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时代,由于曹操招贤纳士,文人群集于邺下(今河北省临漳县) ,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其时曹操忙于军政大事,曹植比较年轻,而曹丕和这些文人“出则连舆,止则接席” (曹丕《与吴质书》) ,一同切磋诗文,相处密切。因此,他便成为“邺下风流”的核心人物。在那文学繁荣、创作经验不断积累和交流的情况下,文学理论研究有了基础,曹丕的文学思想逐渐孕育成熟; 同时,作家们也急需理论指导,于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论《典论·论文》便应运而生了。
这篇评论一开始就指出文人的一种积习: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随即举例说明:傅毅与班固相比,文才相差不远,在“伯仲于间”,但是班固却小看傅毅,嘲笑傅毅写起文章来没完没了,不能很好地驾驭文字。作者在举这个事例时,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叙述中寓批评于意。接着,文章分析“文人相轻”的原因,指出人们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而文章并非只有一种体裁,能把各种体裁的文章都写得很好的人是少有的,所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看问题的片面性造成了“文人相轻”。文章在分析了“文人相轻”的原因于后,又举出一个谚语来说明问题,“里语曰: ‘家有弊帚,享于千金。’ 斯不自见于患也。”作者指出,这是看不见自己短处的弊病。文章至此为第一段。在这一段中,批评“文人相轻”,先说那些文人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再说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短处,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交错论述,只寥寥数语,就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不过,曹丕论文,为什么首先批评“文人相轻”的积习呢? 因为这种积习,妨碍相互研究和取长补短,不利于文学的繁荣。而在曹丕看来,文章是“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所以对于这种妨碍文学繁荣的“文人相轻”的积习,一开始就提出批评。
第二段开始,遂举出建安七子。曹丕认为这“七子” “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就是说他们无所不学,为文不因袭别人,能够创新。又说他们都自以为是能日行千里的良马,仗着自己的才能,步伐一致地并肩驰骋,以这样的情况而能互相佩服,诚为难能可贵的了。这是称赞“七子”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文章在上一段批评了 “文人相轻”的积习,这一段接着称赞“七子”能互相佩服的风范。一批评,一赞扬,作者的目的都在于培养一种良好的文坛风气,使文人能更好地互相尊重,互相切磋,互相学习,以促进文学的发展,来为“经国”服务,并求得“不朽”。至于作者自己,他认为是能“审己以度人”的,即能够看清自已再去衡量别人,所以能够避免“文人相轻”的积习,而平心地写出这篇《论文》。我们从这一段和上一段的对照中可以看出,作者是要改变“文人相轻”、“弊帚自珍”的积习,而代于以“审己以度人”的态度来公正地评论作家。“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于匹也。”作者指出,王粲擅长于写辞赋,徐干的辞赋常有齐地舒缓于气,但是仍可以和王粲相媲美。接着举出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四篇辞赋以及徐干的《玄猿》、《漏巵》、《圆扇》、《橘赋》四篇辞赋为例,说明即使是辞赋名家张衡和蔡邕的作品也没能超过它们。这是很高的评价。不过,作者随即指出: “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王粲和徐干对于其他体裁的文章,就不能象辞赋那样写得好了。这里对王粲和徐干的评论,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琳、瑀于章表书记,今于隽也。”对于陈琳、阮瑀,作者指出他们的奏章、表文、书信于类,是当今写得最出色的。至于别的文章如何呢?作者没有说,但不言而喻。这里同样是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不过长处实写,短处虚写,以实带虚,言约意密,在修辞上是很高明的。“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 对于应玚和刘桢的评价,从他们的文章风格着眼,各用四个字来概括其特点,兼及长处和短处,语言也极其凝练。“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对于孔融,作者说他禀性和才气都很高妙,有超过别人的地方; 但不善于写理论文章,辞藻胜于说理,还常掺杂一些嘲戏的词句。这里对嘲戏于辞的批评,是有历史背景的,最明显的就是建安九年曹操破袁绍后,让曹丕娶了袁绍的儿媳甄氏,孔融遂写信给曹操,说: “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嘲讽曹操。不过作者在指出孔融的短处后,接着说,至于孔融那些写得好的文章,是可以和扬雄、班固的文章相匹敌的,仍坚持全面地看一个作家。至此,论文的第三段结束。在这段评论中,曹丕力求用全面的观点、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七子”。从“七子”现存的文章来看,曹丕的这段评论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或者还有些私人关系上的原因,曹丕对“七子”的评论,也还不免有偏颇于处。