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开篇写道:“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在皎洁的月色光下,蟋蟀在低吟,并交织成一曲无比清切的夜之旋律。在此,诗人从视角和听觉两方面描写了环境,不但表现出环境的幽静,心境的凄然,而且也暗示了时间是很晚了,也就是下半夜时间。再看夜空,“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北斗横转,那由“玉衡”“开阳”“摇光”三星组成的斗柄(杓),正指向天象十二方位中的“孟冬”,闪烁的星辰,更如镶嵌天幕的明珠,把夜空辉映得一片璀璨。一切似乎都很美好,包括那披着一身月光漫步的诗人。在中国古代,人们都是根据斗星所指方位的变换来辨别节令的推移。据金克木先生解说,“孟冬”在这里指的不是初冬节令(因为下文明说还有“秋蝉”),而是指仲秋后半夜的某个时刻。此时此刻诗人还在月下踽踽步,说明诗人心神不宁,胸中缠绕着忧愁。
诗人默默无语,在月光下徘徊。“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野草上已沾满晶莹的露珠,在月光下显得那样晶莹,寒气逼人,明显感觉到时节已经转换。诗人已经感觉到,深秋已在不知不觉中到来,时光之流驶,又是一年秋天到来了。当然,这里写了时间的快速流逝,也是在暗示时间不饶人,人也在一天天老去。怪不得往日的燕子(玄鸟)都不见了,原来已是秋雁南归的时节。这些燕子又将飞往哪里去呢?——“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这就是诗人在月下所发出的怅然问叹。这问叹似乎只对“玄鸟”而发,实际上,它又是诗人那充满失意的怅然自问。从下文可知,诗人之游宦京华已几经寒暑。而今草露蝉鸣、又经一秋,它们在诗人心上所勾起的,是流离客中的无限惆怅和凄怆。
以上八句从描述秋夜之景入笔,抒写诗人月下徘徊的哀伤之情。适应着秋夜的清寂和诗人怅惘、失意之感,笔触运得轻轻的,色彩也一片渗白;没有大的音响,只有蟋蟀、秋蝉交鸣中偶发的、诗人那悠悠的叹息之声。当诗人一触及自身的伤痛时,情感便不免愤愤起来。诗人久滞客中,在夜半如此焦灼难眠,那是因为他曾经希望过、期待过,而今这希望和期待全破灭了。
理想破灭,心烦意乱,夜不能寐。于是,诗人写道:“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这句是以鸟的展翅高飞比喻同门友的飞黄腾达。这在当初,无疑如一道灿烂的阳光,把诗人的前路照耀得五彩缓纷。他相信,“同门”好友将会从青云间垂下手来,提携自己一把;总有一天,他将能与友人一起比翼齐飞、邀游碧空。但事实却大大出乎诗人预料,昔日的同门之友,而今却成了相见不相认的陌路之人。他竟然在平步青云之际,把自己当作走路时的脚迹一样,留置身后而不屑一顾了。“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这毫不经意中运用的妙喻,不仅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同门好友“一阔脸就变”的卑劣之态,同时又表露了诗人那不谙世态炎凉的无比惊讶、悲愤和不平。
至此全诗的主旨方才揭开,那在月光下徘徊的诗人,原来就是这样一位被同门好友所欺骗、所抛弃的落魄者。在他的背后,月光印出了静静的身影;而在头顶上空,依然是明珠般闪烁的“历历”众星。当诗人带着被抛弃的余愤怒仰望星空时,偏偏又瞥见了那名为“箕星”、“斗星”和“牵牛”的星座。诗人顿时生出一股无名的怨气,指点着这些星座大声责问起来:“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扼!”这里语出《小雅·大东》:“维南有箕,不可以颠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皖彼牵牛,不以服箱(车)”。诗人在此借用“南箕”“北斗”“牵牛”等星宿表现出了有虚名无实用,借此比喻朋友的有虚名无实用。失意落魄的诗人心中很是痛苦,夜不能寐,走出房间,仰望天空,看见星星,由此而想到“同门友”的淡漠,心中忧愤不已,苦闷无处发泄,就借此问问星星。其实,这里也暗示了诗人没有什么朋友,即使有,也是十分功利的、无情意的人。
诗歌最后写道:“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想到当年友人怎样信誓旦旦,声称同门之谊的“坚如盘石”,可而今“同门”虚名犹存,“盘石”一样的友情也再没有了。诗人终于仰天长叹,以悲愤的感慨收束了全诗。这叹息和感慨,包含了诗人那被炎凉世态所欺骗、所愚弄的无比伤痛和悲哀。
抒写这样的伤痛和悲哀,本来只用数语即可说尽。此诗却偏从秋夜之景写起,初看似与词旨全无关涉,其实均与后文的情感抒发脉络相连:月光笼盖悲情,为全诗敷上了凄清的底色;促织鸣于东壁,给幽寂增添了几多哀音;“玉衡指孟”点明夜半不眠之时辰,“众星何历历”暗伏箕、斗、牵牛之奇思;然后从草露、蝉鸣中,引出时光流驶之感,触动同门相弃之痛;眼看到了愤极“直落”、难以控驭的地步。这就是《明月皎夜光》写景抒愤上的妙处,那感叹、愤激、伤痛和悲哀,始终交织在一片星光、月色、螺蜂、蝉鸣之中。
