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起二句以简炼的笔触,概括地写出了西湖的广阔与繁华。“烟波阔”,一笔渲染过去,背景很有气派。“风里丝簧声韵咽”,则是浑括不流于纤弱的句子,使人想象到那广阔的烟波中,回荡着丝簧之声,当日西湖风光和一派繁华景象,便如目前。
三、四句承次句点到的丝簧之声,具体写歌舞。“舞余裙带绿双垂,酒入香腮红一抹”,写的不是丝簧高奏,而是舞后。但从终于静下来的“裙带绿双垂”之状,可以想象此前“舞腰红乱旋”的翩翩之态;从“香腮红一抹”的娇艳,可以想象酒红比那粉黛胭脂之红更为好看,同时歌舞女子面容之白和几乎不胜酒力,也得到了传神的表现。
换头由上片点出的“酒”过渡而下,但描写的角度转移到了正观赏歌舞的人们的一边。六幺是一种琵琶舞曲,花十八属于六幺中的一叠。因其包括花拍,与正拍相比,表演上有更多的花样与自由,也就格外迷人。酒杯手,连“琉璃滑”都感觉不到,为贪君歌舞而忘情之状。这样,转入明朝,就跌宕得更有力了。“明朝车马各西东,惆怅画桥风与月。”“明朝”不一定机械地指第二天,而是泛指日后或长或短的时间。随着人事的变化,今天沉醉不觉者会有一天被车马带向远方。那时,异乡,甚至无可奈何的孤独寂寞中,回首画桥风月,该是何等惆怅。
词中关于西湖烟波、风里丝簧和歌舞场面的描写,似带有欣赏的意味,而车马东西,回首画桥风月的惆怅,则表现出无可奈何之中若有所失又若有所思的一种很复杂的情绪。
全文结构简洁明晰,一问一答,毫无枝蔓。
《对楚王问》是问对体,即假设主客问答以表达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的一种文体。所以文章一开头,就写楚顷襄王听信谗言,责问宋玉。宋玉宕开一笔,满口承认有“遗行”,不作申辩,只是希望宽恕,让他把话说完。
其次,写宋玉的答辞。其答辞以讲故事的形式,表面与“遗行”无关,实则均为“遗行”进行辩驳。分三个层次:一是讲一位歌手在郢都唱歌,唱“下里巴人”低级通俗的歌时,唱和者数千人;唱“阳阿薤露”较高级的歌时,应和者数百人;唱高雅的“阳春白雪”之歌时,能跟着唱的不过数十人;最后唱高难度的变化无穷的歌时,能和者只有几人。可见“曲高和寡”,暗示智高之人不为人理解。二是以凤凰、鲲鱼与鷃雀、小鲵的对比,说明渺小的鹦雀、小鲵之类的谗佞小人不会理解如凤凰、鲲鱼一类大智者的胸怀与能力。三是以圣人与世俗之民的对比,说明凡夫俗子哪能了解我(圣人)的所作所为。三重对比中,宋玉白比为高雅之乐曲、鸟中之凤、鱼中之鲲、人中“圣”人,说明自己情操高尚,与那些鼠目寸光的谗佞小人有天壤之别,故遭到他们的诬陷也就不足为怪。尽管宋玉没有对“遗行”进行辩解,但“故事”一完,“遗行”之诬也就不攻自破。宋玉的高洁清高、孤芳自赏自然显现,楚顷襄王及周围佞臣的昏庸、恶劣昭然若揭。 [6] 有力地反驳了楚王的责问,真是笔力千钧,水到渠成。不仅抒发了作者孤高自傲、不同流俗的品格,同时也流露了宋玉在政治上不得意的愤懑之情,具有骚情雅意,隽永无穷!
