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这首弃妇诗写得通俗易懂,而又缠绵悱恻,哀怨幽深。这首诗就是一位遭受遗弃的女子的悲诉,诗中展示出她的不幸遭遇,同时也对负心汉予以谴责。
全诗是这位弃妇的独白。她先以朝开暮坠的槿花为喻,自己的命运又和它有什么区别呢?这一比喻一开始便给全诗笼罩上一种悲剧气氛。而朝开暮坠,更反映出变化反复之快。接着便展开回忆:起初昔日相逢,都是青春年少,两人一见钟情,相互喜悦;男欢女爱到了极致,真不知谁的情感更为真诚浓烈。“两情未许谁最先”,可以想见其爱之深、之切、之浓。她终于被他的缠绵的情意感动,嫁给了他,为他操持家中生活,备尝辛苦。由此也可想象她的渐渐憔悴、衰老。果然,不久丈夫变心了。表面看来他是因听信谗言而立即休弃了妻子。但事实并非如此。假如这位丈夫真是十分疼爱妻子,区区谗言能使他们分离吗?如此看来,人事翻覆,不是谁能知,而是必然的结果。从“两情未许谁最先”到“谗言入耳须臾离”,前后转变,何等急剧,态度对比,又是何等强烈!活生生的事实使她非常伤心,看着昔日嫁时的罗衣,她感到悔恨,羞于再穿;她终于明白,像这样喜新厌旧、反复无常的人是无法寄托终身的。然而传统的中国女子是多么痴情啊,她即使知道丈夫并不可靠,但她仍念念不忘昔日他们之间的誓约。应当说这位弃妇形象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她的命运、她的性格,代表了整个封建社会里,广大不能主宰自己命运妇女的共同特征。读这首诗,我们看到了一位忠实于爱情,勤劳朴素,却又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但又不甘于这种命运的传统妇女的形象。
《君难托》写出了封建时代的妇女爱情生活毫无保障,就像朝开暮谢的槿花那样,随时会遭到摧折,反映了妇女深受迫害和凌辱的同时,对那些负心汉表示了鄙视的态度。全诗从比兴开始,以叙述展开,情意深厚婉曲;同时运用前后对比手法,对照强烈;诗的语言质朴,颇具民歌特色,值得吟味。
诗的起首两句采用传统的比兴手法,以朝开暮坠的槿花来比喻弃妇。她和槿花的命运难道有什么区别吗?用反问来加强语气,实际是作出“毫无区别”的肯定回答。“忆昔”是回忆往事,记得我们刚相识时,都还年轻,相互爱慕,也不知是谁先吐露出爱情,两人的爱情简直是分不出高下的。这种回忆是甜蜜的,少男少女最痴情,那个负心汉在当时确实曾真心爱过她。正因为被他缠绵的情意所感动,她才决心跟随他去,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他。“君难托”的主题,到此交代了“托”的经过,以下再展示“难”。
第一难是“成君家计良辛苦”。婚后当了家庭主妇,要操持好全家的生活实在很辛苦。可以想像得出,上有不太好伺候的公婆,下有爱挑剔生事的叔姑,众口难调,左右为难。第二难是“人事反覆那能知”。人情变化得很厉害,说变就变,翻脸成仇。这里既指说男方的亲属,也是说她的丈夫。前者是说坏话,进谗言的人,后者是听信谗言而变心的人。“谗言入耳须臾离”既是对进谗者的谴责,也是对轻易听信谗言的丈夫的怨恨。“须臾离”形容丈夫离弃她的突然,事起仓促,顷刻之间便把自己抛弃,她毫无思想准备,婚变之后,她成了受害人。对这一遭遇,女主人公有什么想法?“嫁时罗衣羞更著 ,如今始悟君难托。”一个妇女被丈夫休弃总是一件让人感到羞愧的事,哪怕她毫无过错,但要重新穿上娘家带来的出嫁服装回去,真是脸上无光。此时此刻她才醒悟到她把终身托错了人,这个负心汉是多么靠不住啊!全诗至此,应当说是叙事已毕,主题已出,意境已尽,可以结束了。但作者再加两句表白来作结尾:“君难托,妾亦不忘旧时约。”