咏物词发展到南宋已进入成熟期,不仅作品数量众多,而且更重视写作技巧和形式类。与北宋的咏物词相比较,南宋咏物词更具有一种幽微细腻的特色,虽然不容易看出其寄托所在,但更富有朦胧美。张鎡的这首词就能够将作者内心的情思同作品外化的意象融合无间,使读者若有所悟又难以名状。
词的上片集中刻画了芭蕉独特的风姿和品格。起句从芭蕉跟别的花卉草木的对比中写出它同中有异的特点。在人们眼光中,“风流”、“多情”、“潇洒”是许多花卉草木所共有的,然而词人之所以特别欣赏芭蕉,却是由于它那独特的清逸绝俗风姿。芭蕉并不以色彩斑斓、绚丽多姿的花朵来显示它的“风流”,它也不在丽日和风中与群芳争妍,只有到了烟雨空濛和雨滴拍打的时刻,芭蕉,这才以一身潇洒的绿衣,显示出它那特有的风韵和情致,吸引人们观赏,撩拨人们的情思。一切繁喧炽热跟芭蕉无缘,它浑身上下透出的是无限清凉。不仅使人想起吴文英的名句“纵芭蕉不雨也飕飕”(《唐多令》),这样,我们从芭蕉独具的潇洒、清凉,依稀感受到词人的心灵,现出了一个风流、多情、而又潇洒雅洁的文人形象。
下片顺着“绿衣长”、“满身凉”的拟人化的描写发展,逐渐从外形深入到心灵。词人观赏芭蕉风情万种,情为之动;芭蕉得遇知音,也动起感情来了。看,那一片片开张伸展的硕大绿叶,就像是在我面前铺开的文笺,要请我在上面题写生动的诗句呢!但我又能写什么呢?这时,明月已升到中天,清辉泻在芭蕉那略披白粉的绿叶上,好象生出了一层薄薄的寒霜,袭来一阵又一阵寒气。唉,别再倚着阑干痴看了,还是回屋去吧!“莫凭小阑干,月明生夜寒”两句,淡淡地透露出词人在此情此景下若有所思、若有所悟的感触。这种感触是什么呢?是芭蕉的清高与索句的催迫使他感到自愧弗如、无辞以对?是眼前的清冷促使他想到了趋炎附势的炎凉世态?还是“以其境过清”(柳宗元《小石潭记》),“凛乎其不可久留”(苏轼《后赤壁赋》),而只得消然离去呢?词人没有明白说出,却留下了让读者充分联想、回味的余地,言有尽而意无穷。
在诗词中,芭蕉常常同孤独忧愁特别是离情别绪相联系。李清照曾写过:“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添字丑奴儿》)把伤心、愁闷情绪一古脑儿倾吐出来,对芭蕉甚至还颇为怨悱。张鎡这首词的感情抒发却相当空灵含蓄。他的哀愁和悲凉并没有直接倾吐,而是在雨丝烟雾里,在寒夜月色中,朦胧而自然地流露出来。一缕淡淡的哀愁回肠九曲,大有欲吐又吞、欲说还休的况味。
张鎡的这首词与唐代钱珝的《未展芭蕉》诗(冷烛无烟绿惜干,芳心犹卷怯春寒。一缄书札藏何事,会被车风暗拆看。),虽然暗示性有所不及,但在总体意境上更富有象征意蕴,表达上也越显得曲折幽深。
据《珊瑚网》卷八记载:陆行直《清平乐·重题碧梧苍石图》序中有“候虫凄断,人语西风岸。月落沙平流水漫,惊见芦花来雁。可怜瘦损兰成,多情因为卿卿。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一词。词中所言“卿卿”为当时陆之歌伎,才色皆称。此词定稿后关键字句有较大改动。大概是在作者收入词集时,有意为之。原词无非是写一点“花情柳思”,表达出一种风流艳情,而定稿则将艳情转向“愁情”——为国破为家亡而发的感慨致深的悲愁。
上片“候蛩”四句写出秋意:候蛩(即蟋蟀)的哀鸣,西风的衰飒,秋月的清冷,秋江的澄净,无雁的芦花,一幅萧杀的“秋晓图”。以中,人们不难触发出一股悲愤忧愁的“共鸣”来。作者选景立意颇深:写秋寒,不言西风呼啸,而言候蛩凄断;写秋感,不半个愁字,而言芦花盼雁。既含蓄又有美感,表现作者深厚的功力。
下片“沙教”四句,道出无限“秋愁”:“兰成”,南朝梁时诗人廋信的小字,后其被北方政权所俘。“梧叶”,梧桐之叶,其最易引发秋感。白居易《长恨歌》中有“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把“秋雨梧桐”作为人世中最易引起愁情悲感的事来写。而晚唐词人“温庭筠”又有“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更漏子》),更为梧叶增添丰厚的感情积淀。而作者言梧叶而写“一枝”,正是更加形象地表现出孤苦潦落,刻划人物情景入木三分。下片短短几句,却把上片所写之景统统升华、提炼成了情语,借廋信之事道出人间道不尽的悲欢离合,借梧叶之孤义表达人世的苍沧。而最后一句“梧叶秋声”又极具概括性和艺术性,又成为盖世佳句。
此词在艺术上是成功的,从选景的巧妙,从言情的深远,都极具特色。其笔调精练,含蓄;其风韵幽雅独特;其意境清空淡远;其情感真切感人。正是由于这样的造诣,张炎的“秋词”可以与宋玉的《九辩》、欧阳修的《秋声赋》并列。
苏轼工于七古,汪洋恣肆,妙设譬喻,直逼唐代李、杜,同时又在记事写景中恰到好处地穿插说理,倾诉心情,语词往往诙谐风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公认为宋代第一作手。这首《泗州僧伽塔》诗,很能代表苏轼七古的风格。
“身世悠悠”等语,反映他当日心情;但其中较多地讲的是祷风于神的事。妙在即事说理,灵巧地揭露了神灵之虚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这首诗先写昔日(治平三年(1066)护父丧归蜀)南行过泗祷风于神,有求辄应的事。“逆风三门沙吹面”,极写风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极写风转之速;“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朝饭议”,极写风转后舟行之快。诗说自己的船在这里受阻,听从舟子的劝说,去向僧伽塔祈祷,果然“香火未收旗脚转”,变了顺风,得以顺利前进。梅尧臣《龙女祠祈风》:“舟人请余往,山庙旗脚转”,“长芦江门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写在苏轼诗前,苏诗构思当受梅诗影响。苏诗写得生动流畅,胜于梅诗。
