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全文三大段中，运用多种手法，由远及近，曲折写来，逐渐把文章推向高潮，突现主旨。
第一段用欲扬先抑法。所谓“读李翱文”，主要是写读了李翱的《幽怀赋》后的所感所叹，但文章在此以前作了层层铺垫，对比映衬。作者先说读了李翱的《复性书》的看法。《复性书》是李翱的代表性文章，有上中下三篇，内容是以《中庸》为理论根据，提出人有性和情两个方面，认为“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也”，要求去情复性。作者认为该文写得不好，只是给《中庸》作注释而已，理解能力强的人可以不读它而直接读《中庸》，理解能力弱的人则读它也读不懂，这样的文章可以不写。此纯为“抑”。次说读了李翱的《与韩侍郎荐贤书》的看法。作者认为李翱不得志时愤于当世无肯荐拔自己的人，故说这番话，如果得志就未必如此；但又说信中对韩愈的“好贤”，仅比之于“秦汉问好侠行义之一豪俊”之所为，评论得很恰当。此为“抑”中有“扬”，以“抑”为主。最后才写到读了《幽怀赋》后的赞赏。并为自己和李翱生不同时而嗟叹不已。经过这样的先抑后扬，蓄势衬托，再来表现对李翱的钦佩之情和知己之感，就显得更加深挚浓烈。
第二段用抑彼扬此法。这段开始并不直接承继上文，一下子写明《幽怀赋》的什么内容感动了自己，而是先插入韩愈文章以为对照，似断而实连。韩愈是欧阳修倾心推崇的人物，这里就肯定地说：“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可是对他写的《感二鸟赋》则不以为然。韩愈的这篇赋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当时他仕途失意，三次给宰相上书自荐，都未被理睬，后在离长安东归的路上看到“笼白鸟、白鹤鹆”西行进献天子者，就有感而作此赋。赋中说：“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唯进退之殊异，增余怀之耿耿。”作者认为韩愈的赋只是为自己不得志发牢骚而已，如果他当时能如二鸟之“光荣而饱”，得意作官，就不会写这篇赋了。此处抑韩文的目的是为了扬李赋，所以接着说：“若翱独不然”。笔锋一转，就引出李翱赋中使作者产生共鸣的那几句话：“众嚣嚣而杂处兮，咸叹老而嗟卑；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并肯定李翱为河北藩镇割据的严重局势而引起的忧时之心。欧阳修自己也是个以天下为忧的人，他不满意那种叹老嗟卑，仅仅为个人遭遇发泄不平的诗文，所以把不以个人进退出处为念，唯忧国家治乱安危的李翱引为同调，并结合李翱当时的政治情况，提到系乎有唐一代存亡的高度来加以赞颂。由于文章采取了这种抑彼扬此、对照烘托的手法，使行文更加曲折，而对李翱的称颂也境界更高，分量更重。
第三段则用以古联今法。此文不是为写读后感而写读后感。作者惜唐是为了悲宋，赞李翱之赋是为了抒自己之情。所以这段一开始就承接前文，由李翱所处的时代联系到北宋当时的现状：“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作者生活的仁宗时期比李翱所处的唐代中叶，内忧外患的严重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可是作者认为当权者中没有人忧虑时局，不仅自己不忧时，还讥笑打击忧念国运、改革弊政的人，“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作者揭露批判此种“光荣而饱”的人物的行为心态，锋芒尖锐而用笔含蓄。最后，作者愤激地说：“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千回百折逼出的这两句话是文章的点睛之笔，也是题旨所在。全文如此曲折跌宕。层层递进，由彼及此，由古及今，将作者的忧时之心、愤世之意，尽情吐泄，显得情辞悲怆，感慨浓烈。
