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南宋名臣崔与之是广州人，一直被称为“粤词之视”。他开创了的“雅健”为宗旨的岭南词风，对后世岭南词人影响很大。南宋后期的李昂英、赵必王象、陈纪等人，便是这种“雅健”词风的直接继承者。这首词苍凉沉郁，感慨良多，感情与风格都与陆游、辛弃疾、陈亮的词相近。由于崔与之僻处岭南，存词甚少，故鲜为人知。

　　“万里云间戍，立马剑门关。”起句居高临下，气势恢宠，形成全词的豪迈基调。“万里”，写地域之远：“云间”，写地势之高：“戍”，正点出崔与之的安抚使身份。剑门关为川陕间重要关隘，是兵家必争之地。词人于此“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军事要地立马，极目骋怀，自多感慨。以下笔锋一转，由豪迈转为苍凉。“乱山”二句，语本杜甫“云白山青万余里，愁看直北是长安”（《小寒食舟中作》）。长安是汉唐旧都，古代诗词中常用以指代京城，此即指北宋京城汴京（今河南开封）。长安在剑阁北面，亦早入金手，故“直北是长安”句，既是实指，又是借指，一语双关。句中虽无“愁看”二字，而愁绪自在其中。乱山无际，故都何在？“直北”五字，似是淡淡道来，实则包含着无穷的悲愤，无穷的血泪。接下去，词人便承此发挥，描写金兵入犯给人民带来的巨大苦难。

　　“人苦百年涂炭，鬼哭三边锋镝”，二句概括了宋朝自南渡以来中原人民的悲惨遭遇。中原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边境地方更因战乱频仍，死者不计其数。“鬼哭”句，正是写边境一带“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杜甫）《兵车行》的悲惨情况。这两句把战乱之苦描写得淋漓尽致，使读者感同身爱，激起对敌人的义愤。接着作者笔锋一转，明确表示：天道好还，否极泰来，胡运是不会长久的，苦难的日子应该到尽头了！“天道久应还”五字铿锵有力，稳操胜券，流露出作者对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与陆游“逆虏运尽行当平”，“如见万里烟尘清”（《题醉中所作草书卷后》），怀有同样迫切的期望。

　　紧接着，作者由对北方人民的思念和关注，进而联想到自己的职责，表示要亲写奏章，留在四川屯守御金，使他管辖下的一方百姓，不受金人的侵害。“手写”二句豪气干云，壮怀激烈，字字作金石声，具见作者忧国忧民的一片赤诚。真是热血沸腾，肝胆相照！

　　下阕以“对青灯，搔白首，漏声残”三个短句作过片，写出作者赋词时的环境气氛：青灯荧荧，夜漏将尽。三句中，重点放在“搔白首”三字上；由此而引出“老来勋业未就，妨却一身闲”的慨叹。这里的“勋业”，并非指一般的功名，而是指收复失地的大业。这与陆游“华发苍颜羞自照”，“逆胡未灭心未平”（《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的意思一样。由于“老来勋业未就”，因此作者原来打算功成身退，归老林泉的愿望便落空了。北宋名臣范仲淹戍边时，曾有感于自己未能象后汉的窦宪一样，北逐匈奴，登燕然山，勒石记功而还，而慨叹“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渔家傲》）。崔与之亦有此感慨。虽然他对家乡十分思念，但抗金守土的责任感，又使他不得不继续留在异乡。他感到有负故乡的山水，仿佛广州白云山上蒲涧的流泉，粤北梅岭上青青的梅子，都在责备他忘了归隐田园的旧约了。句中的“旧盟寒”，指的是背信弃义之意。“怪我旧盟寒”五字，是对“妨却一身闲”句的照应。“怪”、“妨”二字甚佳，能把作者“老来勋业未就”，思家而不得归的矛盾复杂心境，委婉地表达出来。这两句貌似闲适，内里却是跳动着作者的报国丹心的。

　　末二句“烽火平安夜，归梦绕家山”，对上述意思再加深一层，意思是说：请不要责备我负约吧，在“逆胡未灭”、烽烟未息之时，我又能归去？其实我无时无刻都在想念故乡，每当战事暂宁的“烽火平安夜”，我的梦魂就回到故乡去了！这两句思家情深，报国意切，十字融为一体。以此收束全词，使人回味无穷。