全文运用比喻,生动形象,理寓其中;逐层推进,逐层深入;答辩一完,戛然而止,如载奔马,干净利落,有余音绕梁之效。
此作的笔法高绝之处,是在“不经意为文”。作者并不是精心着意地作文,只是从生活中撷取普通问对,打打比方,在不经意中表现出自己的思想,流露出隐隐的不满情绪,值得细加玩味。
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
这首诗从主人公的居处环境写起,描写了思妇对久别丈夫的一片挚情和盼归的急切心理,把征人之妇内心隐微的思想感情,刻画得淋漓尽致,反映出战乱年代广大征人之妇内心共有的痛苦和悲伤。全诗韵律优美,对仗工整,意境高古,风格清雅。
诗从描写居处环境起笔,在一片清雅幽静的氛围中,主人公步上高台,凭栏远眺。“泠泠”一词,既形容步履轻妙端庄,也形容神情凄清,让人看了可怜见见的。五、六句对这位女主人公作了进一步介绍,使人更加看清,这位女子是一位品貌俱佳的贤良淑女。诗的后几句,揭开了她踽踽登高、神情凄伤的内心帷幕:“人生谁不别,恨君早从戎。”原来她是在思盼从军远戎的丈夫。这两句诗中,包含了女子的无限婉曲心事。这位女子深明大义,她并非怕离别,也并非反对丈夫从戎,她“恨”就恨在“早从戎”。这个“早”字含蕴丰富,既包含着对丈夫早年远出久久不归的怨恨,也流露出时光催人老、美人迟暮的悲哀。如此“灼灼”年华,竟寂寞空闺,她不能不触景伤怀、感慨系之。“鸣弦惭夜月,绀黛羞春风”两句,曲尽闺妇千种情思,万般苦恼。古人云:“女为悦己者容。”故这里有企盼丈夫归来之意。又“鸣弦”,又“绀黛”,显示出这位女子对久别丈夫的一片挚情和盼归的急切心理。不幸的是,此一时刻,听她“鸣弦”的,只有那“皎皎空中月一轮”;欣赏她“绀黛”的,只有那“吹我罗裳开”的春风。月圆人未圆,她不能不“惭”;春风有意人远别,她不能不“羞”。一“惭”一“羞”,道出了她的内心企望不能实现的深沉哀痛。结尾这两句语悲情苦,反映出战乱年代广大征人之妇内心共有的痛苦和悲伤。
此诗是一首拟古诗。拟古,模仿古人之作。这是古诗中一种习用的体式。诗人往往由于有某种原因,不便直说;或者由于从古人之作中触发起某种感情,于是采取这种拟古形式。拟古诗并非生搬硬套,而是“用古人格作自家诗”(语见《昭昧詹言》卷一),形同而神异。此诗正是这样。它所“拟”的是《古诗十九首》中的名篇《青青河畔草》。两诗比较,二者都写离情闺怨,笔墨层次和表现手法也颇相似,但二者所塑造的人物各不相同:前者写的是“昔为倡家女,今作荡子妇”的不幸女子,而后者写的却是“明志逸秋霜”的端庄淑女、征人之妇;前者怨诽浪迹四方不顾妻室的“荡子”,后者则是思念“早从戎”的征夫。由于人物身分不同,所“怨”的对象不同,故后者对人物的具体描写、情意表达的方式,与前者显著有别。例如,同是以比兴起笔,描写景物,前者选“河畔草”“园中柳”,后者则取“临窗竹”“垂门桐”,雅俗有别,都切合各自人物的身分。同样介绍人物,前者侧重于“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的外在美;后者则不仅介绍其“玉颜艳春红”之貌,且首先突出其“明志逸秋霜”的内在美,淑女、倡妇,各有差别。同样写怨情,前者对薄情丈夫直泻怨诽:“荡子行不归,空房难独守。”而后者则向远戎亲人诉述情怀和苦衷。表达感情的方式,一个直而显,一个含蓄而有深致。可见,这首拟古诗是借旧题而发新意,另有寄托的。在诗的意境的创造上,甚至给人有一种“青胜于蓝”之感,无怪钟嵘称赞诗人“拟古尤甚”(见《诗品》)。
鲍令晖的拟作在内容上因袭了原诗,抒写思妇对远方丈夫的思念,但对主人公感情的刻面更为逼真、细腻,且与原诗的整体氛围有所不同,鲍令晖的笔下的女主人公形象血肉丰满、跃然纸上,思妇的内心世界被刻画得自然传神。鲍令晖能以切身的感受来摩写女性细腻微妙的情态、真实可感的容貌。此外,鲍诗比原诗更具声律之美,大部分诗句对仗工整,且通体押韵,“袅袅”“蔼蔼”“灼灼”“泠泠”等叠词的运用,“逸”“艳”“惭”“羞”等字眼的锤炼,使得整首诗具有高古清澈的诗境与优雅轻倩的诗风。
至于这首诗中所刻画的思妇形象,也许就是诗人自己。鲍令晖是否有远戎的丈夫,虽难以考定,但从诗中人物温文尔雅的气质和深沉委婉的言行举止看,则是一位有才情的女士,闪烁着诗人自己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