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鬻海歌》可分为三段。第一段从开头“鬻海之民何所营”至“牢盆鬻就汝输征”是写住在盐场的人们，没有养蚕织布和从事农业劳动的条件，经济生活来源无着，只好从事熬盐生产。
第二段从“年年春夏潮盈浦”至“虽作人形俱菜色”。这一段，全面地反映了熬盐的人们艰难的劳动和痛苦的生活。这一段又可分三小段。第一小段从开头至“才得波涛变成雪”，是写熬盐的整个劳动过程，每年等到春夏的潮水退去以后，就把含有盐分的泥刮起来堆起来。经过风吹日晒，又把它“灌潮波塯成卤”，一方面要把这种盐卤的咸味调的浓厚得当，一面又要到有野兽的深山里去采木柴，早出晚归，有了木料，才能“投入巨灶炎炎热”，好不容易才把食盐制造好。第二小段，是“自从潴卤至飞霜”至“一缗往往十缗偿”。这四句写他们受到严重剥削，因为他们穷苦，在盐生产出来以前，他们靠借债过活，可是等到他们生产出盐秤入官中时，原来借一千钱现在却要用一万钱来偿还了。第三小段，从“周而复始无休息”至“虽作人形俱菜色”，写一年一年地这样周而复始地过去，官租和私租轮流地逼迫着他们，只得驱妻逐子也去拼命地劳动，但还是应付不了，而过度的劳动和饥寒交迫的生活却使他们一个个地变得面黄肌瘦了。
第三段从“鬻海之民何苦辛”至“化作夏商周时节”，这里作者对盐户的痛苦生活表示深切的同情，同时希望停止战争，罢免重税，皇帝和宰相以仁慈治理国家，使社会恢复的“三代之治”。
《鬻海歌》的最大特点是对于盐户痛苦生活的描写的真实性和具体性。作者全面地具体地描绘了熬盐的整个生产劳动过程，又全面地写出了他们所受的多方面的压迫。这首诗是这些亭户的悲惨生活的反映，是对于残酷的剥削制度的血泪的控诉。诗的末尾表达了作者对这悲惨的一群的深切同情。他所希望实现的恢复“三代之治”的善良感情，在当时阶极对立社会中，无非是乌托邦的梦想。但是，他这种思想感情却是真实地代表了劳动人民的愿望的。《鬻海歌》比起柳永的许多词的价值要高得多，因为作者了熟悉这些劳动人民的生活，真实地描绘了他们凄凉的生活情景，以充满同情的笔为他们的痛苦呼吁，跟他那些只描写个人生活际遇的词比起来，意义和价值当然要大得多。
《鬻海歌》中对盐民的深重灾难和灾难的根源揭示得相当深刻具体，表现出对盐民的深切同情。诗中的盐民之苦与自居易的《卖炭翁》中老翁之苦很相似，他们都是经历过常人难以想像的辛勤劳动获得自己的劳动果实，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温饱，但结果却都是被官家掳去。这种深重的灾难主要是统治阶层的巧取豪夺带来的。海边的盐民们从春到夏，靠借债过日子，晒盐煮盐，还有深山中豺狼虎豹所带来的生命之忧。按理说，人们在面对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首先想到的是躲避，但他们却是“豹踪虎迹不敢避”。当然不是因为不畏惧，而是像柳宗元《捕蛇者说》中的那位捕蛇者，除了自然界的威胁外，还有“猛于虎”的“苛政”。盐民还有捕蛇者“官租未了私租逼”的不幸周而复始，而这“一缗往往十缗偿”的私租，与常年未了的官租相结合，带给盐民的自然是无穷无尽的苦难。
《鬻海歌》继承了《诗经》和汉魏乐府的现实主义的传统，表现前代诗人很少涉及的盐民生活，把制盐的过程写得详细真切。不是亲自去了解，不可能有如此效果。结尾的议论，与白居易新乐府的“卒章显其志”的模式相近，但在表达时更为婉曲，是从正面表达自己的愿望，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钱钟书先生说，该诗和王冕的《伤亭户》是宋元两代“写盐民生活最痛切的两首诗”（《宋诗选注》）。
宋光宗赵惇绍熙二年（1191），姜夔寄居合肥，这首词就是这年春天在合肥写的。
如小序所说，作者写这首词的目的是“以纾客怀”，可是，通篇都是写景，作者寄居异乡的惆怅，伤时感世的愁绪，尽在不言之中。
上片首二句先写“巷陌凄凉”。作者写作这首词的历史时期，合肥离南宋的边防线不是太远，是所谓“边城”。“空城”写出城内萧条冷落；“晓角”增添了气氛的悲凉。“马上单衣寒恻恻”，写“巷陌”中的人物，也就是作者自己在异乡边地的感受。“看尽”两句又转入写景，眼前的柳色“鹅黄嫩绿”，和江南十分相似，“都是江南旧相识”，流露出淡淡的思乡情绪。
过片“正岑寂”三字，承上启下，由柳色想到江南的故乡，但这里毕竟不是故乡，如“小序”所说，“与江左异”，因此才有“岑寂”之感。“正”字引出下文，转写寒食时节。“强携酒”句的“强”字，写出满怀愁绪，本来已无心访人饮酒，但适逢佳节，只好“强携酒，小桥宅”，去找情侣过节，无非是敷衍应景。“怕”字又一转，写作者对春天的留恋，本来无心赏春，而当“梨花落尽”时，眼前会“尽成秋色”，那是会更添惆怅的。结尾三句，紧承上句，叙写“春”将逝去，当“燕燕飞来”之时，就只有一池绿水了。惋惜春光逝去，在写春景中反映边城的凄凉，作者意在排解愁绪，实际上却不自觉地流露出无限烦恼，家国隐恨。