　　这篇文章是苏轼所写的一篇书信体文论，作者用生动简洁、舒展自如的笔墨，称赞了谢民师的诗文，并借此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信中指出，文章要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幸甚过望，不可言也”，是依着一般书信的规格，开头寒暄几句，并从中流露出“坐废累年”的感慨，同时也对谢民师的热情相待以及二人的文章知交表示特别的高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发于客套寒暄，但却又不仅仅流露于一般文人的那种故作姿态。作者在问候致意之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章显得真切诚挚。本来如“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这些话都属于一般性的客套，但联系到苏轼这个人，则就是出自内心肺腑了。苏轼一生坎坷多难，遭际极不平常，晚年又被谪贬岭南，历尽艰辛。他虽然不失通达，但是一生磨难，也形成了他对命运的感慨。何况作者在这里并不停留于这种客套，而是直接言及自身，“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这里紧扣上文，不但概述了自己处身的环境，而且包含了内心深处的叹息。既可与上相承，又复往下延伸，显得贴切恰当，毫无斧凿痕迹。接着又具体加以说明，“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这几句话，联系上面，直涉自己与谢民师之间的关系，对于下面将要说的话，还起到一种烘托和对比的作用，这就使得“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这种本属平常之理带有一种不同寻常之情，朴实自然，却又不落俗套。这一部分始于问候致意，结于友好相言，内容一致而又毫不重复，感情单一而又不显呆板，何况其间一逆三折，已经曲尽变化而平直不露。短短几句，既含有转折自然之妙，又具统一连贯之妙；既见思想感情的渐进发展，又见事项说明的环环相因。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轼为文巧夺天工的才情。

　　如果说苏轼文章的自然在第一部分寥寥几句中已极尽承转之妙的话，那么在第二部分则是在自然的变化一致中充分表现了这一特色。实际上，“自然”所包含的意蕴本身就是多方面的。语言、结构承转的工巧自然，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对于苏轼来讲，这些还仅仅属于比较浅显的形式方面的东西。东坡的自然还强调了能够随物赋形，能够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亦即文中所讲的，不仅了然于心，同时要了然于口，了然于手，到达“辞达”的程度。这就要求一种更高的自然表达能力。

　　第二部分从“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到“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这一部分是整个文章的中心，作者畅谈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上半段叙议结合，旨在达理；下半段评说古人，力图明事。作者先是从评论谢民师的文章作品入手，强调了“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以说，这一命题正是作者对文章要求的一个根本法则，既有形式的因素，又包含内容的成分。作者以行云流水为喻，生动而富于形象，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云与水不是静止的，它们时刻都在运行之中；云行水流，虽无一定的样式，但其或行或止都必符合一定的规律。作者在《自评文》中对这一点另有过阐释，“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这也就是说，文章之作如同水流一样，因为事物本身是在不断流动变化，所以导致了文章的写作也要不断变化，不能拘于一格。这才叫作“文理自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显得姿态横生。作者根据这一命题，引发了以下的各种论述。对孔子的话“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及“辞达而已矣”的解释，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扩展，其出发点亦无非是表达了作者的基本思想。但这种表达方法又不限于静态的描写，而是予以创造性的发挥。作者虽在说理释意，但并不滞留于夹角之中，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这里讲的文辞与达意的关系以及文辞表现之精妙，似乎已超越了文章的基本命题，但实际上却不然。作者恰巧是从自己的立意出发，但又丝毫不见拖泥带水，也没有游离脱节，更看不到经意刻求的成分。而且这番对“辞达”内涵的发微之见，在最后“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处，又悄然回归，如细细品味，就会感到其与前面所言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之说暗暗相合。这一段所表现出的自然，则主要在于作者对于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清晰认识。这体现了深入内部的自然，表面上的随意挥洒，实际上却是把各各不一的事物，归于一个基本命题，使之体现了统一的主旨。

　　紧接着的下半部分是苏轼对具体作家的评说。以扬雄为例，指出“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这是以实例来说明“辞达”。扬雄的失误主要在于没有很好地掌握“辞达”这一要领，并不在于运用什么形式，所以诸如其所作的《太玄》、《法言》等，虽从形式上加以变化，但由于没有与内容相适应，因而，也不免为“雕虫篆刻”之类。作为反证，苏轼还罗列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作家，论其优劣，以明“辞达”的深刻内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轼所竭力推崇的自然是一种把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充分把握与求得准确精当地表达相结合的“自然”。这一段话较多铺张，但却体现了作者的“行于所当行”的思想，虽然仅仅评论具体作家，但在意义上却是一种与前面相衔接的必然。作者讲“因论文偶及之耳”，实则是举其典型加以说明。最后引用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终于与前面相呼应，并且含意双重，耐人寻味。