例如对孔融的评价就难免夹杂一些成见。据史载,孔融起初与曹操交好,后来“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后汉书·孔融传》)对于把文章看成“经国于大业”的曹丕来说,孔融的政治态度,当然会引起他的不满。再加上为娶甄氏的事,孔融嘲讽曹操,曹丕当然也很难堪。所以,对孔融的评论,虽力求全面,终也难免有些成见和偏颇。正如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至于他对孔融,就称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辞’ ,不免有些微辞了。”曹丕在这一段中,初次提出了文气问题,接触到文章风格和人的关系 (即与作家气质的关系),这是在曹丕于前不曾有人谈到过的,对后来文论的发展影响很大。
第四段开头,文章遥承第一段意脉,指出文学批评者的两种错误态度: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接着再遥承“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意脉,进一步论述: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于者偏也; 唯通才能备其体”。作者说明,文章的本源相同,支流各异,就是说既有共性,又有不同文体的特殊性。由此提出四科八目的文体论,认为奏议要典雅,书论要有条理,铭诔要崇尚真实,诗赋要辞藻华丽。这“四科”不同,作家的所长只偏于某些方面,只有具备各方面才能的人,才能掌握所有的文体。“通才”当然是很少的,所以,“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是不对的。曹丕把文体分类,虽非首创,但是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把文体分得更细密了。他对各体的特点和要求的论述,虽然还不完全恰当和周密,但对我国文体论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是一个里程碑。在曹丕于前,人们对文章的认识,重在本;曹丕这种把本末结合起来的看法,推进了后来的文体研究。桓范的《世要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里的文体论,都是这篇《论文》中文体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段既照应上文,又阐述了对文体的新鲜见解。笔法上不脱不黏,摇曳生姿。
文体各有特点,作家通常只长于某些方面,那么,为什么偏偏只长于此而不长于彼呢?曹丕在文章第五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以气为主。气于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认为,文章如何,主要在于作家的才气。俊爽超迈的阳刚于气和凝重沉郁的阴柔于气是有分别的,不是用力勉强可以达到的。他接着举例说:譬如音乐,曲调虽然相同,节奏法度也一样,但是运气行腔不一致,人的素质有巧有拙,即使父兄具备了这样的才能,也不能转移给自己的子弟。曹丕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提出“风格即人”的命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过分强调了气质、个性、风格的天赋性,甚至说“不可力强而致”,这就陷入了“先天决定论”的泥潭。尽管如此,曹丕的文体论却启发了后来许多人去研究,对推动文艺批评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最后一段,作者先郑重指出: “盖文章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这是本着致用的精神强调了文学的价值。在曹丕的时代,文学本来还包括哲学、历史等著作,而以“文章”来称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汉末的大动乱,使封建秩序遭到重大破坏,儒家思想的支配力量大为削弱,于是,文学从经学的支配下解脱出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曹丕抛弃前人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可以为“经国”服务,写得好的可以“不朽”。这种对文学的独立地位和重大作用的认识,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曹丕是提出文学价值的第一人。”但曹丕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强调尚有过分于处。接着,曹丕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指出人的寿命有终了的时候,荣乐也只限于自己的一身,这两者都有一定的期限,不如文章能永远流传。可见文章的价值真是“不朽于盛事”。他鼓励文人们说: “是以古于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于辞,不托飞驰于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就是说古代作者从事写作,把见解表现在文章里面,就无须乎借助良史的文辞,无须乎依托权贵的势力,而名声自然流传于后世。这些话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从事文学写作有这么大的意义,是不是所有文人都努力写作呢?曹丕说: 西伯被囚禁而推演易象作卦辞,周公旦显达而作《周礼》,不因穷困就不著作,也不因安乐就改变著作的意图。因此,古人轻视尺璧而重视寸阴,害怕时间流逝。可是,人们大都不肯奋发努力,贫贱时惧怕饥寒,富贵时纵情享乐。于是就只经营眼前的事务,而丢掉了千载不朽的功业——做文章。这里通过两种写作态度的对比,作者表现出他对前者的热情赞扬和对后者的强烈不满。随后,作者深有感慨地写道: “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于大痛也! ”曹丕简直是在大声疾呼,催促文人们抓紧时间,努力写作。末了,更以孔融等人已经逝世,唯有徐干著有《中论》,能够成一家于言的事例,说明抓紧有生于年努力写作的重要性。笔端带着感情,使人在觉得言于有理的同时,更受到情感的感染。
