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大约作于李白赐金还山后,与杜甫高适分手以后,来四明山镜湖看望老朋友贺知章,但此时贺老已经去世.
此时李白的经济条件比较好,可以炼金丹了.当然,李白到天台山的次数很多,在26岁的时候就来过这里.但是从用词与修仙的愿望看,比较符合40多岁以后的事.
从诗的情绪看是很高涨的,李白一上来就是四句对仗:天台邻四明,华顶高百越。门标赤城霞,楼栖沧岛月。接下来对证也不少:云垂大鹏翻,波动巨鳌没等。可见天台山给李白的感觉是相当的好(如此看来,也有可能是初次到天台山的时候写的,次数去去多了,感觉应该会迟钝一些的).
此诗承《咏贫士·万族各有托》中的诗句“岂不寒与饥”,先叙贫困饥寒之状。朔风凄厉,已近岁末。无以取暖的老诗人,只能拥着粗布衣服,在前轩下晒太阳。抬眼望去,昔时四院中盛开的花卉已荡然无存,青葱的树木,也成了光秃秃的枯条。诗的前四句在严冬萧索景色的衬托中,描出了一位贫士索漠的形象。严寒袭人,饥更来煎。诗人一生相依为命的酒,现在即使将空壶倾得再斜,也再已倒不出一滴来;民以食为天,但饭时已到,看着灶下,却烟火全消。逸兴已消,诗书虽堆案盈几,却疗不得饥寒,任它胡乱塞在座外,直至白日西倾,也无兴再去研读它。五至八句由寒及饥,由景及情,伸足“岂不寒与饥”之意。至于日昃以后,将是又一个黄昏冬夜,如何驱遣,诗人未言,但读者不难想像。晚岁的陶潜确实困苦之甚,世乱加上荒年,使他早时只是作为一种理想精神的“甘贫”,成了严酷的现实,其《有会而作》序云:“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才通。旬日以来,始念饥乏。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所述境况正可与此诗相互发明。“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乞食》诗,更描下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诗人,已不得不为生存而告乞求贷了。贫,毕竟并不那么容易“甘”之,不能再一味恬淡。当初孔子困于陈,资粮断绝,“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孔子可以这样穷而安,而己非圣人之比,就不能不像子路那样愠恼之心见于言色。不过虽然饥寒,虽有不平,诗人仍不愿弃“故辙”而改素志;那么什么是诗人的精神慰安呢?末句答道:正依靠古来那许多高风亮节,守穷不阿的“穷士”啊。
对比一下陶潜初隐时的诗句,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诗人的心态。《饮酒》诗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的逸趣已为“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的窘俭所替代;而“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读山海经》)的雅兴,亦已成了“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的阑姗。于是望中景物也都改观。风寒,在诗人并非初历,但当初“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的卓拔景象已换成“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的索漠萧条。他再也无复当年“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的感受;“拥褐曝前轩”这一诗歌形象,足见其当时不但是肉体上,也是精神上的疲老。贫困把天真的诗人从云际雾里的逍遥游中,拉回到地面上来,这也许是不幸,然而却也使诗人的高洁品格获得了更充实的内含;使他成了中国诗史上少数几位真正无愧于固穷守节之称的隐逸诗人。虽然饥寒使他沦落到行乞的地步,但他所低首下心的不是那些督邮之流的官场屑小,而是他日夕相处的“素心人”;心境虽然疲老了,但骨子里的傲气却并不减少壮。诗的结末四句用孔子厄于陈蔡之典,含义尤深长。“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言见”,字面意思是,自己未达到孔圣人的精神境界,所以才有愠色;然而联系其“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以累己”(《感士不遇赋》)这种一贯思想来看,这两句诗实以自责为自傲。