这篇读后感属议论文字，言辞也很尖锐犀利，鲁迅就说此文末尾“呜呼”云云几句话“悻悻得很”，并把它作为“指斥当路”的“古人并不纯厚”的例子之一加以肯定（《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宋代李涂说：“论及时政，子厚发之以愤激，永叔发之以感叹”（《文章精义》二）。还说欧阳修许多文章，“有‘呜呼’二字，固是世变可叹，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便精神”（同书五一）。这篇文章里就蕴积着他的深沉感叹，作者忧世而不能的愤慨和对守旧的当权派的指斥，表达得柔中见刚，诗意盎然。
这是一阕悼亡词。悼亡的题材，在宋词中还不多见。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悼王氏夫人，当是词中悼亡最早的名篇，继之则有贺铸的《半死桐》“重过阊门万事非”一阕也堪称绝唱。到南宋吴文英《梦窗词》中亦有悼亡之作，只是语涉隐曲，本事难考了。悼亡词到清代不仅面广量多，而且情深而凄、笔致细腻的篇什叠出，最著名的当然是纳兰性德(容若)的那些哀伤卢氏之逝的作品。《青衫湿遍》就是纳兰众多悼亡词中的一阕自度曲的词牌名。因为周之琦的生日与南唐李煜一样是农历七月初七，所以他对李后主词的情韵格调多有向往，而纳兰是举世皆知的继李煜词的一脉法乳的大家，这样，周氏对纳兰自度曲的音节深能体会，他说“虽非宋贤遗谱”而“有可述者”，显然认为其与唐宋风调如符契合。
周之琦的妻子沈氏病卒于道光九年(1829)端午前后，这年词人四十八岁。据他在六十岁时所作的《阮郎归·余以嘉庆癸亥就婚于长沙郡署，阅今三十九年，旧游重历，距先室之殁一星终矣》一词可以确知，周之琦和沈氏结褵于嘉庆八年(1803)，那么他们夫妻共同生活了二十七年，这从他别的一些悼亡之作中所说的“梦缘短，弹指廿七年华，匆匆去如箭”等等，也可得到佐证。各种材料表明，他们伉俪情笃，情感至深，中年丧妻，是极其哀痛的。所以，此词真挚动人，无套语滥调或敷衍题目之弊。
此词上片写玉碎魂消的死别之哀，下片则追忆生前相互怜爱的缠绵深情，从而益托起斯人永逝之痛。全词不仅笔笔写实，贴切入微地组合起各个细节，不落空泛，而且处处体现出特定的依恋难舍，难以排解的心理状态。正是如此，故有一种揪心悲痛所升化的艺术感染力，攫人心魂。
起句“瑶簪堕也”四字是提挈全词之句，以玉簪碎断难再愈合的意象，总写亲人永去不复返。从这一声长歌当哭的苦吟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撕心裂肝的悲哀。“谁知此恨，只在今生”是说原以为我们夫妻永好，白头偕老的，此生此世不会有中途分手的事;谁知道遗恨三生的大悲痛事竟然这样突然发生在眼前!“谁知”二字的迸发，将心理上所承受的未及预料的、与初衷大相径庭的沉痛充分表现了出来。词笔看似平易，实则是以逆入之势转而倒出的气韵着手的，故大大增强了情感的烈度。
周之琦的悼亡情思是紧紧扣住在“谁知”二字上的，这是一个情结，一个心头无法解开的结。他说：我们夫妇不会也不应有此生离死别的事的!这在铁的事实面前即实际上硬生生明摆着的生离死别的格局面前，愈表现得执拗、不合事理，愈见其痴苦之极，心伤之极。呼天抢地般不愿承认既存事实，适足以透现出一种无可比拟的失落感的凄怆。任何语言都抵不上这句执拗地拒绝接受已不可能不接受的事实的话的悲哀程度的。下面文字实际上都基立在这“谁知”的思路上。