尽管明白了“君难托”,但那段痴情,那种忠于爱情的品性仍不改变,因为我仍然不能忘掉从前发过的爱情誓约,我还是信守旧时之约,忠诚如初。女主人公的人品与性格被突出了,她的高尚情操更反衬出那负心汉的可耻卑劣,而那种被遗弃的痛苦和怨恨之情也就表现得格外的强烈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谗言入耳须臾离”一句可作为双关语来解读,暗示君臣之间难以相处。末两句真实地表现出女子被休后的留恋之情。古时被罢贬的忠臣亦如此。“君难托”还可能含有“伴君如伴虎”的思想,君王一朝变心,为臣的便再无立身之地了。结句又表现心情上的矛盾,还抱有尽管男子薄情,自己仍然盼着破镜重圆的幻想。由此可见,如果把这首诗作为王安石对宋神宗的怨望来读也未尝不可,但这种怨望并不是一般的消极哀怨,而是我行我素、矢志不渝的表白。
全歌自始至终以“龙”比喻晋文公,以蛇比喻追随晋文公的臣子。前四句为第一部分,以龙飞天下,喻指晋文公前后十九年的流亡生活;以五蛇追随辅佐,喻指其追随者的情况。据《史记》,重耳流亡,足迹遍及于狄、卫、齐、曹、宋、郑、楚、秦等国,其追随者中最著名的是赵衰、咎犯、贾佗、先轸、魏武子等五位贤士,《左传》所述五人与此有出入。
后六句为此歌的后一部分,说重耳返晋,即位后的事。歌中以龙施露雨于四蛇,喻指五贤士中四人得其封赏;羞于封赏而槁死于中野的“一蛇”,则是指介之推。按之《史记》与《左传》,介之推都不在五人之中;这是先秦系统的《龙蛇歌》与史书记载的一点重大差别。至于介之推“羞之”的原因,《左传》与《史记》中都是说得很清楚的。介之推认为,重耳之得以回国立为晋君,乃是天意,而赵衰、魏武子等人“贪天之功以为己力”而竟获得封赏,这是“上(指晋文公)下(指赵衰等人)相蒙”,对于这样的君臣,是很难与他们和谐相处的。可见所谓“羞之”,也就是羞于与这些人为伍。故归隐绵山,至死不出。
从自全名节、洁身自好的角度说,介之推确实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清高之士的一个典型。我国古代相传至今的寒食节——清明前一日禁火,有一种说法认为即是为纪念介之推被焚而设,足见介之推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至于文公的封赏,从历史记载看来,大体上是做到了论功行赏且是甚得民心的,故《史记》说:“晋人闻之,皆说(悦)。”介之推全盘否定文公的封赏,并由此而宁死也不愿为其效力,平心而论,其看法与做法都是过于偏激、并不可取的。
这首《龙蛇歌》的特色是通篇用比。古代诗法“赋、比、兴”中的“比”,在近代修辞学中可以大别为“比喻”与“比拟”两大类。“比喻”,即打比方,以甲物比乙物;“比拟”,则是将物拟人(简称拟人)或将人拟物(简称拟物)。“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苏轼《海棠》),把红海棠花说成“红妆”(穿红衣服的女子),是拟人;“姑山半峰雪,瑶水一枝莲”(白居易《女道士》),把肌肤白皙、穿着素净的女道士比成半峰白雪、一枝白莲,是拟物。《龙蛇歌》以龙蛇比君臣,也是属于拟物一类。“比拟”的写法较之直言的“赋”体,从消极一面说,可以避免过分的直露;从积极一面说,则是可以更加婉转曲达自己深刻的内心体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龙蛇歌》中的“拟物”,与一篇中部分采用拟物的手法有很大的不同。它不只是作为一种手法存在,而且已成了全篇的一种基本构思。因而,作品不仅在具体字句上具有比喻性,而且在全篇文意上具有象征性——在这看似新奇的童话般的动物世界里,真正在上演的乃是一幕幕风云变幻的人间的活剧。至于此诗的语言风格,与绝大多数早期古诗一样,显得相当平浅朴实;但由于所述内容关系到一个有名的君臣关系的故事,且延伸及于有关民情风俗的“寒食”节,所以虽只短短十句诗,仍是颇为耐读、颇让人寻味的。
