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苏轼的诗集，描写庐山和杭州的诗篇可说不少，但是这一首《观潮》所流露的思想感情却很特别，极具禅味。
就苏轼的庐山诗而言，他写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别开生面；他写的西湖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也独步古今。前者哲理趣味极浓，说明如陷在里面跳不出来，就常被现象迷惑而看不到客观事物的真相。后者观察景物敏锐而深刻，譬如恰到好处。《观潮》一诗，也是继于以往人生体验，看清自己心随境转、杂念丛生的冲动之后的淡雅，不随着冲动妄念走。
从诗的命意看，可以看出诗人对庐山的风景和钱塘江潮慕名已久，常萦于梦寐。似乎如果不能身历庐山之境，一赏烟雨迷濠之奇；如果不能目睹钱塘江潮，一看它万马奔腾，势撼山岳之壮，真是辜负此生，千般遗憾，难以消解。可是后来攀登庐山，出任杭州刺史，饱览了庐山的烟雨，欣赏了一年一度的钱塘江潮，反倒觉得客观的景物究竟是旷世稀有还是平淡无奇，也不过是自己主观意识的驱动。烟雨的聚散飘忽，江潮的自来自去，似乎不再那么激烈澎湃，不过是风幡不动心妄动。
以禅理入诗的历代诗人都有，唐代的王维可以说是代表，因为他追慕隐逸恬静，后来更皈依佛教，所以很多诗表现了出尘的思想。如“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都是例证。苏轼在经历过宦海风涛，经历了人生道路上的许多坎坷之后，产生“及至到来无一事”的禅语，也是烦恼即菩提的真实价值。
苏轼借《观潮》为题，抒写了一种经历妄念躁动，转而豁然超越的思想，有佛家的禅宗情调。所谓禅宗，有南北之分，北宗强调“住静观心”、“慧念以息想，极力以摄心”；南宗则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觉悟不假外求”以达到“无念为宗”。苏轼在诗中说的“及至到来无一事”，就是把自己妄念看清，恍然看清自己之后，细想这与苏轼当初未来时的千般期待、万分遗憾，显得很可笑了。
这首诗作于“甘露事变”之后，为诗人听闻“甘露四相”遭到杀害后追记之辞，诗人对正直士人的遇难表示出深切的悲哀。首联庆幸自己居官趁早引退，颔联咏“甘露四相”同日遭戮之事，颈联感叹当灾祸到来是来不及后悔的，尾联进一步说明见机引退的必要。全诗语言精练，用典精切。
首联说自己居官早退，好像是掌握了“先知”。其实他的贬谪江州司马也有被王涯所谗的因素。而甘露之变的发生，让他庆幸自己急流勇退，及时避开了朝廷里的政治风波，从而没有像朝中诸臣那样横遭杀身之祸。
颔联用晋人潘岳、石崇的典故，咏李训、郑注、舒元舆、贾餗等“甘露四相”同日遭戮之事，极为精切。潘岳《金谷集作诗》：“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原谓友谊坚贞，至老不变。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仇隙》：“孙秀既恨石崇不与绿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礼……收石崇、欧阳坚石，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后至，石谓潘曰：‘安仁，卿亦复尔邪？’潘曰：‘可谓白首同所归。’”当时以为潘诗适成其谶。
颈联上句用西晋嵇康的典故。《世说新语·雅量》载：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下句用秦朝李斯临刑前欲牵黄犬逐狡兔而不得的典故。这两个典故都是说明如果没有乘机脱身，灾祸来临是后悔不及的。
尾联上句用“麒麟作脯”的典故，“麒麟”和“龙”有比喻朝中君臣之意；下句引用《庄子》中“曳尾涂中”的典故，比喻在“甘露之变”中李训、王涯等官员遭到杀害。
用“杂诗”做题名，开始于建安时期。《文选》李善注解释这一题名说：“杂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杂也。”也就是说，触物兴感，随兴寓言，总杂不类。所以，题为“杂诗"，等于是无题，赋物言情，都是比较自由的。曹丕这两首杂诗则是抒写他乡游子的情怀。