孔子一生为推行其仁义之道而奔波风尘,这从渊明最为服膺的道家来看是以外物累己的行为。从好的方面来看,世乱不可为,正不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庄子》说“世浊不可与庄语”,甚至以为当国者形同兕柙之中的神龟。而从不好的角度来看,《庄子》中更借盗跖之口斥孔子为名利荣禄之人。从渊明对儒学的一贯态度看,二句虽不必有盗跖所责备于孔子那种含义,但以“闲居”与“陈厄”相对言,并虽有不平,仍将坚持素操来看,不难味出有以孔子之举为不智之意。所以,结末他不是顺不如孔子之意,说要以孔子穷而安作榜样,而要以此下所说的各种高士为典范,以表示虽穷也必不重入世网,乱己“真意”。穷困固然使陶潜从天上降到地上,却又使其精神进一步净化。“严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渊明之高,其实不尽在他衣食无虑,吟唱着这两句诗的时候,而正是在这贫困的低吟中,才更见出其卓然高标。也正因此,此诗虽极写饥寒穷困,给人的印象却决无后来孟郊、贾岛那样的寒俭相,而显出一种清癯孤洁的姿态,一种情怀深长的韵味。苏轼说陶诗“癯而实腴”,读此诗可有所解会。
此诗的这种姿态韵味,也甚得力于结构语言的自然浑成。试设想。如果开首二句写寒后,紧接着就写饥,就必会造成促迫穷俭之感。比如孟郊诗就常常列举饥寒之态,穷形极相,反使人酸胃。现在于写寒之后,垫二句写景,接写饥后,再续以二句诗书之事,这就使此诗虽写饥寒而有舒徐之态、书卷之气,加以“倾壶”“窥灶”之轻描淡写,“日昃”之后的言外之言,非孔以自见的婉而不露,读来就感到仍有陶诗一贯的风行水上之致。而更可贵的是上述结构虽巧,却非刻意经营所得。坐于前轩下,自然会有望景之举,酒食无着后也自然会想到唯有书本为伴,但欲读之际,又忽兴意阑珊,更深一层表达了诗人的心境。从不经意处见出天机深杳,这是陶诗与其内容上的玄趣互为表里的艺术上的妙理,二妙并具,是后人所难以企及处。
唐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诗酒关系有如血肉关系密不可分。柳宗元虽然比不上盛唐诗仙兼酒仙李白的浪漫,也不同于晚唐李商隐“身世醉时多”的悲伤,自有自己喝酒的情态与心态。全诗共16句,开头四句为第一层:“今旦少愉乐,起坐开清樽。举觞酹先酒,为我驱忧烦。”清早起来就喝酒,原因是感到缺乏生活乐趣。相传杜康是我国酒的创始人。据郭沫若的《中国史稿》:杜康即少康,夏王相的儿子。当年夏王相被一部落领袖杀害,少康逃到今河南虞城县依附有虞氏,当了“疱正”,是个专管皇帝吃饭的职司。杜康为了迎合皇上,力求酿出好酒,亲自筛选精粮,采制神曲,调配奇方,酿出的酒果然味美可口。皇帝饮后神振食增,龙颜大悦,就封杜康为“酒仙”。故柳宗元先举杯祭酹造酒的祖师杜康,是他用勤劳与智慧造出美酒,给人们驱逐忧愁和烦恼。“须臾心自殊,顿觉天地喧。”酒入口,加快了血液循环,浑身感到一股暖流上涌,心情发生变化,天地之间也变得温暖起来。接着,一一叙说饮酒后的感受:“连山变幽晦,绿水函晏温。”幽晦,《楚辞九歌·山鬼》说:“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晏温,指天气晴暖。心感温暖,连自然界的景物也变得温暖,连绵的高山也改变了原来的幽晦,碧绿的水流含着温暖的气息。这是诗人从感官的角度来写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夏天的太阳升起来了,天气自然变得暖和起来。“蔼蔼南郭门,树木一何繁。清明可自庇,竟夕闻佳言。”开篇点明时间,现在点明饮酒的地点──南郭门。南郭门指永州城南,南门城边,树木繁茂,清凉的树荫可以遮挡烈日,庇护自己,整天都可以在树下乘凉谈天。这四句描写了诗人在永州的闲适生活,既无衙门的公务缠身,又无日出而作的劳累,似乎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也有注家认为:“清明”指草木,此句点化《左传·文公七年》“葛犹能庇其本根”句意,“无知的草木都懂得好好保护自己”。意思是说自己还不如草木,连保护自己都不懂得。下句说:“这些树木整夜好像在向自己诉说什么,现在才明白,原来它们要说的正是这种有启发性的话。”可做为一家之言。“尽醉无复辞,偃卧有芳荪。”谢灵运《道路忆山中诗》:“追寻栖息时,偃卧任纵诞。”与朋友们尽情畅饮,哪怕喝醉也不要推辞,芳草萋萋,可以供我们躺卧。这是第二层的小结,饮酒的快乐尽在“偃卧”之中,按理全诗可以到此结束了。然而,“彼哉晋楚富,此道未必存。”《孟子·公孙丑》:“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后两句“谓饮酒之乐也”。即使是那些富比晋楚的人,恐怕也未必知道饮酒的快乐吧?后两句为第三层,进一步说明饮酒的快乐,使诗意得到升华。
