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毛诗序》中有“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数语,郑笺孔疏曲为之说,遂生出了歧义。诗中的“夫”,即彼,犹言那个人,就是指陈佗,但毛传却释为:“夫,傅相也。”郑笺则云:“陈佗之师傅不善,群臣皆知之,”“国人皆知其(按指师傅)有罪恶而不诛退,终致祸难。”孔疏进一步发挥道:“陈佗亡身不明,由希(稀)睹良师之教,故有此恶……故又戒之云:‘汝之师傅不善,国内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恶傅就良师也。”经过这样的曲解,这首诗的矛头所向就从陈佗转到了他的师傅身上。孔疏一方面称陈佗之恶“由其师傅不良,故至于此”,一方面又称“故作此诗以刺佗”,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郑笺云:“不义者谓弑君而自立。”孔疏谓:“不义之大,莫大于弑君也。……陈佗弑君自立之事也。……陈佗所杀大子免,而谓之弑君者,以免为大子,其父卒,免当代父为君,陈佗杀之而取国,故以弑君言之。”既肯定陈佗为窃国弑君之元凶,罪莫大焉,而又归咎于师傅之不良,期望陈佗诛退恶师,悬崖勒马。这种荒谬的伦理逻辑只能暴露出笺疏作者为统治者开脱罪责的意图,统治者即使有弑逆之行,也要让别人为之承担罪责,这或许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使然。胡承珙《毛诗后笺》指出:“若在桓公卒后,则佗已身为大逆,而尚鳃鳃然追咎于其傅之不良,纵罪魁而诛党恶,无此断狱之法。”
在宋代兴起的独立解经的疑古风气中,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传疏的曲解之处。苏辙在其《诗集传》中即已指出:“桓公之世,陈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乱。是以国人追咎桓公,以为智不及其后,故以《墓门》刺焉。夫,指陈佗也。佗之不良,国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谁为此乎?”姚际恒称苏氏“可谓善说此诗矣”(《诗经通论》),吴闿生《诗意会通》也指出《毛诗序》“无良师傅云者”,“与诗‘夫也不良’句初不相蒙,而拘者遂以‘夫’为斥傅相,此陋儒之妄解”,“诗既刺佗,‘夫也不良’自指佗言,岂有以斥师傅之理?子由正之,是矣”。在说诗者中也有不泥定此诗为刺陈佗者,如朱熹《诗集传》即称:“所谓‘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崔述《读风偶识》也认为“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
作为一首政治讽刺诗,此诗仅两章十二句,短小精悍,四字齐言的诗句斩截顿挫,传达出指斥告戒的口吻。两章的开头以动植物起兴,其象征意义耐人寻味,表现出诗人对恶势力的鄙夷、痛斥,但国家依然坏人当道,多行不义,故每章的四、五两句以“顶针”手法将诗意推进一层,转为感叹,忧国之意可感。此诗可谓在率直指斥中不乏含蓄深沉。
读罢此文,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鲁隐公作为一国之君,到棠地看看渔民怎样捕鱼,有什么了不得,也值得这位臧大夫大惊小怪,还要苦口婆心、掰开揉碎地讲那么多大道理?难道国君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考察和认识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必须把该历史现象放回到产生它的历史环境中去。臧僖伯之所以谏阻隐公到棠地观鱼,是因为隐公这一活动,不符合那个时代一个国君应该遵循并身体力行的行为规范。不符合,就会“乱政”;而屡屡“乱政”,就会导致国家的败亡。况且,隐公远离国都,到棠地观鱼,并非为了体察民情,更不是与民同乐,而仅仅是他本人的一种游乐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敢对臧僖伯的谏言说一个“不”字,最后不得不以“吾将略地焉”为借口,坚持到那里寻乐去。
这篇谏辞的最大特点,是紧紧围绕着一个“礼”字展开劝谏,从观点到为阐明观点所举述的诸多理由及作为论据的事物和行为,都没有稍稍离开这个“礼”字。也就是说,没有稍稍离开制约当时国君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另一个也很明显的特点是,劝谏的缘起虽然是“公将如棠观鱼”,劝谏的直接目的也是阻止隐公“如棠观鱼”,但谏辞中对此事却不着一语。这不单单是婉言法,更重要的是,这种表达法反映出进谏者进谏的着眼点,并不在于隐公“如棠观鱼”这一具体行为,而是当时的整个礼制。如果隐公听了臧僖伯这番谏辞明白了“礼”对他的制约性,“如棠观鱼”这种“非礼”的事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
