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描绘隐居处风景，下片前半抒述隐居的心情，至后半再度写景，但时间已从日至夜，境界推进一层，焕然一新了。
“爱吾庐”三字突兀而来，领起全篇，令人精神一振。通过运用陶渊明“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的诗句，已隐括了其中“与世相违”的深意，为全词定下了基调。“傍湖千顷，苍茫一片清润”，着笔先写湖水。清润，既指湖波之清凉朗澈，亦指气候之爽润宜人。接下“晴岚”两句写湖中的倒影。以上总述既毕，人们对该湖的宽广、澄澈及环湖风景之美丽清幽已有了整体印象，作者便及时转入细部描绘：“沙浦迥”句写远处的沙滩。“野水”两句写柳阴下的小艇。类似意境前人已写过，如韦应物《滁州西涧》诗“野渡无人舟自横”，又如北宋寇辈诗“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化用名句，包蕴丰富，并由此预伏下文“无人”之意。前后暗相照应，针线何等细密。“眠鸥未醒。甚占得莼乡，都无人见，斜照起春暝。”“眠鸥”，兼喻隐士幽人，是景、人合写。“甚”，正也。“莼乡”，用张翰思吴中故乡莼羹、鲈鱼脍故事，这里借指隐逸之乡。后三句说，在这自由自在的天地里，阒寂无人，只见一抹斜阳在春天的薄暗中灼灼闪耀。
上片主要描绘“吾庐”的周围环境，通过作者泛舟湖上，不断变换观察角度而写出。但是从“柳横孤艇”以下已渐入人事，末句更是以时间推移为线索，成为上下片转换的关纽。
在夕阳斜照、暮色苍茫中，词人感情的暗流却扰动起来。他收视返听，沉入深深的思索：“岂料山中秦晋，桃源今度难认。”波澜骤起。怎么也想不到，连与世隔绝的山间也难逃时移世易的影响，原来桃源仙境般的地方。已经面目全非了。言下之意是说，在这天崩地解的时代里，要想找一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远离尘世纷扰的“避秦乐土”，实在是难。与作者《西子妆》词“渔舟何似莫归来，想桃源、路通人世”，寓意相仿。不过，慨叹之余，他随即又自我慰解起来，于是，绷紧的琴弦又松弛了下来。接着，作品以一连串圆转流美、所谓“累累如贯珠”的妙句联翩而下，直贯到底，在高亢、明亮、半透明的音色构成的“令人飘飘有凌云之意”的高远境界中结束了整首乐章：
深更静。待散发吹箫，跨鹤天风冷。凭高露饮。正碧落尘空，光摇半壁，月在万松顶。
在万壑松风、玉宇无尘的月明之夜里，词人想象着吹箫跨鹤，凌风饮露，永远抛撇开那充满不安和苦难的恶浊的尘世。这里写的夜景与上片Et景截然不同：上片是眼前实景，字字有着落；而这里则纯是因情造景，是虚构的幻象。就如“斜照起春暝”似的。作者的浪漫主义精神在这里要竭力突破黑暗的重重围裹，为自己觅得一线光明。
这是典型的“山中白云”的格调：没有太多僻词难句的堆垛和雕琢，没有滥用炫技性的华彩乐段，而只是以精警、遒炼的语句一气盘旋，如赤手掣鲸，如健鹘摩空，全凭气格、意境取胜。
这种鹤背天风、心游碧落、“不食人间烟火”的奇思异想，并不是作者的发明，它和屈原的《远游》、郭璞的《游仙》诗等有着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郭璞《游仙》诗写道：“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绿萝结高林，蒙茏盖一山。中有冥寂士，静啸抚清弦，放情陵霄外，嚼蕊挹飞泉。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借问蜉蝣辈，宁知龟鹤年。”这种作品，正如钟嵘正确地指出的：“乃是坎凛咏怀，非列仙之趣也。”(《诗品》卷中)它们都是有托之言，并不是真的在作白日飞升的迷梦。张炎这首词也是如此。既然“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便只好试图用自拔头发离开地球式的“仙游”梦想，去慰解痛苦、焦灼的一D灵，去求得烦懑的暂时解脱。
这既反映了作者对元政权严重不满而抱有敌对情绪的一面，同时，也反映了他无力抗争，只能躲进自己用词曲、文字筑成的象牙之塔去的软弱、消沉的一面。
