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远也是由宋入元时人。王沂孙曾有同调同题的词,影射杨琏真伽盗窃南宋帝后陵寝的暴行。仇远这首词和其风格极为相近,也是借咏蝉寄寓了深沉的家国之思,身世之痛。
“夕阳门巷荒城曲”:返照夕阳,萧条门巷,地僻城荒,渲染了悲凉气氛。接着把笔触转向吟咏的主体秋蝉。“清音早鸣秋树”:蝉鸣声凄清幽怨,从树上传出,使人秋意顿生。“早鸣”二字意谓有倾诉不尽的愁苦。薄剪绡衣改用拟人手法摹绘其身姿:清秋时节,露冷风寒,可是她仍然穿着极薄的“绡衣”。呆立枝头,独自忍受着寒冷和空寂的煎熬。“凉生鬓影”是示现通体皆寒的形象。时令的转换和环境的变迁使其痛苦异常。这里把秋蝉喻薄命美人,以抒发自己身世没落的悲哀。“独饮天边风露”写蝉境况之窘迫。“凉生鬓影”形容枯槁还要去饮风啜露,有谁能堪?处境如此,谁为之奈何!天高渺清远,蝉孤独窘迫,词人把二者映照开来,构成一种较为独特的意境。或可表示词人希冀摆脱自己欲念的一种自我表白吧。
接着“朝朝暮暮”延伸了时间,“蓦然飞过别枝去”拓展了空间。不论何时何地,哀痛于心的蝉,不停地将心中的哀伤倾诉。悲鸣不能自已,痛苦又何堪。但只要“尚有残声”,她就不会噤而不发。威势逼人的风刀霜剑,怎能使她慑服。这段文字缓急相间,起落有致。音韵巧妙,声音变化,而又部分重沓,表达出缠绵悱恻、悠悠不尽的情思。
上片在写蝉时,先写在特定时空中蝉的凄苦忧愁,后来拓展时空范围,大大地加强了写蝉的广度和深度。
“齐宫往事谩省”,引出兴亡之感来。齐女化蝉,古老的故事仍不时地在人们的脑子里闪现,常以它为话题,谈个不休。可是此时连齐女的化身——蝉也已悄然离去,雨后空山,烟月古柳,又何处可觅踪。清脆的鸣声、终归是梦幻而已。这是因宋陵被侵,引发词人怀旧的情怀。“齐女”已消失,宋陵被毁坏了,故国已不堪回首,痛彻肺肝也。“拂冰笺”、“拈琴谱”了。“冰笺”和“琴谱”总会令人睹物思故的。“满地霜红”道出:深秋时节霜风凄紧,惨红的叶子飘浮于地,倩影杳然,令人思念不已。只好寻觅秋蝉亡去前脱下的外壳,以寄托自己深长的情思。
这是一首借蝉咏情之词。故国之思,身世之痛和对当朝统治不满。都借本来不相及的蝉而咏出来。融化“齐女化蝉”的古老传说,巧连“蝉”“人”。使词人一肚子难于诉说的对处境的不满托蝉而一股脑地倾吐出来,可谓意味极为深永。
词的上片极尽夸张之能事,描摹舞女的轻盈体态;下片前两句则侧重于对其风韵的刻画,末二句尤为传神之笔,将眉目传情的微妙动作,以及“舞错《伊州》”而不知的忘情举动刻画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该词词语简洁,典故妙用,夸张铺垫,情意缠绵,结尾处尤有无穷语意。
作为辛派词人的代表之一,刘克庄的词一向以豪放见长。但词人也并非不会婉约,而是不欲而已。偶为婉约之词,情意款款,自然又是一首佳作。比如这首《清平乐》,置于婉约词中,几不可辨识,以为又是哪一位多情妙手的快意所为。
南宋时期上流社会有蓄家姬的风气。这首词所描写的就是一个以歌舞佐酒的家姬。一开始一束素绢比舞姬的纤腰,抓住了作为舞姬最重要的因素。由此
开始,上半阕四句,句句使用夸张。刘勰《文心雕龙·夸饰》说夸张“可以发蕴而飞滞,披瞽而骇聋”。夸张手法在突出事物的特点方面,刻画得更有力。此外,这四句中有三处典故:“宫腰束素”用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腰如束素”,原句是描写一个据宋玉自己说是天底下最美丽的女子的。
“好筑避风台护取”用赵飞燕的故事,据说赵飞燕体质轻盈,汉成帝恐其飘翥,为制七宝避风台。“惊鸿飞去”用曹植《洛神赋》里写洛神的句子“翩若惊鸿”。这三个成句全是写最美的女子的,用这些典故来写舞姬,自然上半阕的真正含义,就不只是写其的体态轻盈了。
“一团香玉温柔,笑颦俱有风流”两句在继续作形态方面描绘的同时,开始着力烘托舞姬的精神风韵,上下两片之间在这里得到了自然地过渡。同时,这两句对舞女风韵正面、概括的描写,也给结尾两句作了最好的铺垫。
“贪与萧郎眉语,不知舞错《伊州》”(萧郎,泛指为女子所爱恋的男子。《伊州》,舞曲名)两句,《词旨》推为“警句”,好在哪里?首先,“萧郎”在词中即指作者自己,亦或他人,彼此眉目传情,销魂荡魄之际,舞姬竟然舞错了《伊州》曲,其情其景,焕然生动,如在目前。其次,词的前面部分都是对舞姬的客观描写,到此作者才把自己融入其中。因为作者主观情感的融注,也就更加曼妙迷人了。
刘克庄词多写人民疾苦和对祖国命运的关注,多有慷慨大江东去的气概,很少剪红刻翠之辞。因此,不少评论家以为克庄词缺少含蓄微婉的力量。这阕词写粉黛,叙歌舞,读来虽不乏明快之感,但情绪缠绵,措词轻艳,结尾处尤有无穷余意,当可代表刘克庄词风的另一个侧面。
此词是作者在饱经人生忧患之后对历史、社会的沉思和对人生的抉择。历史、社会是虚幻变化的:古人的坟墓变成了今人的耕田,昔日的江河流水如今变成了村落住上了人家:社会动乱又太平,太平了又动乱:整个人生又是那么劳碌奔忙,疲惫不堪,就像长安道上人无水马无草的倦客。在这虚幻变化的社会历史中,摆在作者面渐的只有荫条路:一是遁入深山做隐士,一是沉入醉乡做酒徒,因为仕进之路早巳堵塞。而追思往古,历史上的所谓高人隐士多属虚伪,君不见秦末汉初的商山四皓,一度以隐居深山不仕新朝而名扬四海,可不久就撕下伪装住进了侯门。看来唯一的人生选择只有像刘伶那样沉入醉乡;旋浪形髌,且尽生前一杯酒,也不管死后有无名。不过,作者表面上看破红尘,实质上他难以看破,也难以真正忘名,不然他就不会这么激愤了。