此诗的主题,《毛诗序》曰:“颂僖公能修泮宫也。”朱熹《诗集传》曰:“此饮于泮宫而颂祷之辞也。”方玉润《诗经原始》曰:“受俘泮宫也。”此诗写受俘泮宫,颂美鲁僖公能修文德。
此诗前三章叙述鲁侯前往泮水的情况,每章以“思乐泮水”起句,作者强调由于鲁侯光临而产生的快乐心情。“采芹”、“采藻”、“采茆”是为祭祀作准备,芹、藻、茆皆用于祭祀,《周礼·天官·醢人》:“朝事之豆,其实……茆菹麇臡……加豆之实,芹菹兔醢……”《召南·采苹》也有采藻用于“宗室牖下”,皆为明证。第一章没有正面写鲁侯,写的是旗帜飘扬,銮声起伏,随从者众多,为烘托鲁侯出现而制造的一种热闹的气氛和尊严的声势。第二章直接写鲁侯来临的情况,他的乘马非常健壮,他的声音非常嘹亮,他的面容和蔼而带微笑,他不是生气而是在教导自己的臣民,从服乘、态度体现出君主的特别身份。第三章突出“在泮饮酒”,并以歌颂鲁侯的功德,一方面祝福他“永锡难老”,万寿无疆;另一方面则说明这是凯旋饮至,表明鲁侯征服淮夷的功绩。
第四、五两章颂美鲁侯的德性。前一章主要写文治。鲁侯举止庄重,神情肃穆,因此成为臣民仰望的准则。因为是“告庙”,诗人对庙貌而想先人,鲁国的先祖周公旦、鲁公伯禽既有文治又有武功,僖公凯旋饮至,正是对先祖的继承,是效法前人的结果。后一章主要写武功。作泮宫本属文治,却是成就武功的保证,鲁侯虽不必亲上战场,因为修明德性,恢复旧制,所以使将士们在战争中赢得了胜利。他们在泮水献上斩获的敌人左耳,并能精细详明地审讯敌人,献上活捉的俘虏。
第六、七两章写征伐淮夷的鲁国军队。前一章是写出征获胜,武士能发扬推广鲁侯的仁德之心,尽管战争是残酷的,但在鲁人看来,这是对敌人的驯化,是符合仁德的。回到泮水,将士献功,没有人为争功而冲突,写的是武功,但文治自在其中。后一章写军队获胜后情况,武器极精,师徒甚众,虽克敌有功,但士无骄悍,又纪律严明,不为暴虐,“孔淑不逆”,所以败者怀德,淮夷卒获。
最后一章写淮夷——被征服者,以鸮为兴,引出下文。鸮,即猫头鹰,为恶鸟,比喻恶人,但它飞落泮林,食我桑椹,怀我好音。所以淮夷感悟,前来归顺,贡献珍宝。
刘瑾谓此诗“言不无过实,要当为颂祷之溢辞也”(吴闿生《诗义会通》引),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夸饰》篇特将末章首四句“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怀我好音”作为修辞夸饰的例证之一,说明此篇的夸耀很有些过当,读者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
《尹师鲁墓志铭》第一段至第六段为志,较详细地记述了尹师鲁一生的主要经历,赞扬了他才德兼备、无愧于古君子的优点。最后两段为铭,文字精少,语言含蓄,寓意尹师鲁的精神永不磨灭。
全文志的部分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段至第二段为第一部分,写尹师鲁名重当世。首先简单交待尹师鲁的姓氏、籍贯。为什么天下的人都称他叫师鲁,是因为这个名字为天下人敬重。天下人敬重尹师鲁有知与不知两个方面:知的一面,是推其文学、高其议论、多其才能;不知的一面,是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简要地概括了尹师鲁各方面的才能和优秀品质,起到总领全文的作用。下文是分条予以叙述:其文,“简而有法”;其学, “通知古今”;其议论, “是是非非,务穷尽道理,不苟止而妄随。”作者认为:只有孔子或孟子才能当此赞誉。话虽少,语意却很重。“遇事无难易,而勇于敢为”,是称赞其才能。这些是天下之人知道的一面,也是尹师鲁名重当世的原因。
