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前半写景,后半抒情。作者从大处落墨,把潞公的居第放在嵩山千重雪、伊浦一片天的壮阔背景中来写,由远及近,描绘了一个依山傍水的宁静庄园,令人神思超越尘俗。后半篇却笔锋突转,撇开隐居生活的进一步刻画而侃然阐发议论,说国之大厦须柱石支撑,文、富等人正是国之栋梁,作者又以渡河为喻,说明他们经邦济世的宏图必得倚仗君王方能实现。但可悲可叹的现实却是:潞公虽曾像萧何一样为君王的左右手,如今却被投闲置散,只能满足于庄园的宴游之乐,此中对神宗深含讽喻。诗中亦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表达了司马光被迫闲居的幽愤心情。
前四句写潞国公庄园的景色。作者采用中国画以写意为主的泼墨笔法,粗线勾勒出了一幅“山沓水匝、树杂云合,”(《文心雕龙·物色》中语)的山水画图。那淡淡的远景是嵩山,山峦重叠的峰顶上覆盖着白皑皑的积雪;那茫茫的一片是伊水,水天相连,浑然一色。画面近处,浓墨点染的是大片平整的土地,矗矗楼台、潺潺清泉镶嵌其间;小溪两旁,柳枝低垂,轻拂水面。远近相宜,虚实相生,浓淡相间,一幅简远恬静的庄园山水图历历在目。置身其间,使人流连忘返。
然而出乎人意料之外,五六句作者笔锋突兀陡转。“国须柱石扶丕构,人待楼航济巨川”两句,耸然挺拔,别开一境,将前四句闲淡平和的气氛拓宕开去,而转以“正肃之气”代之。面对如画的风景,作者却无心观赏,反而勾起了他满腹愁绪、无限心事。那高峭入云的嵩山,如同撑起了苍穹一角;国家这座大厦,也正是需要如嵩山这样刚直有力的柱石来撑扶。那茫茫一色的伊水,深广莫测,人若想到达彼岸,小船独舟是不行的,需凭借楼船才能征服它。这两句承接首联,隐喻国家的治理须依靠大臣之力,而辅弼大臣又须仰仗皇帝的威势才能使自己的政治主张、治国纲领得以实现。此联从前四句淡远的景致中振起,气魄很大,气势很盛,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符合司马光的大臣身份。
正当作者雄心勃勃策划“扶丕构”、“济巨川”之时,历史的阴云却又飘至他的心头。他抚今追昔,又生感慨,笔势又陡然下跌:“萧相方如左右手,且于穷僻置闲田。”当年的名相萧何辅佐汉高祖,曾被视为左右手,殊荣加身,然而终遭猜忌,有人劝他“多买田地,贱贯贷以自污。”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萧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且”字点出了昔日的萧何、后来的潞国公并包括作者本人在内,买田建馆,投闲置散,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形势,不得不以此自娱消遣。作者把潞国公比作萧何,实际上也是自况,既含蓄地赞扬了潞国公(也包括他自己)的辅君治国才干,又隐隐讽喻了宋神宗如当年猜忌功臣的汉高祖,在“国须柱石”之际,却将得力大臣排斥于朝廷之外。
全诗波澜起伏,感情抑扬有致。前四句写眼前景,笔起云烟,历历如绘,平和匀称。眼前景勾起心底情。五六句触景生情,骤然振起,气势轩昂,情感冲动。结尾又陡然抹倒,历史如彼,现实如此,不尽之意,尽在言外。这并不是出于作者的有意做作,而是由生活的矛盾所决定的。闲散的生活和宏伟的抱负、平静的风景和强烈的感情构成了生活中的巨大矛盾,作者把这个矛盾写出来,就形成了诗中起伏的波澜和抑扬的章法。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三百九十五。下面是原扬州大学教授李廷先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这是一首诗风粗犷,立意奇警的抒怀诗。奇就奇在最后一句:“磨损胸中万古刀。”
诗中说,每天太阳从东方升起,人世间纷繁复杂的事情便一一发生。韩愈也有“事随日生”的诗句,意思相同。当时正是唐代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外族侵扰的混乱时期。诗人经常看到许多不合理的事情:善良的人受到欺压,贫穷的人受到勒索,正直的人受到排斥,多才的人受到冷遇。每当这种时候,诗人便愤懑不平,怒火中烧,而结果却不得不“磨损胸中万古刀”。
作者是个富有正义感的诗人。《唐才子传》说他在少年时期“尚义行侠,旁观切齿,因被酒杀人亡命,会赦乃出,更改志从学。”这位年少时因爱打抱不平而闹过人命案的人物,虽然改志从学,却未应举参加进士考试,继续过着浪迹江湖的生活。他自幼形成的“尚义行侠”的秉性,也没有因“从学”而有所改变,而依然保持着傲岸刚直的性格。只是鉴于当年杀人亡命的教训,手中那把尚义行侠的有形刀早已弃而不用,而自古以来迭代相传的正义感、是非感,却仍然珍藏在作者胸怀深处,犹如一把万古留传的宝刀,刀光熠烁,气冲斗牛。然而因为社会的压抑,路见不平却不能拔刀相助,满腔正义怒火郁结在心,匡世济民的热忱只能埋藏心底而无法倾泻,这是十分苦痛的事情。他胸中那把无形的刀,那把除奸佞、斩邪恶的正义宝刀,只能任其销蚀,听其磨损,他的情绪十分激愤。诗人正是以高昂响亮的调子,慷慨悲歌,唱出了他自己的心声。
这首诗用“磨损的刀”这一最普通、最常见的事物,比喻胸中受到压抑的正义感,把诗人心中的复杂情绪和侠义、刚烈的个性鲜明地表现出来,艺术手法十分高妙。在唐代诗人的作品中,还没有看到用“刀”来比喻人的思想感情的。这种新奇的构思和警辟的比喻,显示了刘叉诗歌的独特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