词人说，我俩日常最“怕说香心易折”!连“香心”的折断都怕言的我们，现今竟然面对的是“烬落残灯”的事实，这怎能叫我受得了?香心，原是美而易消失的意象，借喻两情相合两心相通的一瓣心香。愈是美好的事物总是怕其消失天折，然而可怕的事终究来临了!烬，灰烬，此处作动词“烧尽”解。词文至此，全从心态的失重，失去平衡的角度来表述哀苦之思。
词人又说：在你弥留之际，在你“兼旬”——一二十天处于昏迷状态时，我总认为你是会醒的，你不过是入睡入梦而已。每天夜晚守护着你，看你总是“恹恹睡”着，我也总是这样“猜”着。“尚猜他、梦去还醒”句极辛酸极痴挚，这其实只是一种痴妄的愿望而已。事实上沈氏夫人临殁前显然已知觉早失，昏迷难醒了的。这样以平易常见的细节锤炼入词，益见其情的真与深。
上片结句“泪急”二句是“猜”的愿望破灭，“谁知”的事实确凿无疑来临时的心态的描述。“翻嫌错莫”是说在痛泪滂沱中总以为这不是事实，是错觉吧!是感觉的差错吧!对妻子“魂消”而逝这事实这情景“直恐分明”，但希望这不是真的，不是明白无疑的宣判!读到这里，前面种种心态的起伏变化，吞吐抑扬的笔势可说到了高潮之波峰，那种一唱三叹的丧逝之情毕现无遗了。
下片“回首”二十七年来共同生活的情景，深化“谁知此恨，只在今生”之意。在书斋中，在镜阁上，他们有多少恩爱相处犹如同栖一枝的“并禽”那样的往事啊!“怜我怜卿”，“怜”字一分为二地连用，正是为表现“我”与“卿”的心的相合为一，这是“卿怜我我怜卿”的缩压句式。怜，就是爱，这“怜”字是下片的核心点。
词人说：往年我们暂时小别，也总是愁“道远”，忧空间阻隔太大而思念不已。那么现在怎忍受得了“泉路深扃”这种碧落黄泉，人天相隔的凄惨渺茫的死别啊!
词人又说：往昔最怕在“银笺”上抄写《瘗花铭》，连葬花之辞都怕抄写的我，又怎能面对赋悼亡的现实啊!我们曾经常相互慰藉，矢志“身在情长在”，爱与生命同存!然而，事实上我们的情爱又岂止如此而已?“纵无身、那便忘情”!即使你魄消玉化了，我也无法忘却我们的伉俪深情。这一句是上句的翻进，是加一层法。总“暂别”到“漫商量”二句，一用“况”字折进，一用“纵”字翻深，二个细节的运用，海枯石烂的情思臻于极顶。尽管没有任何夸张语辞，却在极本色的文字中达到了最佳的艺术效果。毫无疑问，没有一腔纯真的感情，是不可能从心头流出这种赤挚文字的。周之琦在此后二三十年岁月里，始终怀念着亡妻，从《心日斋词》全集中可以证见，这对一个封建时代的大吏，对一个才华甚高的文人来说，很是不易的。
末二句中，“梅霖”既切合沈氏去世的时令，又以黄梅雨的渐沥之声烘托悲凄的心境和氛围。长夜悲思和窗外的梅子酸雨融合一气，只觉得凄楚寒颤，心底凉生，犹若“秋声”入耳，敲击心扉。“梅霖”是仲夏之雨.“秋声”则乃深秋落木萧瑟之响，这种变幻变形的感觉，不是错觉，而是心情在极度悲伤时的真切感受。周之琦运用这一类似变形表现手法来写特定的情怀，并达到裹住全词以入凄苦境界中去，应该说是非常高明的。
此诗描写了作者独处在屋子里，独坐屏风前的所感所思。诗中寓情于景，用平淡自然的言语，抒发了作者对于家乡的思念和对官场的厌倦之情。
全诗较短，只有四句，大体上可分为两个层次。
前两句为第一个层次，主要写诗人在殿内值夜的环境。头一句写诗人值夜时坐在屏风中间，两鬓斑白，已经是五十多岁年纪的人了。人老头发首先从鬓毛白起，故日“鬓毵毵”。第二句写红蜡的烛光在夜深中摇曳跳跃。
以上两句诗为读者描绘出一种死寂冷清的环境。从空间环境看，周围是宫墙深院，身边是“屏风围坐”，身处“重重帘幔”之中。从时间环境看，诗人已进入了“鬓毵毵”的暮年，节令已是寒食前后，春寒犹在，时间是夜深。从亮度上看，也只有一点点绛蜡的摇光。如此一点亮光，很难抵御夜深的漆黑，诗人独自一人处在这样一个时空环境里，心情上必然产生一种重压感。如此漫漫长夜，给诗人提供了一个反思的环境。