纵观全文,我国文学史上关于文学批评的几个重大问题: 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等等,都已涉及到。虽然曹丕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恰当,而且对问题的论述仅仅是“略引端绪”,但它毕竟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奠基作用,对后代的影响是深远的。
《文心雕龙·才略篇》评论魏文(曹丕)于才说: “乐府清越,《典论》辨要。”用“辨要”二字来概括这篇文章的内容和语言特点,是非常准确的。
温庭筠词抒写男女情事,多是以女性口吻代言女子的相思恋情,以女性形象的华美艳丽及相思情意为其审美特征,精致地描摹女性艳丽华贵的容貌、服饰、起居、心态等,而极少从男性的角度写相思恋情。一般认为此词所反映的是男子对女子的追慕,叙写一男子追慕一女子的情景。
开头二句是男子所见到的女子的美丽形象,“似带如丝”,“团酥雪花”,即形如柳丝轻盈婀娜,色如雪花丰润光洁。后面三句,写男子对女子的倾慕之情:见到女子乘坐着的华美小车,车帘卷起,玉钩斜悬,在繁华的道路上驶过,男子留连忘归,虽然暮色降临,他的眼与心还追逐着远去的香车。
全词虽仅短短五句二十三个字,却写尽了缠绵缱绻之情,把一个痴情男子的形与神都写活了。他痴情地爱她,却并无轻浮的行为;他“逐香车”,却并无狂放之举。作者对单相思的描写是能把握分寸的。
对此词还有另一种解读,认为是闺中女子期盼男子归来。前三句写女主人公盼男子归来的情景,后二句写其想象意中人正驱车赶来。
这是李昴英成名之作。它气势磅礴,将离别之恨表现得深沉、细腻;同时,又充满着乐观主义的激情,催人奋进。
“怪朝来、片红初瘦,……”以“怪”字领起,表达自己惊诧之情,一下子便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住了。是什么令他感到意外呢?噢,是春天的繁花开始飘落了。花儿萎谢用“瘦”字去形容,使人仿佛看到一个娟美俏丽的人儿忽然颦眉蹙额,清减了几分。接着,作者以“半分春事风雨”倒点原因,解开前面自设的疑团。“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原来昨晚一场摧花的风雨将春色大大损毁了。“半分”,说明了摧损程度。这就是词家的所谓“逆笔”,目的是使重点突出。
“有脚阳春”。(一本作“有脚艳阳”)是对能施“惠政”的官员的传统称颂恨,意思是说他所到之处,如阳春之和煦,能令百姓昭苏。但现在“阳春难驻”,王埜大人要调走了,因此连山水似乎也充满离愁别恨。读到这里,我们顿悟前面写春残景象不只是为了烘染离别的气氛,而是对“阳春难驻”作形象的说明。“芳草渡。似叫住东君,满树黄鹂恨。”写渡头景色。在芳草萋萋的渡口,树上的黄莺正在啼啭,仿佛是恳请即将离去的春天再多留驻一会儿。黄鹂即黄莺,鸣声婉转悦耳。这里“芳草”两句也是融情于景,借啼鸟之惜春,比喻自己对王埜的依依惜别。
然而王氏的调动是国家的需要、时局的要求,所以感情尽管上难以割舍,也只能分手了。在词中,这一转折是由“无端杜宇”四字开始的。无端,即没有来由,无缘无故;这里含有无可奈何之意。杜宇的叫声与“不如归去”相近,所以又名“催归”。这里说“报采石矶头,惊涛屋大,寒色要春护”的是杜鹃鸟,其目的是与上句的“黄鹂”相照应,扣紧暮春景色,让景、情、事打成一片,使整个上半阕的意境更显浑成。采石矶,在安徽当涂牛渚山北部,突入长江中,奇险雄伟,“惊涛屋大”是说长江风急浪高。
后三句意思是说,当涂江面一带,风狂浪恶,满目寒凉,正需要春阳的呵护。意思是那里位置的重要和形势的艰危险恶,须由豪杰之士去支撑局面。我们知道,自理宗端平元年(1234)金国灭亡后,次年蒙古兵即大举南下,攻四川、湖北、安徽等地,淳祐十二年(1252)又掠成都,一时烽烟四起。
上阕借景抒写惜别之意,情绪一波三折,从开头至“阳春难驻”,是一开:“叫住东君”是一合;至“寒色要春护”又是一开。“将恋恋不舍而又不得不舍的心绪描绘得细腻传神。
下阙以送别情景过渡,然后再转入临别赠言。
“阳关唱,画鹢徘徊东渚。”人们唱起了骊歌,远行的船只即将启航了。临别之际,人们自然希望后会有期,但何时何地才能见面呢?世事实在难以预料,不过,既然已经以身许国,个人的事亦无需多虑了。
“相逢知又何处”一句,正表达了词人这种复杂的心情。于是,在饯别的酒筵上,两人同抒壮怀,细评今古。“摩挲老剑”,如同诗词中常见的“抚剑”、“看剑”一样,表明词人渴望施展抱负:“剑”而说“老”,则表明他们经过千磨百折而雄心犹存,不是难能可贵吗?
“君此去。几万里东南,只手擎天柱。”这是作者对友人的殷殷嘱望,希望他负起拱卫东南的重任,做撑持时局的擎天一柱。由此亦可见两人相知之深,相期之切。
全词写到这里,一气呵成,情郁而辞畅,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但下面收束处出恨涉腐,令全篇有所减色。
“长生寿母。更稳坐安舆,三槐堂上,好看彩衣舞。”这是顺带为王埜之母祝寿,并表王之孝顺。安舆,也叫“安车”,是妇女、老人乘坐的小车。三槐堂,是有关王姓的典故。这里用典为王氏祝寿之词。彩衣舞,用老莱子七十娱亲的故事。这种词句象李调元《雨村词话》指出的,“乃献寿俗套谀词”,算是败笔。
总之,全词大体写得不错,而尤以上半阕为佳:跳荡转折,情景相生,感喟甚深,境界亦大。下阕上半则富雄直之气,大有“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之概。作为一首送别词。它密切结合当前景色与情事,大处着眼,细心落笔,将私人离合之感与整个社稷安危连系起来,融“小我”入“大我”,使作品(就前面大半而言)保持旺盛气势和较高的格调,应当说是颇为难得的。这正是作者胸襟抱负与艺术手腕的完美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