文章第一段概括介绍孟门山,由写水开始,黄河经屈县故城西,过风山,弯弯曲曲流经八十余里,到孟门山。第二段写孟门两岸山势及孟门一带水势,描绘出了河水奔腾、浊浪排空、一泻千里的景色。这篇散文文辞优美而绚丽,读之如身临其境。
文章首先叙述孟门山的地理位置及说明其地质情况,“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黄垩涅石”,继而说明来历,既为水势怒涌绘出外观,也为下文叙写作好铺垫。
接着是文章主体,分三层说明:以夹岸山势描写开头,继而说明夹岸山石奇特形状,进而说明由于千百年的水石相击,终于水击石穿。作者落笔于山,着意于水,写出黄河与孟门山搏击的壮美景象。第二层着力写水的白气如云,描写真切生动,形象自然,如雾沾人,令人惊心动魄,奇特雄伟。第三层,着重说明波涛汹涌过孟门的气势,奔浪、悬流无比壮观,水势浩大,如狂如怒。水势鼓涌,如山腾起。奔腾的浪涛又向低处流去,水流之速,水势之大,实是气魄宏伟,这壮美既快人心意,又鼓人精神。其次,在于它美的丰富性。它不仅具有内在的无穷无尽的伟力,具有百折不回的韧劲,而且具有外在的色彩之美,声响之美和形体之美,给人以雄伟的美感,但有时它又呈现出温和与细腻。再次,在于它美的流逝性。水流在不同地段,从上口到下口,又具有“奔浪万寻”与“浚波颓垒”的变化。
这篇文章第一段写风山。第二、三段写孟门山。先写孟门山的位置,次引书证,然后具体写它是黄河的天险。作者在描绘客观景物时,注意和游观者的心理活动结合在一起。水急浪猛,撞击山崖,山崖给人一种将要倾倒的感觉;崖岸的巨石,“若坠复依”,濒临险境,流水撞冲,激起如烟如雾如云的水气,飘飘渺渺,一旦窥探深流,更是令人魂悸魄动。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潮的伟观和吴儿弄潮的英姿,意境壮丽宏伟,词笔飞动劲健。词上片描写钱塘涌潮到来时的奇观,甚是奇肆壮丽;下片描述弄潮和观潮的情景,亦有声有色,其中还隐寓恢复中原之志,含蓄得体地迎合了统治阶级的虚幻心理。
“玉虹遥挂,望青山隐隐,一眉如抹。”三句先写环境气氛。涌潮到来之前,江面开阔平静,远望对岸隐隐的青山,如同一抹眉黛。三句写宁静的气氛,以作烘托。“忽觉”二句,写海潮初起的声势。“天风吹海立”,“初发”二字,写潮声自远而近,如春雷隐隐。“白马凌空,琼鳌驾水”,两句形容潮头波涛汹涌之状。“琼鳌驾水”谓潮水如白马琼鳌,“日夜朝天阕”,当有歌颂天恩圣德之意,虽然如此,亦写出钱塘江潮雄阔的气象,不失为名句。“飞龙舞凤,郁葱环拱吴越”上片收句,笔势一转,不再描写江潮,用意更深一层,可见章法之妙。“飞龙”二语,承上启下,引出后段感想,笔法气势,连成一贯。
“此景天下应无,东南形胜,伟观真奇绝。”三句,大笔概括。“此景”,既是江潮之景,也是整个钱塘形胜。把太上皇和孝宗的对话用入词中,有如己出。“应制”如此,可算是得体了。“好是吴儿飞彩帜,蹴起一江秋雪”,由单纯写景转入描写人物活动。“蹴起”句,形象生动。与辛弃疾《摸鱼儿。观潮上叶丞相》词“蹴踏浪花舞”意同而用语更胜。以“秋雪”喻浪花,亦新警。“黄屋天临,水犀云拥”,写皇帝出行观潮的盛况。“看击中流楫”,暗用祖逖之典。该词用此,也表示恢复中原的远大抱负。末二语以景语作结,余味无穷。怒潮过后,海宴无波,飞上一轮明月。意境壮阔静美,与上文描写恰成对照。首尾呼应,写景中寓有歌颂盛世太平之意,亦可见作者的独具一格。
词人将其胸中郁勃的爱国激情与壮志,借助于“真奇绝”的壮美景观表现出来,让读者从“飞彩帜”、“蹴起一江秋雪”、“击中流楫”的吴儿的飒爽英姿中感悟民族的精神与伟力,从而受到巨大的激励。
这是一首怀古之作。
曲子首句“朝瀛洲暮舣湖滨”,“朝”与“暮”自然是夸张的说法,意在说明境遇改变之迅速。一看便知作者怀古伤情的原因。作者早上还在集贤院上任,晚上就已经乘船到了长沙,而从他对集贤院的称呼“瀛洲”来看,他对那里的生活十分满意。
“向衡麓寻诗,湘水寻春”交代卢挚到访洞庭一带的目的,在秀丽的山水中寻找快乐,表达他随遇而安、自寻快乐的积极人生态度。
“泽国纫兰,汀洲搴若,谁与招魂?”这三句与屈原密不可分。“泽国纫兰”出自《离骚》中的诗句“纫秋兰以为佩”;“江洲搴若”出自《湘夫人》中的“搴汀洲兮杜若”;“谁与招魂”中的“招魂”指的是宋玉为屈原所作的《招魂》作者徘徊在湘水之滨,隔着悠久的岁月向沉江而死的屈原致敬,其中也包含着对屈原处境与遭遇的深切理解。
“空目断苍梧暮云,黯黄陵宝瑟凝尘。”暮色沉沉,苍梧黄陵山被晚霞笼罩,极目远望,苍梧山上的陵墓、黄陵庙的湘妃宝瑟已经覆满尘土,令人心生感伤。
“世态纷纷,千古长沙,几度词臣!”世态变化万千,长沙千百年来停留过多少遭逐的文人墨客,他们不受皇帝赏识被贬至此,只能用文字诉说心中的抑郁和愤懑。这样的历史至今仍在反复。可见作者名为吊古,实际上是在倾诉自己内心的感慨。他歌颂屈原,歌颂那些历史上同他一样徘徊湘水不得志的词人忠臣,实际上也在为自己明志。
此曲蕴凄凉于苍劲之中,情真意切, 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