诗的第二个层次由写环境开始自然过渡到写心境。第三句是全诗的过渡句，即由第一、二句的写环境向第四句的写心境过渡。诗人从26岁入大都为朝官，在北方生活了近三十年时间。不难想象，“京国多年”，已经习惯了北方的生活条件，可以说是作为一个南方人的常情尽改。但是，诗人的乡音不会改。如唐代诗人贺知章，虽然“少小离家老大回”，最终还是“乡音无改”。更为重要的是，诗人的江南人意识不会变，诗人的思乡情不会变。所以，诗人在“忽听春雨”之后，自然会“忆江南”。“忽听”二字不可忽略，极富感情色彩。从前三句看，诗人的反思是深沉的，心情是郁闷的，乡思是浓烈的。“忽听”使诗人的感情来个大转变，于寂寞中忽然听到春雨来临的惊喜之情跃然纸上，使其精神为之一爽。色调也开始由暗淡变为明快，这是给诗人带来向往、希望、思念的春雨。
诗人“忆江南”，不仅仅是因为春寒犹在的北国比不上“杏花春雨江南”，而主要是因为诗人年纪老大、仕途坎坷。诗人在翰林时“承顾问及古今得失，尤委曲尽言”，“谏或不入，归家悒悒不乐”。一些同僚“患其知遇日隆，每思有以间之”。谗言一时不能奏效，“则相与摘集（虞集）文辞，指为讥讪”。在此种情况下，诗人时时想退出政坛，告老还乡。
全诗言语平淡而自然，但却含有丰富的底蕴，浓浓思乡之情藏在淡淡哀愁之中。
文章开头简单介绍东园处在真州的位置及东园的来历。真州位于长江北岸，东临大运河，是水上交通要道，故曰“当东南之水会”。接着写江淮、两浙、荆湖正副发运使施昌言、许元和判官马遵三人，利用闲暇时间“得州之监军废营以作东园”。又写许元于皇祐三年八月来京城办公事，带来东园图，并向作者介绍了东园的情状。先说东园面积广百亩，有流水横其前，园中有池、台、亭、阁、舟、堂、圃等，且特色各异：池很清，而“浸其右”；台很高，而“起其北”；亭名“拂云”，以夸张其极高；阁名“澄虚”，以形容池水极清；舟为“画舫”，以突出其华美；堂可供“请宴”；圃可供“射宾”。再写今日园中景物的美丽、壮观与游人的欢乐，与昔日的荒僻残破、阴森恐怖相对比。作者连用三组结构相同的排比句式，通过今昔对比，强调如今东园景象的美丽多姿和游人的欢乐欣喜，还指出“其物象意趣，登临之乐，览者各自得焉”，园中之景不能在图上一一画出，也不能由许元一一道来，只能得其概略，所以说这篇园林碑记也只能“书其大概”。接着点出请作者作记的意图，说东园是四方之宾客与建园者共乐之地，四方之士没有一天不来，而那三个建园者却总有一天要离开，若“不为之记，则后孰知其自吾三人始也”。最后称颂许元三人通力合作，朝廷、民间供应充足，东南百姓无怨愁之声，闲暇之时，又“与四方之贤士大夫共乐于此”，称其精神之可贵。
这是一篇风格独特、写法新颖的庭园记。作者未曾到真州东园实地游览，而全凭所见到的一幅图画和庭园主人的一番口头介绍写成这篇文章，却能把叙述对象写得如此真实可感、气象万千、美丽诱人。全文最吸引眼球的地方是对东园美丽风光的描绘。这种描绘有三点值得注意：一、全部描写，皆借他人之口、以第三者的语气说出，在表现手法上可以说是一种创新。二、着意于东园修建前后的巨大变化。在描写现在的台池亭阁、流水画舫、佳花美术、清宴弦歌的同时，对比描写了昔日此地的破败荒凉。这种对比描写不但加倍衬托出现在的美，而且含蓄地赞扬了庭园的修建者为这种美付出的艰辛。三、句法也有创新。像“台，吾望以拂云之亭”等数句，就是创新之句。此外，全文用了二十余个“之”字，和《醉翁亭记》连用二十余个“也”字一样，都使文章增加了回环往复的形式美和一唱三叹的音韵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