特到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因祷风得遂而赞颂神灵之力;相反,他却由此发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议论。“至人无心何厚薄”,看来好象抬高神沸,实则目的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道家以“至人无己”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讲“无人我相”,也是以“无心”为妙谛的。既本“无心”,即当无所厚薄;而“有求必应”,就不是“无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并不点破,反而说“我自怀私欣所便。”这意思是说,当时得风而欣喜,不过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来并无厚此薄彼之意。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此顺波逆,“若使人人祷辄遂”,风向就要一“日千变”了。这是一个极寻常的眼前事实,但从来无人从这里想到神佛之妄。孔灵符《会稽记》所言樵风泾故事,是讥“人心不足”的,与苏拭用意并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来为下句作警。后来张耒在《田家词》中把它加以铺写,但归结为“天公供尔良独难”,亦显与苏轼原意相悖,点金成铁。用比较法讲古诗,不应看其形式之似,还应就作者用心细加区析。
宗教,总是宣扬神力,鼓吹以祷祀求福佑的,所以苏轼这一点破是很有意义的。苏轼早年便认为“天人不相干”(《夜行观星》)其对佛、道,只是取其“至人无心”,超然自得,并非迷信;他后来一些求雨祷雪之诗,大抵皆视神灵如朋友,以“游戏于斯文”(黄庭坚语)。既有这样思想基础,又善于捕捉形象,且带着感情说话,故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个很深奥的哲理命题,他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与“我昔”相对照;但如径直地写今日求风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风,而说心倩。“身世两悠悠”,就是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讲的“世与我而相遗”之意,亦即是说: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自己也不肯降心从俗。这是由于与王安石“议论不协”而引起的。就事论事,苏轼当时对新法认识不足,他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诗中好在一带而过,措词也还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来去无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恶”。自己对去留无所谓,神也就懒得应其所求。明明是求风不验,却说“神亦倦”,给神开脱,语极微婉。明明由“议论不协”,心情苦闷,却“极力作摆脱语”(纪昀评语),不失豪放本色。这诗中有些话是很不容易措词的,他能说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昀评语),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洵属“简使之至”(纪昀评语)。但“简便”也不是简单。他用“退之旧云三百尺”(韩愈《赠澄观》诗)凌空插入,笔势奇妙。僧伽是高僧,塔为喻浩设计的著名建筑(见《中山诗话》),其中有很多可写的话,他只用“澄观所营再修今已换”一语,将其一带而过,很快转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着墨不多,境界开阔,且与上文“留不恶”遥遇相应,结构绵密。“无心”于仕途得失,有意而于大好河川,襟怀之豁达、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达豪迈,才敢于否定神权;复由其观察入微,“刻决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横生。“姑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容慧”(苏轼《题吴道子画》),可谓“夫子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