我们很自然地想到杜甫 《石壕吏》中“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的诗句。
“旋歩”四句写出主人哀求免交不行,缓出无望,而吏又岂能善罢甘休!主人只得转身环顾家中,东寻西觅,但粮钱终无所获。看来唯有的一线希望是向邻人借贷了,但在府记的贪财重赋下,邻居也同样赤贫如洗。“邻人言已匮”这一句看似寻常,实为崎崛。它写出了像主人这样粮钱匮尽的人家何止一户!这无疑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思想性,使主题更典型、更有普遍性。这种“点”——主人的赤贫,“面”——邻人的“已匮”,点面结合的表现手法,使得这首诗的思想性既有深度(点),又有广度(面)。
“钱钱”的迭用,活画出主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哀叹。大大加强了全诗的悲伤色彩,句中“独憔悴”中的“独”不当“独自”讲,而是“唯有”的意思,因为邻人也巳匮,可见不“独”。诗的最后两句,写出主人对钱难得的感慨,唯有忧愁憔悴而已。诗到这里便戛然而止,这场悍吏敛钱的收场如何,也就不堪言状了。其弦外之音就留给读者去想象,令读者也和主人一起去“憔悴” 了。
全诗仅截取了官差逼租敛税的一个片断,这是当时社会典型的尖锐阶级矛盾的真实写照,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横征暴敛的凶残和劳动人民的贫困、怨愤。
诗中主要采用了白描的技法,不以华丽的词藻着色,不设喻少修饰地以“叙述”来代替“描写”,把作者的主观感受和评价融化在客观的叙述中,让事物本身直接感染读者,这首诗的情节性是鲜明的,情节的发展层层深人。其轨迹是“狗吠”引出“吏来”——吏来逼出主人“出门应'——出门方知吏来“为得钱”——无钱只得“乞请出”——乞请出的结果招来吏“怒”且“尤”——为平息吏怒,只得“旋步顾”——“顾”的结果是“无可为”——“家中”无可为,只好“从邻贷”——“贷”的结果是邻“已匮”——邻已匮,只得独憔淬。诗的情节一环扣一环,步步进逼。其情节虽没有明显的髙潮,但于平淡中见深度。收到了用事实说话,事实胜于雄辩的出色效果。
中国历史上,属魏晋人士好酒如命,竹林七贤的诗歌多有提到饮酒的事迹,陶渊明也是酒中常客,有《饮酒二十首》,可见当时人对酒的喜好。王绩的这首诗开篇就将阮籍和陶渊明点出,“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这两人一个“醒时少”,一个“醉日多”,极言其沉湎于饮酒的情状。王绩的多首诗中都曾大肆赞美阮籍和陶潜,他们一个是蔑视世俗的行者,一个是自由清高的隐士,其言行思想都是郁郁不得志的王绩的标杆。王绩醉后赋诗仍不忘前者,足见他对这二人的身世有感同身受、同病相怜之叹。
“百年何足度”,诗人自问自答:“乘兴且长歌。”在王绩看来,饮酒以至大醉,既能帮人纾解现实的烦恼,又能催生文思,开启诗兴。虽然诗人流露出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的思想,但这与他济世安邦的初衷毕竟背道而驰,这是他仕途不遇后的无奈选择。虽然他作出了归隐山林的决定,“回归到了精神贵族的行列”,但还是难以完全摆脱失意的困扰。所以,诗酒“乘兴”中未必没有仕途“败兴”。
此诗淳朴直率,措辞朴素,鲜作修饰,脱离了六朝习气,又摆脱了当时宫廷诗的“精英”氛围,真挚而疏放,大有魏晋高风。
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