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词上片回忆往事,抒写了词人与妻子之间的回忆。下片描写周围的景象,表达了词人内心的悲痛之情。全词借景抒情,将词人内心的哀愁与对妻子的无比怀念之情表达地淋漓尽致。
“点滴芭蕉心欲碎,声声催忆当初。”窗外雨滴落在芭蕉上的声音,仿佛是在敲打着词人不眠的思绪。从前伊人对镜梳妆,娇颜正好。即使相偎临窗看雨,亦难掩蜜意浓情。但如今却是夜雨迷离,孤枕难眠。那一声声雨打芭蕉,直将人带进那无尽的回忆中去。
“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这无尽的夜雨,正似那无尽的愁丝落入心间。那些深深浅浅的忧伤,仿佛总是。追逐人的心灵,就如这雨打芭蕉声,让人无法逃避。一点一滴尚可以承受,但雨中的千滴万点却无法承受。即算是干滴万点,一时一刻倒也罢了,而这月月年年常年不息的哀苦,难以承受。容若心中的那种哀婉深痛,可想而知。
“欲眠还展旧时书。鸳鸯小字,初记手生疏。”旧时书,不是指书籍或书信,而是指当初爱人所临摹的书法本子。这一句承首句而来,无眠时回忆往事,不由得又展开她昔日所临的小字书卷。睹物思人,那清秀的笔迹,一如伊人的容颜。一握柔荑,手有余香。当初的温馨景象仍然历历在心中,但那个沉静柔婉的人儿,却已经不知去向了。从前的每时每刻,每一个场景,在心间一一闪现。她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恍惚间都还在眼前。或许,从见到她的第一眼开始,那个身影就已经在容若心中生根发芽,再也无法挪开。
旧时书一页页翻过,过去的岁月一寸寸在心头回放。缃帙乱,似纳兰的碎心散落冷雨中,再看时已泪眼婆娑。“胭脂泪,留人醉”,就让眼前这一半清醒一半迷蒙交错,梦中或有那人相偎。
这一阕所描写的,是日常生活情景。用词也简净,用"点滴芭蕉心欲碎"形容全词的语风再贴切不过。本来雨夜怀人,就是一件让人伤感的事情。
芭蕉夜雨,孤灯幽窗,甚至是一些散乱的,翻过了以后还没有及时整理的书笺。但就是这样一帧一帧的画面不依次序的闪现,才会真实感人不是么?词家说意,说境,说界,意见起落分迭,却不得不赞成再高明的技巧都不及真切情感让人感觉生动辛辣。如果不投入情感,作品就无法生长繁衍,文字亦再美只是美人脸上的“花黄”,一拂就掉落在地了。
这是一首仅三十三字的小令词。这首词采用神话传说故事作题材,描写刘、阮和仙女离别时的依依不舍之情,表达了别后对佳人的深深思念之情。
“曾宴桃源深洞,一曲清歌舞凤。”曾宴,点明往事。桃源深洞,“舞凤”,即凤舞,为叶韵,乃倒用,言伊人如凤之舞。词中写刘晨、阮肇天台遇仙女故事,省去全部细节,只将初会和离别时最深的印象加以形象化的概括,高度精炼。清歌凤舞,风光何等旖旎!
“长记欲别时,和泪出门相送。”“长记”二字是关键,记忆中的情景是那么的美好,可这一切已如梦幻,永无再现之期。小词没有多少篇幅,不容铺叙,要求写得很精粹,所以“长记”以下几句对整个宴别的过程便撷取了送别这一高潮时的场面来写。“长记”二字,上接“曾宴”二字,“和泪出门相送”写送别之悲痛,这是实写,下面旋又转入虚写。
“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如梦!如梦!”诗有诗眼,词亦有词眼,这四个字实为本词之眼。如梦者,昔年之事如一场无凭的春梦,昔年之景只能在梦里再现,昔年之倡除非在梦里相逢。叠用两个“如梦”,显得更为惆怅,更为感伤。残月乃夜阑之景,落花烟重乃暮春之景,伤心人别有怀抱,才会有凄凉的感觉,更显萧瑟的气氛,言尽而意不尽。
这首小令,抒情细腻,婉丽多姿,辞语美,意境更美。词人描绘了曾和佳人在理想的世外桃源之地相聚时的情景,此为虚写梦中之景的美好,成为感情之流回旋奔涌而下之处,回忆如梦,因而显得特别含蕴丰富;梦醒时分,侧重于对眼前情景的刻画,眼前的半轮残月和簌簌坠落的花瓣,如烟一样的月色,给全词笼上了迷蒙孤寂的气氛,在这凄清的夜里,对她的思念绵绵不断,如此深沉。虚实两端互相补充,形成“以闲淡之景,寓浓丽之情”的特色,更显意味深长。
此诗作于升之宫学秩满之时,在绍兴二十一、二年间,时陆游居山阴。
钱仲联详注仲高身世,大略云:仲高,陆游从兄陆升之也。绍兴十八年(戊辰)进士,其人阿附秦桧,谄事桧党两浙转运使兼临安知府曹泳。泳为政凶酷,缙绅畏之如鬼蜮。时升之为右通直郎,与右承务郎李孟坚亲善。孟坚之父光私撰国史,语涉朝政,或多讪谤褒贬。孟坚以秘事告之,升之发之以告泳,泳检举於朝,光故得罪。後桧死,泳被贬窜新州,升之坐为秦党亦被黜。“临分出苦语,不敢计从违”一句,深有规劝之意。
此诗直白忧碍,意思不必过多解释,仲高时往投丞相秦桧门下,故陆游在此诗中予以规儆。“道义忧今古,功名有是非”,道义是不分古今的,但凡稍有智识、操守的人都应遵守,然而功名却很难说了。当逢有道之世,求取功名而不悖于道义,或说功名与道义体现为一致性时,自当努力追取。这正是儒家传统的积极用世思想。历数中国古代士人,但凡事业有成者莫不类此,国旺家兴,名垂后世,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统统实现。但这样的世道,泱泱中华、上下五千载也只是凤毛麟角,因此多是一种理想状态。而遭逢乱世,帝王昏聩、奸佞当道,功名与道义则体现为对立的关系,这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中则是一种常态。士人往往有两类选择:一是舍道义而就功名。陆仲高年轻时正是走了这样一条路。绍兴二十年(1150),陆仲高任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之后阿附秦桧,以告发秦桧政敌李光作私史事(仲高为李光侄婿),擢大宗正丞。显然这样的一种选择很为时人所不耻,陆游在此诗中也正是劝他不如请求退职。另一种选择是坚决维护道义,至少是维护心中的道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