全词意境凄清冷隽，造句朴素自然，用语清新质朴，绝无矫柔造作的痕迹。本词以写景为主，情在景中。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一书中谈词的“境界”时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姜夔这首《淡黄柳》是“有我之境”。在柳色春景的描写中，作者的万般愁绪，无限哀怨之情，也就巧妙自然，不着痕迹地表现出来。
此诗以“咫尺愁风雨，匡庐不可登”作为开头，随手将题目中“江行”的意思镶嵌在内，但没有明说，只是从另一角度隐隐化出，用的是“暗起”的写作手法。
“咫”是八寸。“咫尺”，形容距离极近。“匡庐”即指庐山。近在咫尺，本是极易登临，说“不可登”，是江行遇雨所致，船至庐山脚下，却为风雨所阻，不能登山。“不可登”三字写出了使人发愁的“风雨”之势，“愁”字则透出了诗人不能领略名山风光的懊恼之情。“不可登”，不仅表示了地势的由下而上，而且，也描摹了江舟与山崖之间隔水仰望的空间关系。诗人仅仅用了十个字，即道出当时当地的特定场景，下笔非常简巧。
一般说来，描写高山流水的诗歌，作者多从写形或绘色方面去驰骋彩笔；此诗却另辟蹊径，以引人入胜的想象开拓了诗的意境：“只疑云雾窟，犹有六朝僧”。庐山为南朝佛教胜地，当时山中多名僧大师寄迹其间。这些往事陈迹，成了诗人联想的纽带。仰望高峰峻岭，云雾缭绕，这一副奇幻莫测的景象，不能不使诗人浮想翩翩：那匡庐深处，烟霞洞窟，也许仍有六朝高僧在隐身栖息吧。此种迹近幻化、亦真亦妄的浪漫情趣，更增添了匡庐的神奇色彩。庐山令人神往的美景很多，诗人却“只疑”佛窟高僧，可见情致的高远和诗思的飘渺了。
第三句中的“疑”字用得极好，写出了山色因云雨笼罩而给人的或隐或现的感觉，从而使读者产生意境“高古”的联想。“只疑”和“犹有”之间，一开一阖，在虚幻的想象中渗入似乎真实的判断，更显得情趣盎然。
此诗以疑似的想象，再现了诗人内心的高远情致。写法上，似用了国画中的“滃”写技法，以淡淡的水墨来渲染烟雾迷蒙的云水，虚虚实实，将庐山写得扑朔迷离，从而取代了正面写山的有形笔墨，确可视为山水诗中别具神情的一首佳作。
文章通过一个有官司勋却弃官司业圬、自食其力的泥瓦匠王承福的口述，提出在封建制度下“各致其能以相生”的主张，和对“独善其身”这种处世态度的评断。本文反映了韩愈的社会主张和人生哲学。他维护封建制度主张“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这是不足取的。但能人“各致其能以相生”的认识出发，肯定真正无愧的是凭双手劳动自食其力的人，以对照“多行可愧”、“食焉之怠其事”的剥削者，鞭挞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是难能可贵的。
文表面上是传记体，实际上是借传记展开议论的杂文。王承福这个体力劳动者的形象，是作者根据士大夫“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塑造的。前段略述王承福身世；后段略就王承福言论加以评断；中间大部分是借人物的口替自己说话。论说有理有据，波澜起伏。最后以自鉴作结，实际上是规劝世人，意极含蓄。
在士大夫韩愈眼里，抹墙是种低贱之劳苦的手艺。却有人自得其乐，且谈吐不凡。问之，姓王名承福，世代为农。安史之乱从军一十三年，有官勋，却弃之归农。土地已失，抹墙为生三十年。租住市中，以抹墙所得交付房租食费。根据每年食宿贵贱调整工价。若有剩余，尽予路旁残废、饥饿之人。 曰，任有大小，惟其所能。曰，特择其易为之无愧者取焉。又曰，妻与子，皆养于我者也；吾能薄之功小，不有之可也。 韩愈视其贤者，所谓“独善其身”也，又说他过多考虑自己，不肯为他人着想，责他认为家庭太过费心之不肯供养妻子儿女。愚不以为然。此人“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岂谓之“不肯拔我一毛之利天下”？之“妻与子”，人皆欲之。此人自知能薄，不足养之“不有”，恰是为人着想。嫁入他门得饱，随我则饿。生于他家则富足，生为我子则穷苦。如此，不若“不有”。 韩愈遇之之警，愚读之亦省。愚力不及圬者，智或有过之。当习之能，学圬者“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学圬者“劳无愧，吾心安焉”，学圬者“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 吾能几何？吾当何任？吾家能养否？吾当鉴之，记之，不可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