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系沈佺期所作，题目十分奇特，它是一首历史诗，与卢照邻和骆宾王的京城诗相似。但是，此类历史诗的传统使得沈诗中所指的事物明显地与时事有关，涉及武则天或唐中宗宫廷的某种无节制的行为。
七月七日是传说中的牛郎织女相会之夕。沈佺期描写“银河”及宫女们的鲜艳衣服，这些衣服形成“云雾”，像星星一样闪光，呈现出天庭的场面，随意地改变了时节。在这些眼花缭乱的华丽描写后面，诗人却加上要求俭朴的结尾，显得极其不和谐。人巧能够改变自然秩序（如第二十三、二十四句），这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复杂主题，有时表示艺术及人类创造的力量，但更经常的是暗示一种危险的反常。在这首诗中，这一主题的运用是微妙的、模棱两可的，处于赞赏的描写和道德的谴责之间。
舒元舆是为牡丹作赋的第一人。后世将牡丹推为国色天香、花中之魁，此赋功不可没。此赋以拟人手法，频频采用排比句式，极尽铺陈渲染之能事，从不同的时空、不同的角度，将牡丹的形色神韵摹写得淋漓尽致。
全文除“序”交代作赋来由外，可分作五个大段。第一大段写牡丹集大自然之精华，具出类拔萃之美：“英之甚红，钟乎牡丹。拔类迈伦，国香欺兰。”作者首先描绘出静态的牡丹形象，给人关于牡丹的第一印象。写牡丹静态肖像，无非形色。但作者的手法显示了他的不凡：在时、空中为牡丹着色定位。
第二大段是《牡丹赋》的重点，又分作四层。第一层写牡丹从含苞到盛开的情景：“暮春气极，绿苞如珠”，“淑色披开，照曜酷烈。美肤腻体，万状皆绝。”先写时间流动中的壮丹：暮春时节“绿苞如珠，清露宵似，韶光晓驱”，以及“淑色披开，照暇酷烈”。流动变化中的牡丹，比较概括，略显抽象；第二层以拟人手法写牡丹的形和色，连用十八个排比句，如“向者如迎，背者如诀；坼者如语，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悦”，将牡丹写得情态万千，栩栩如生；继而又连用十二个排比句，如“或带风如吟，或泣露如悲”，“或迎风拥砌，或照影临池”，将牡丹写得情切切、意绵绵的是解语之花。接着腾出笔墨细写空间中形态。先写色：五色缤纷，七彩斑斓。再写形：各具其态，各异其趣。然后又用几乎是重复的手法加固第一次笔最给人的印象：给我们一个鲜明的牡丹群像。静态很美。动态如何？描绘牡丹如吴宫美女“闲静如娇花照水，行动似细柳扶风”。其实动态更胜于静态。一阵风来，各种色彩融为一片，灿若流霞；风搅动了香气，入鼻即醉。这风中摇摆的千万朵牡丹，在动中不唯别具情态，还给人争奇斗艳、互不相让的感觉。一个个真如画中仙子，飘然欲下，美目流盼，莺歌宛转，香汗淋漓，娇喘吁吁，可摸可触。这是第二次动态处理。以上只是牡丹的外在形态之一，是天下古今人眼中牡丹，不是唐人眼中牡丹，故作者用另副笔墨写了被唐人宠爱的牡丹：在那里，牡丹被“列恨”、“步障”、“曲庞垂梁”保护起来，还有“松幕交加”。这倒有些像宫中美人，虽无天地间的生气、却多了天地间所无的富贵、妩嫦、娴朴、纤弱。因前已有充分铺排渲染，故此处牡丹写得虚，这正符合牡丹环境，有雾中观花，隔纱望影的妙趣。第三层则用西施、南威等美女和洛神、湘娥等女神比况牡丹的风采神韵：“玉栏风满，流霞成波”，“或倚或扶，朱颜已酡。”第四层写夜间牡丹之美：“席发银烛，炉生绛烟”，“晶荧往来，金钮列钱”，“未及行雨，先惊旱莲”。
牡丹的内在品质，是作者的最后处理。写淑质，不人化拔高，还是从它的自然形态着手。写叶、写蕊、写枝、写态，又从其它花的比较中写出它的不凡品质。这里写淑质与前牡丹的外在形态比显然要逊色得多，这恐怕与牡丹并无奇特品质可言有关：无玫瑰之长开不衰，无秋菊之凌霜怒放，更无莲花之灌清涟而不妖、出污泥而不染，它只是以外在的富丽取胜，而外在形态在前已有足够描攀，故从旁渲染虚写。从序看，作者写牡丹是有顾虑的。有顾虑还要写，可见其对壮丹之美感受极深。作者曾感叹无人赋牡丹，其实不然，就在他的同时代，便有李德裕的 《 牡丹赋 》 。李赋明显逊于舒赋。不是功力不如，而在于态度用力不同。李赋是游戏文字，为补文坛空白（李赋序亦云无人赋壮丹）；舒元舆却在牡丹中倾注着自己的人生理解和对未来的期望。