第三段至第五段为第二部分,写尹师鲁一生的经历,写得详细具体。主要是表现尹师鲁有多方面的才能,有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的好品质。为了便于理解,可以把这一部分概括为二十次调动,三次贬官,两件忠义之事,一德政,一喜好。从尹师鲁中进士到去世为止,中间服父丧两年,他大约做官二十年,却约有二十次调动,历经山西、河南、福建、湖北、安徽、陕西、甘肃七省。在当时交通工具落后的情况下,仅旅途奔波一条,就使人很为难。作者严格尊重史实,不厌其烦地志其一生经历,一是为文体的需要,二是表现尹师鲁忠君爱国,有令必行,遇事无难易,而勇于敢为的好品质。
“师鲁凡十年间三贬官”,是指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至庆历五年(1046年),共十年。三贬官,第一次,景祐三年五月,为全忠义之节,上书请求同范仲淹一起贬官,贬郢州酒税。第二次,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 “诸将败于好水,韩公降知秦州”。第三次,庆历五年(1045)七月,尹师鲁在渭州任崇信军节度时,部将孙用,在京师借债不能还,尹师鲁爱惜人才,就用自己的和军中的一些钱替他偿还。但是,后来孙用到了京师,恩将仇报,反而告尹师鲁“自盗”军款。因此,尹师鲁被贬崇信军节度副使,监均州酒税。这三次被贬,尹师鲁本身并无什么过错。前两次是为了全师友忠义之节受连株,后一次是好心不得好报,被忘恩负义的人反咬一口,有苦难言。三贬官,充分表现尹师鲁为人的忠义品质。两件忠义之节,一指尹师鲁第一次被贬,范公无罪被贬,谏官御史不肯言,而尹师鲁已做太子中允官,不考虑个人得失,仗义直言,“言仲淹臣之师友,愿得俱贬”,意欲使皇帝醒悟,但结果也被贬官。二指在尹师鲁病危时,“顾稚子在前,无甚怜之色;与宾客言,终不及其私。”人死前,往往口吐真言,或暴露私情。作者用对比的写法,突出地表现了尹师鲁既无私情,也不言私,真是忠贞刚毅的一生,临死不改本色。一德政,并不是说尹师鲁一生仅此一桩,而是文中作者只举了这一个典型例子:“又知潞州,为政有惠爱,潞州人至今思之。”只有好官,人民才会思念他,话虽少,其意却很深,也很含蓄,表现了尹师鲁爱民的好品质。一喜好,指“独喜论兵”。尹师鲁独喜论兵,不仅无害,而且表现了他忠君爱国,有多方面的才能。作者极力称赞师鲁《叙燕》、《息戍》两篇论兵的文章写得好,而且惋惜未来得及实施,目的就在于此。总上所述,作者是想通过尹师鲁的一生经历,来表现天下之称尹师鲁未必尽知的一面,即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的优秀品质。
第六段为第三部分,总结尹师鲁一生的不幸遭遇,叙述他死后家境的穷困,表达了作者无比深切的哀悼感情。
作者在文中采用“其语愈缓,其意愈切”的艺术手法。作者在为尹师鲁写这篇墓志铭时,有意学习墓主生前的文风,写出了“简而有法”的好文章。这种写法,很不为当时人所理解,认为对尹师鲁的评价不高。于是作者又写了《论尹师鲁墓志》解释其写作用心。通篇“言简而意深”,“谨严而凄婉”。全篇十七次反复呼叫“师鲁”,哀痛凄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