自然界的变化,一般比人事变化迟缓。如果自然界都发生了变化,那人事变化之大就可想而知了。沧海桑田的典故,就是说的这种情况。这首词一上来的六句,也是就自然与人事两方面合写这个意思。词句用顾况《悲歌》“边城路,今人犁田昔人墓;岸上沙,昔时流水今人家”,而略加增改。前三句写陆上之变化,墓已成田(用《古诗》“古墓犁为田”之意),有人耕;后三句写水中之变化,水已成陆,有人住。下面“黄埃”二句也从顾况《长安道》“长安道,人无衣,马无草”来,接得十分陡峭。看了墓成田,水成陆。他们依旧为了自己的打算,不顾一切地奔忙着。函谷关是进入长安的必由之路。关开关掩,改朝换代,然而长安道上还是充满了人渴马饥的执迷不悟之徒。歇拍用一问句收束,讥讽之意自见。
“六国扰”,概括了七雄争霸到秦帝国的统一,“三秦扫”,概括了秦末动乱到汉帝国的统一。“初谓”四句,是指在秦、汉帝国通过长期战争而完成统一事业的过程中,几乎所有人都被卷进去了。词人说,他最初还以为商山中还留下了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这四老。谁知道经过统治者写信派车敦请以后,就也撕下了隐士的服饰,一个跟着一个地穿起官服,在帝王门下行走起来了。(商山四皓最初不肯臣事汉高祖,后被张良用计请之出山,保护太子,见《史记·留侯世家》。南齐周彦伦隐居钟山,后应诏出来做官,孔稚圭作《北山移文》来讥讽他,中有“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之语。又汉邹阳《上吴王书》中句:“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这四句专写名利场中的隐士,表面上很恬淡,实则非常热中。隐居,只是他们的一种姿态、一种向统治者讨价还价的手段,一到条件讲好,就把原来自我标榜的高洁全部丢了。上面的“初”字、“遗”字和下面的“裂”字、“焚”字、“接”字、“曳”字,不但生动准确,而且相映成趣,既达到嘲讽的目的,也显示了作者的幽默感。不加评论,而这般欺世盗名的人物的丑态自然如在眼前。
“高流”以下,正面结出本意。《醉乡记》,隋、唐之际的王绩作,《酒德颂》,晋刘伶作,都是古来赞美饮酒的著名文章。在《记》中,王绩曾假设“阮嗣宗、陶渊明等十数人并游于醉乡,没身不反,死葬其壤,中国以为酒仙。”在《颂》中,刘伶曾假设有贵介公子和搢绅处士各一人,起先反对饮酒,后来反而被专门痛饮的那位大人先生所感化。高流,指阮、陶、刘、王一辈人,当然也包括自己在内。末三句是说,酒徒既外生死、忘名利,那么公子、处士这二豪最初不赞成刘伶那位先生,没有人会去计较这些。肯定阮、刘等,也就是否定“长安道”上的“倦客”、“裂荷焚芰”的隐士。(“生忘形”,用杜甫《醉时歌》:“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死忘名”,用《世说新语·任诞篇》载晋张翰语:“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均与“高流端得酒中趣”切合。)方伯海《〈文选〉集成》评《酒德颂》云:“古人遭逢不幸,多托与酒,谓非此无以隐其干济之略,释其悲愤之怀。”此词以饮酒与争权势、夺名利对立,也是此意。
此词针对这种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而发出的不平之鸣。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于那样一些统治者及其帮忙、帮闲们的鄙视,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但由于阶级性和世界观的限制,他又只知道向“醉乡”中逃避,即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种消极的生活态度和思想感情又显示了这种进步意义的局限性很大。
以愤慨、嘲讽的口吻来描写历史上那些一生忙着追求权势和名利的人,占了此词的大部分篇幅。但起笔却从人事无常写起,这样,就好比釜底抽薪,把那些热衷于富贵功名的人都看得冷淡了,从而为下文揭露这些人的丑态埋下伏线,同时也为作者自己最后表示的消极逃避思想埋下伏线。
张耒《〈东山词〉序》曾指出贺词风格多样化的特点:“夫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袂,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览者自知之。”此词和前几首截然不同,也可证明此点。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苏轼的作品在词坛出现以后,其影响是相当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