李煜热爱书法艺术，不仅有一定的成就，而且素养深厚，鉴赏能力颇高。这篇就王羲之书法而作的评述，就受到后人的认肯与称引。如南宋桑世昌的《兰亭考》、明代张丑《清河书画舫》等均有收录。《全唐文》卷一二八所收此文，止于“无蕴藉态度”，缺少以下35字，遂不能明其写作时间与缘由。此据《兰亭考》卷五所载而录。王羲之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到唐代，太宗李世民尤好其字，四处搜访，煞费心思，重金收购，不惜代价。在房玄龄主持修撰的《晋书》中，他亲自为王羲之的传记写“传论”，说是“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王羲之至唐代而名声极盛，被尊为“书圣”，就与李世民的推崇不无关系。据说李世民最爱《兰亭集序》，生前日日摩挲，死时又携入地下，致使《兰亭集序》的真迹后人不见，传讲纷纭，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大公案。好在李世民生前因珍爱《兰亭集序》而曾经刻石立碑，制成拓本以赐亲近，当时书法名家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也多有摹写，于是而有刻本与摹本传于后世。虽然不及真迹，到底也可一窥神貌。李煜的这篇书评就见于太宗赐予弟弟韩王李元嘉的拓本《兰亭集序》上的题跋。
李煜对王羲之的推尊，完全承袭了李世民的看法，不仅是古今无以超越的唯此一人，而且视之为诸家书法艺术的渊源。他历数唐代著名书法家的优劣，以为优皆出于王羲之，而劣处只是不及耳。这里所列举的“韵”“力”“意”“清”“筋”“骨”“肉”“气”“法”九字，都是就书迹的整体风貌而论，加以对比，有力地支持了开篇即言的“各得右军之一体”的观点。最后举出的王献之具有总结性，说他虽然总有诸人之长而无其短，却心情不及其父的平和，态度不及其父的雍容，风仪不及其父的清雅，涵养不及其父之深厚，反映在书法上就是“失于惊急”。因此，李煜虽然没有具体地评说王羲之的书法，而王羲之书法之“尽善尽美”，王羲之书法之不可企及，也就不言而喻了。
李煜的评论，关注其精神，而不在意其点画，重神而轻形，这正是中国艺术评论的特点。书法如此，诗词如此，绘画也是如此。这种评论方法因为过于感性，又过于抽象，有时不容易描绘其意见。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细心地揣摩，细心地观察，慢慢地体会，也能通过这样的启示而获得一种整体的感观，而得其风神韵味。虽然难以言传，却别有一种意会。
这首诗写频频飞入草堂书斋里的燕子扰人的情景。首句说茅斋的极度低矮狭窄，“熟知”，乃就燕子言。连江上的燕子都非常熟悉这茅斋的低小，大概是更宜于筑巢吧！所以第二句接着说“故来频”。燕子频频而来，自然要引起主人的烦恼。三、四两句就细致地描写了燕子在层内的活动：筑巢衔泥点污了琴书不算，还要追捕飞虫甚至碰着了人。诗人以明白如话的口语，作了细腻生动的刻画，给人以亲切逼真的实感；而且透过实感，使人联想到这低小的茅斋，由于江燕的频频进扰，使主人也难以容身了。从而写出了草堂困居，诗人心境诸多烦扰的情态。明代王嗣《杜臆》就此诗云：“远客孤居，一时遭遇，多有不可人意者。”这种不可人意，还是由客愁生发，借燕子引出禽鸟亦若欺人的感慨。
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杜甫这首诗也是善于景中含情的一例。全诗俱从茅斋江燕着笔，三、四两句更是描写燕子动作的景语，就在这“点污琴书”、“打着人”的精细描写中，包蕴着远客孤居的诸多烦扰和心绪不宁的神情，体物缘情，神物妙合。“不可人意”的心情，诗句中虽不著一字，却全都在景物描绘中表现出来了。全诗富有韵味，耐人咀嚼。
这首诗景中含情。诗人从燕子落笔，细腻逼真地描写了它们频频飞入草堂书斋，“点污琴书”、“打着人”等活动。这些描写既凸现了燕子的可爱之态，又生动传神地表现出燕子对草堂书斋的喜爱，以及对诗人的亲昵。全诗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给人自然、亲切之感，同时也透露出诗人在草堂安定生活的喜悦和悠闲之情。
这首诗的主旨也可以理解为诗人通过对燕子频频飞入草堂书斋扰人情景的生动描写，借燕子引出禽鸟也好像欺负人的感慨，表现出诗人远客孤居的诸多烦恼和心绪不宁的神情。
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