研究者认为,柳诗受陶渊明影响较深,“柳宗元确有部分作品拟学陶渊明,大都作于贬永州之后……宗元学陶诗作实蓄忧愤于闲适恬谈之中。”(王国安《柳宗元诗笺释》)曾吉甫认为“《饮酒》诗绝似渊明。”陶渊明曾任彭泽县令,因对当时现实不满,四十一岁即弃官归隐,躬耕垄亩。他以《饮酒》为题写诗20首,在序中说:“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诗主要写自己的生活遭遇,人生坎坷。其五:“结庐在人间,而无车马喧。向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全诗与饮酒无关,写的是归隐后悠闲恬静的心情。他的“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庚戍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反映诗人过的是自食其力的生活。而“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时赖好事人,载醪祛所惑。(《饮酒》)”反映的是生活贫困,无酒可饮,只好接受别人的恩赐。陶是看破红尘,“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隐居山村,做一名普通农民来与当时的黑暗社会抗挣。柳宗元却不同,少年得志,志向远大,在朝廷超取显美,成为王叔文革新集团的骨干。“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谪到南蛮之地永州,这对他是残酷打击。柳是不得已离开朝廷,政治理想并未放弃。在永州任司马,虽为闲职,官禄照领,不必象陶渊明那样亲自耕种,以求温饱。酒完全可以购买,与朋友饮酒是常事。他的郊游是追求闲适,他的饮酒是自我陶醉,其目的是转移视线,以求适应环境,安宁心情。然而,遭贬的打击,沉重的心理负担,无言的痛苦谁能领会?诗的开头就提到情绪低落,但整个基调并不衰飒,与一般的反映闲适的饮酒诗也不同。“它写出了诗人在特定环境中似醉非醉的特有状态,以及他蔑视世俗的鲜明个性,不失为自画像中的一幅佳作。”(胡士明《柳宗元诗文选注》)由此可见,柳宗元的《饮酒》等诗,受陶渊明、谢灵运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却自有不同的个性与意蕴。
全词仅用一句将过去淡淡揭过,而以大量的篇幅写现在。说过去的事如烟云一样地过去了,说得多么的轻松,其实内涵是极其丰富的。辛弃疾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他出生时,他的家乡已沦陷于金人十二年。他十五岁时即接受祖父辛赞的委托,到当时金首都去刺探军事情报,以作恢复的准备。二十一岁就聚有义士二千余人,后投入义军耿京的部队,为耿京掌书记。就在他二十二岁时,代表耿京奉表南归。在他回山东复命时,途中得知叛徒张安国杀耿京以降金,义军云散了。辛弃疾立即驰赴海州,仅以数十骑闯入金营,活捉张安国,献俘行在,一时名震朝野。四十岁即已任至湖南安抚使。他一生为了恢复祖国的统一,屡建奇功。但也因为他毕生坚持抗战,所以也为主和派所不容。风风雨雨四十年,历尽诬罔屈辱之艰辛,然而他只用“云烟”二字,写得十分轻淡。其实这淡,正是未能忘情的压抑之浓。真的淡了,那就连这“云烟”二字都不用提了。“蒲柳”是谦词,说自己经不起衰老,但同样也是不满之辞。抗战的英雄为“蒲柳”,得意的投降派倒是什么长青之松柏了。可见其慨深厚。既不得用,那么还能干点什么——最好是醉、是游、是睡。这虽不无愤慨,但对老人倒也不失是一帖安心养性的良方。
下阕,他要儿子们在农事了了之后,及时完粮纳税。他虽以方帅而退居林下,丝毫不弄特权,教育子辈不忘国家,故嘱咐纳粮宜早。剩下的要量入为出,勤俭持家。题作“以家事付之”,这种嘱咐,足见稼轩之为人。嘱咐过了,事情有了交待,但作为“乃翁”还是要管点事的。那就管管花木,管管山水。
这阕词外表写得悠闲自得,然而读者却不能不感到它骨子里正激荡着未能为国家统一大业出力的压抑不平之气。对于一下子从火热的事业中退下来的这位老人来说,宜醉、宜游、宜睡的生活态度和管竹、管山、管水的生活情趣固然是可取的,然而,他那一颗激荡的心,却不能如此安顿。所以这种悠闲所掩饰的那一番几乎使他隐了一辈子的痛苦,更令人感动。
这是一个战士休闲时的心态,是以休闲而唱出不甘休闲的变调。身闲而志不闲,这才是处于静态的战士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