建安时期风气之一，是诗人喜作代言体诗。即揣摩客观人物的情怀代其抒情。曹丕是其中突出一个，如他的《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是代新婚者抒情，《寡妇诗》是代阮璃的遗孀抒情，《代刘勋妻王氏杂诗》是代弃妇抒情。《杂诗二首》也属于这一类，不过是代游子抒怀而已。它的高妙在于能真切地抒写出他乡游子的情怀与心境，其中自不妨有作者自身的感受，却并不限于作者一身，这是与自抒己情的抒情诗不尽相同的。
第一首的主要特色在善用赋笔，也就是善用白描的手法写情。诗人先不点明主题，开篇用了整整十二句诗，即占全诗三分之二的篇幅，着意描写主人公夜不安席、徒倚彷徨的情态。诗人将主人公置于秋夜的大背景中，用环境的丰富拓开一介广阔的描写空间，得以从容落笔，淋漓写情，整个画面情景相生，气氛浓郁。
诗从季节、辰侯发端。 “古诗云：“愁多知夜长”。思心愁绪满怀的人最不耐长夜的煎熬，而飒飒秋风自又分外增一层凄凉之感。首二句表面看来纯系景语，实际其中已隐含一愁人在，与三、四二句水乳交融，这是行笔入神的地方。人未见而神已出，全在诗句中酝酿的一种气氛，妙在虽不明言，却真切可感。三、四两句接着写出主人公心神不定，辗转难眠。五、六两句写主人公的思怀太深沉了，太专一了，竟然感觉不出时光的流逝，不知已徘徊了许久时间，露水都把衣衫沾湿了。虽只两何诗，却极传深思痴想之神。他低头游目，只有清澄的池水在月色下滚动鳞鳞的波光；仰头纵观，也无非明月当头，夜色深沉，银河已向西倾颓，寥廓的夜空上镶嵌一天星斗。第七至第十这四句诗笔笔写景，却笔笔无不关情。主人公那一种百无聊赖、寂寞孤独之感，直从字里行间泛溢出来，与开端两句同样具有以景传情之妙。“草虫鸣何悲，孤雁独南翔”，恰在此时此境，又是秋虫的阵阵悲鸣送入耳鼓，失群的南飞孤雁闯入眼帘，无不触物伤情，频增思怀愁绪。整个这一大段，以悠然的笔调一笔笔描来，情景如见，气氛愈酿愈浓。
经过上面这一段高妙笔墨的描述，主人公思深忧重的情态已如在眼前。这时诗人才将笔头轻轻掉入主题：“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二句便有千钧之重。这力量不是来自两句直述语本身，而是来自前面那一大段精采的铺垫描写。那深愁难遣、寝息不安、孤寂无聊的形象，已把乡思推到了极点，因而使这二句平淡的叙语具有了画龙点睛的妙用，与前面的情景相映益彰。由此也可以悟出古诗章法的奥妙。诗人并没有就此打住，继续从欲归不能这个侧面展拓一笔：“愿飞安得翼，欲济河无梁。”强烈的归乡愿望，更反衬出乡思的深浓。而还乡无望，把主人公推入更深的悲哀，因而只有向风长叹，肝肠断绝了，这个结尾余味悠然，余情袅袅，颇有余音绕梁之妙。
第二首诗与前一首虽然都是写游子题材，却截然不同。在艺术表现上，前一首多用赋笔，这一首则多用比兴。在思想内容上，前一首着重抒写他乡游子的缠绵深挚的思乡之情，这一首则着重表现游子身处异乡的不安之感。适应这一主题的需要，前六句运用比兴的手法突出揭示了游子身不自主流落他乡的情势。诗人将比兴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贴切传神，韵味浓郁。开端二句便奕奕有神：“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一朵飘摇不定的浮云本就与游子的处境极其切合，车是古人主要的交通工具之一，浮云形似车盖，又分外增一层流移飘荡之感。下面每两句一层，层折而下，把游子流落他乡的遭际写得笔酣墨饱。“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浮云本难滞定一方，却又命乖时舛，恰与突起的狂风遭遇。飘风，暴起之风。以浮云遭遇狂风表现游子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奔走他乡，可谓形景切合，情理自然。因受飘风鼓荡，一去便千里迢迢，远至东南的极点了：“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句中没有一个感叹字眼，却有千回百转无限伤怀之味，“行行至吴会"，无字不含远飓怨尤之意。这六句诗笔在浮云，意在游子，形象鲜明，意蕴沉深，耐人玩味。古人说诗写得好，要“意象俱足”，这几笔足以当之。
开篇这六句诗中饱含对命运的哀怨。这哀怨固然来自游子飘泊之感，然而在这首诗中尤其是来自他乡难以驻足的怨愤。这就成为下文写游子异乡不安之感的先行之神。诗歌运笔前文能成后文先行之神，便前后关锁紧密，境界浑融，意浓味足。因此下文落笔便较为轻易了：“吴会非我乡，安能久留滞“。吴郡、会稽这两个地方不是我的家乡，怎么能长久呆在这里！虽只是一种态度决绝的声音，这声音的背后却不知含有多少怨苦与愤懑。妙在千言万语已经涌到嘴边，却没有一宗宗倾诉出来，而只化为一句决绝的声音，表现出极其复杂的感情，饶有余味。末二句用了同样的手法：“弃置莫复陈，客子常畏人。”丢开不要说了，作客他乡是不能不“常畏人”的。游子驻足他乡，人地两生，孤立无援，落脚与谋生都不能不向人乞求，看人眼色。这极为复杂的感受只用“畏人”二字表现出来，有含蕴无穷之感。