　　文章第三部分从“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直到结束，又回涉谢民师信中所及之事，以此作结，并报告自己的行程。这一部分笔墨简洁，从整个书信的角度讲，也是通篇结构的一个自然不可或缺的部分。至于其间记叙事件的明晰而富有层次，则不失大家手笔。

　　纵观全文，信的前、后两段文字，是谈与谢民师的友情，和对有关问题的答复。中间一段，是信的主要部分，用简洁生动的语言，通过评论谢民师的文章，表述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他指出写文章要“文理自然”，要如“行云流水。与此相联系，又主张辞以达意为主，但又不能忽视文采。在苏轼看来，“辞达”与有文采是完全统一的。要做到“辞达”，首先必须深切体物，对事物作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认识，使之“了然于心”，然后要善于达意，用简洁而准确的语言文字将它表达出来，使之“了然于口与手”，也就必然具有文采，所以他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另一方面，他反对雕琢，反对故作艰深，对扬雄提出了批评。苏轼的这些见解是很有价值的，这也是他一生创作经验的总结。这篇文艺书简，要言不烦，善用比喻和具体事实并引用孔子的话来阐明自己观点。全文笔势流动，挥洒自如，很能体现苏轼文章的特色。

　　七绝《馆娃宫怀古》共五首，又名《馆娃宫怀古五绝》。这五首思古寄慨之作，是皮日休在苏州任职时，因寻找馆娃宫旧迹而作。组诗咏怀古事以寄讽，以叙述和议论相结合，通过馆娃宫昔盛今颓的具体情形的对比，反映吴国的盛衰兴亡，籍此表达对世事沧桑、国事兴衰的慨叹。

　　组诗总体上是说昔日宫中的盛宴、美人、歌舞已经被硝烟弥漫所取代。诗人用歌舞升平的场面与战火纷飞的场景相对比，以史实为据，但使用翻案法，“出奇立异”，不落窠臼。王锡九《皮陆诗歌研究》认为，古代文人中的隐逸者，发思古之幽情，“亦是好以议论为诗者”（方岳《深雪偶谈》）。

　　比如第三首说烧残的蜡烛还为吴王夫差的悲惨下场滴下几滴泪珠，西施反不如蜡烛，没有一点悲戚的表现。这是反其意而用之。

　　这五首七绝以第一首最为著名。此诗首句“绮阁飘香下太湖”，完全从侧面着笔。它写馆娃宫，仅仅用一个“绮”字状“阁”，用一个“飘”字写“香”，这样，无须勾画服饰、相貌，一个罗縠轻扬、芳香四溢的袅娜倩影，便自在其中了。特别是“下”字很有分量。从“绮阁”里散溢出来的麝薰兰泽，由山上直飘下太湖，那位迷恋声色的吴王何沉浸其中，不能自拔，以至对越王的复仇行动，连做梦也没有料到，就不言而喻了。次句“乱兵侵晓上姑苏”，省去越王卧薪尝胆等过程，单写越兵夤夜乘虚潜入这一重要环节。“乱兵”，指吴人眼中原已臣服现又“犯上作乱”的越军。侵晓，即凌晨。吴王志满意得，全无戒备。越军出其不意进袭，直到爬上姑苏台，吴人方才发觉。一夜之间，吴国就灭亡了。这是令人震惊的历史教训。

　　此诗前二句对起，揭示了吴越的不同表现：一个通宵享乐，一个摸黑行军；一边轻歌曼舞，一边短兵长戟，在鲜明对比中，蕴藏着对吴王夫差荒淫误国的不满。三、四句就勾践亡吴一事，批评勾践只送去一个美女，便赚来一个吴国，“大有堪羞”之处，这是很有意思的妙文。吴越兴亡的史实，诸如越王十年生聚，卧薪尝胆；吴王沉湎酒色，杀伍子胥，用太宰嚭，凡此种种，诗人不可能不知。吴越的兴亡当然不是由西施一个女子来决定的。但写诗忌直贵曲，如果三、四句把笔锋直接对准吴王，虽然痛快，未免落套；所以诗人故意运用指桑骂槐的曲笔。他的观点，不是游在字句的表面，要细味全篇的构思、语气，才会领会诗的义蕴。诗人有意造成错觉，明嘲勾践，暗刺夫差，使全诗荡漾着委婉含蓄的弦外之音，发人深思，给人以有余不尽的情味，从艺术效果说，要比直接指责高明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