牡丹在唐代被发现，随之风靡京都，顺倒朝野，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就是它富丽大度的形象正吻和唐人丰满繁华的审美理想，它的形态与盛唐之气合拍，作为唐代士大夫，作者不会例外，然而更让作者动心的不是牡丹的外在形态，而是它由边鄙无人赏识的野花，一跃而身价百倍的际遇。作者对此有过思考，并且这思考和他的人生信念一致：一物一人，能否不被埋没而有所作为，不在于出身高低贵贱，而在于自身的才质：是牡丹总会被人厚爱。作者虽出身贫寒，却“自负其才，锐于进取” ， “常以丈夫功业自许”，并且从写斌的当时看，作者的才能并未被充分的认识，因此，他从牡丹的际遇看到的是自己的处境与将来，他从牡丹的品质形象看到的是自身的不凡才其，他是充满激情和对未来的信心在讴耿牡丹。因此，牡丹既是唐人眼中牡丹，又是作者心中牡丹；既是天地间一客体，又是作者感情理念的载体。这样牡丹就既有艳丽之形．又有浓厚的人情味，这就难怪此赋轰动一时，后来还触动得唐文宗感慨流泪了。
第三大段写“公室侯家”和“九衢游人”观赏牡丹的盛况。第四大段中连用八个排比句写牡丹艳压群芳：“玫瑰羞死，芍药自失，天桃敛迹，辕李惭出，踯躅宵溃，木兰潜逸，朱槿灰心，紫薇屈膝。”第五大段则寓物抒情，点明本赋题旨：“何前代寂寞而不闻，今则昌然而大来！曷草木之命，亦有时而塞，亦有时而开？”据《新唐书·舒元舆传》载，作者被害之后，文宗观赏牡丹，凭栏吟诵此赋，竞至泣下沾衣，亦得以见其感人至深之一斑。
此首七言律诗，首联“黄鸟翩翩杨柳垂，春风送客使人愁”，诗人选取最能表现春天时令的“翩翩黄鸟”、低垂的杨柳、和煦的春风，勾勒一幅明丽的春景图。友人离别，凄楚可知，与知交分离在即，不能共同来享受这良辰美景，内心不能不倍感“悲”愁。而诗人却以明媚的春景来衬托这种内心的“悲愁”，更反衬出内心“愁”怨之深。情寓景，景异情，情景相对，富有艺术魅力。
三四句“怨别自惊千里外，论交却忆十年时。”写友人此别离，将远去“千里”，日后难得相见，由“惊”而“怨”。这是“愁”的原因之一；以友情来说，与李寀并非一年半载短暂之谊，而是有“十年”交往的深厚感情。此次分手，各奔东西，相距千里，不可能不“悲”伤。这是原因之二。高适在《邯郸少年行》里有：“君不见即今交态薄，黄金用尽还疏索”的；而他和李寀的交情，经过“十年”的考验，更显得纯洁无瑕，肝胆相照。在此临别之际，更觉珍贵，更值得回“忆”，同时也愈增添了离别的“悲”伤，将过去现在融于一联，突显出深厚交情和怨别愁怀。前四句中诗人运用反衬，以回顾曲折之妙笔，将临别之际内心的复杂感情描摹得深婉动人。
前四句侧重于临别前的复杂心理描写，三联则转入分别后的形象刻画：“云开汶水孤帆远，路绕梁山匹马迟。”云开日出，春光格外艳丽，但友人“远”去的一叶“孤帆”却飘然而逝，只剩下诗人匹马单骑，“绕梁山”而回返。一个“远”字，一个“迟”字，这两个字表象述意，十分精妙。所谓远者：表现了诗人目驰神往，极力眺望友人“孤帆”远去的神态，也曲折传达出此时此刻诗人内心的复杂心理活动：正因为山长水远，见面无由而产生的巨大怅惘和迷茫，从而在主观上产生一种遥远之感。而一个“迟”字，正是这种主观感受的形象写照。
尾联“此地从来可乘兴，留君不住益凄其”，再回应前文，直抒内心的凄然之情。第一句，先宕开一笔，春光明媚，正可乘其兴致，畅叙情谊。而友人去意已定，“留君不住”，自是倍感“凄其”。用典而不着痕迹，借其一端发挥出深长的诗意，正是高诗“篇终接混茫”（杜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三十七长史参三十韵》）的本色。
此诗起句以景衬情，然后以“千里”、“十年”补足“悲”伤之由。继而写分别后的极度惆怅，最后再正面点出“凄其”之情。格调舒缓，语言流畅自然，使一腔“悲”“怨”之情如潺潺细流，曲折蜿蜒而出，凄楚缠绵，在以豪放著名的高适诗中确为别具一格之作。
这第三首，叙述邻里携酒深情慰问及诗人致谢的情景。通过父老们的话，反映出广大人民的生活。