异乡不安之感，也是游子歌咏的老主题。《诗经·王风·葛藟》说：“谓他人父，亦莫我顾。”“谓他人母，亦莫我有。”“谓他人昆，亦莫我闻。’’写尽了游子处他乡求告无门的境遇。汉乐府《艳歌行》中所写流宕在他县的兄弟几人要算遭遇较好的了，碰到个热情的女主人还为他们缝补破衣服，但已遭到男主人的猜忌与斜眼，害得他们不得不表白：“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不过曹丕这一首没有像《诗经》、汉乐府那样，做某些细节的具体描绘，而是全用高度概括的笔墨，发挥虚笔的妙用。写得虚了，似乎说得少了，实际上概括得更深广，启人想象更多，包蕴的内容更丰富了。虚、实各有其妙用，艺术的辩证法总是如此。
这首诗是《拟行路难》中的第四首。抒写诗人在门阀制度重压下，深感世路艰难激发起的愤慨不平之情，其思想内容与原题妙合无垠。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此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
诗歌起笔陡然，入手便写水泻地面，四方流淌的现象。既没有波涛万顷的壮阔场面，也不见澄静如练的幽美意境。然而，就在这既不神奇又不玄妙的普通自然现象里，诗人却顿悟出了与之相似相通的某种人生哲理。作者运用的是以“水”喻人的比兴手法，那流向“东西南北”不同方位的“水”，恰好比喻了社会生活中高低贵贱不同处境的人。“水”的流向，是地势造成的；人的处境，是门第决定的。因此说，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诗人借水“泻”和“流”的动态描绘，造成了一种令读者惊疑的气势。正如清代沈德潜所说：“起手万端下，如黄河落天走东海也。”这种笔法，正好曲折地表达了诗人由于激愤不平而一泻无余的悲愤抑郁心情。
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他并没有直面人间的不平去歌呼呐喊，而是首先以“人生亦有命”的宿命论观点，来解释社会与人生的错位现象，并渴望借此从“行叹复坐愁”的苦闷之中求得解脱。继而又以“酌酒以自宽”来慰藉心态失去的平衡。然而，举杯消愁愁更愁，就连借以倾吐心中悲愤的《行路难》歌声，也因“举杯”如鲠在喉而“断绝”了。这里诗人有意回避了正面诉说自己的悲哀和苦闷，胸中郁积的块垒，已无法借酒浇除，他便着笔于如何从怅惘中求得解脱，在烦忧中获得宽慰。这种口吻和这笔调，愈加透露出作者深沉浓重的愁苦悲愤的情感，造成了一种含蓄不露，蕴藉深厚的艺术效果。
诗的结尾，作者才吐出真情。“心非木石岂无感”，人心不是草木，不可能没有感情，诗人面对社会的黑暗，遭遇人间的不平，不可能无动于衷，无所感慨。写到这里，诗人心中的愤懑，已郁积到最大的密度，达到了随时都可能喷涌的程度。不尽情宣泄，不放声歌唱，已不足以倾吐满怀的愁苦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下面出现的却是一声低沉的哀叹：“吞声踯躅不敢言！”到了嘴边的呼喊，却突然“吞声”强忍，“踯躅”克制住了。社会政治的黑暗，残酷无情的统治，窒息着人们的灵魂。社会现实对于寒微士人的压抑，已经到了让诗人敢怒而不敢言、徘徊难进的地步了。有许许多多像诗人一样出身寒微的人，也只能像他那样忍气吞声，默默地把愤怒和痛苦强咽到肚里，这正是人间极大的不幸。而这种不幸的根源，已经是尽在言外，表现得很清楚了。所以，前文中“人生亦有命”的话题，也只是诗人在忍气吞声和无可奈何之下所倾吐的愤激之词。
这首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从作者的表达情感方式来说，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明代王夫之评论此诗说：“先破除，后申理，一俯一仰，神情无限。”清代沈德潜评价说：“妙在不曾说破。”准确地指明了这首诗的艺术特点。伴随感情曲折婉转的流露，五言、七言诗句错落有致地相互搭配，韵脚由“流”、“愁”到“难”、“言”的灵活变换，这一切，便自然形成了全诗起伏跌宕的气势格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