前鸡句先安排了一个有趣的序曲：“客至”的当儿，庭院里发生着一场鸡斗，群鸡乱叫，于是主人把鸡赶到它们栖息的庭树上。养鸡之法，今古不同，南北亦异。《诗经》说“鸡栖于埘”。汉乐府却说“鸡鸣高树颠”，又似栖于树。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谓“黄河流域养鸡，到唐代还一直有让它们栖息在树上的，所以杜甫诗中还有‘驱鸡上树木’的句子”。杜甫《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末云“庭树鸡鸣泪如线”，湖城在潼关附近，属黄河流域，诗作于将晓时，而云“庭树鸡鸣”，尤足为证。驱鸡上树，等于赶鸡回窝，自然就安静下来。待到院内安静下来时，这才听见客人叩柴门的声音。这开篇不但颇具村野生活情趣，同时也表现出意外值客的欣喜。
“父老鸡五人，问我久远行”，“父老”说明了家里只有老人，没有稍微年轻的人，这位后文父老感伤的话张本，同时为下文的“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作铺垫“问”有问候、慰问之义，同时在古代还有“馈赠”的进一步含义，于是又出现“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两句，乡亲们各自携酒为赠，前来庆贺杜甫的生还，尽管这些酒清浊不一，但体现了父老乡亲的深情厚意。由于拿不出好酒，乡亲们再三地表示歉意，并说明原因：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连年战祸，年轻人都被被征上了前线，由此体现出战乱的危害，短短鸡句，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由小小的“酒味薄”一事折射出“安史之乱”的全貌，这首诗也由此表现了高度的概括力。
最后鸡句写诗人以歌作答，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父老乡邻的关怀慰问令诗人万分感动，为表示自己的谢意，诗人即兴作诗，以歌作答。“愧”字含义丰富，既有“惭愧”意，又有“感激”、“感谢”意，而“惭愧”和“愧疚”的成分更多一些。面对淳朴诚实的父老乡亲，诗人深感时局危难，生活艰困，可又未能为国家为乡亲造福出力，所以不但心存感激，而且感到惭愧。结局两句将诗情推向极至，“歌罢仰天叹，鸡座泪纵横”，诗人长歌当哭，义愤填膺，悲怆感慨之情骤然高涨。“百虑”化作长歌咏叹，这一声长叹意味深长，饱含无奈和痛楚，诗人对国事家事的沉痛忧虑让鸡座乡邻大受感染，产生共鸣，举座皆是涕泪纵横。听者与歌者所悲感者不尽相同，但究其根源皆由是安史之乱引发。诗人的情感思绪已不仅仅是个人的，它能代表千千万万黎民苍生、爱国志士的心声。杜甫的诗人形象在作品中已经由“小我”升华为“大我”，“纵横”之泪是感时局伤乱世之泪，是悲国破悼家亡之泪，组诗潜藏着的情感暗流在结尾处如破堤之水奔涌而出，悲怆之情推倒了最高点，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杜甫的《羌村》三首与“三吏”、“三别”等代表作一样，具有高度的典型意义。虽然作品讲述的只是诗人乱后回乡的个人经历，但诗中所写的“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等亲人相逢的情景，以及“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唏嘘”的场面，绝不只是诗人一家特有的生活经历，它具有普遍意义。这组诗真实地再现了唐代“安史之乱”后的部分社会现实：世乱飘荡，兵革未息，儿童东征，妻离子散，具有浓烈的“诗史”意味。
在艺术上，诗人熔叙事、抒情、写景于一炉，结构严谨，语言质朴，运用今昔对比，高度概括等手法，表达了诗人崇高的爱国情怀，集中体现了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三章诗不仅在形式上连绵一体，而且很好地引导读者进行联想和想象，使得这组诗的意蕴超越了其文字本身而显得丰富深厚。杜甫的《羌村》三首用诗人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反映出安史之乱的严重危害，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体现了作者深厚的诗文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