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灯、放烟火,本属民俗,极热闹,也极俗。以张岱惯常的写山水、叙园林,评书画的清雅之笔,来描绘繁华热闹的烟火之状似乎难以协调。但张岱自有他的写法,这篇《鲁藩烟火》,既表现出烟火的繁丽,又保持了作者一贯的风格I具体点说,就是作者用小品的笔法表现出了盛大热闹的场面。
文章以“鲁藩烟火妙天下”起始,前半部分作者先排比铺张鲁藩张灯结彩盛景,再极写鲁藩的烟云灯海、物我混一的境界;后半部分作者详写施放烟火之火器及火器架,尤以火器的造型设计和喷射过程奇巧绝伦为重点,最后以苏州人似痴似诞的夸张描述结尾。文章精细生动,谐趣横生。
文中写鲁藩烟火之妙,先写灯及灯中景物,再写烟火与烟火中景物,然后写出灯与火的闪烁变幻,令观者扑朔迷离,迷失于烟火之中。这样一层层写来,复盖迭加,同时笔端具有分析性,既表现出鲁藩烟火之妙,又是对这种“妙”的美学削析,使人读之既领略到烟火盛况又明白其中的奥妙。这段文字中句式的使用也很新颖,别致,独具匠心。如第一层写灯,作者为突出灯,将灯由名词作动词用,形成了以“灯’’领头的新鲜句子,“灯其殿、灯其壁、灯其楹柱、灯其屏,灯其座、灯其宫扇伞盖。”这一串灯字句式的运用,使人顿觉满眼皆灯。又如“不知其为王宫内之烟火,亦不知其为烟火内之王宫也”的句子,故意采用重复的句式,而仅颠倒“王宫”“烟火”两个关键词的次序,造成一种恍惚迷离的感觉。这种对字、句的精心安排,与后世桐城派文人呆板严谨的所谓字法,句法大不相同,张岱的如此安排,主要是突出趣味,所以并不使人觉得有斧凿之痕。
以下作者又写烟火施放的场面,这种场面闹而杂,但作者写来却有条不紊,既细致又清晰。更妙的是文末移用一苏州人的话评兖州烟火之盛。文末引用他人的话对所写人物事物进行评价,虽不能说是张岱的首创,但却是他的惯用手法,如在《砎园》中引用二老的话夸砎园胜过蓬莱阆苑;《瑞草溪亭》文末以“穷极秦始皇”一语概括其堂兄燕客的豪奢,等等,皆用此法。张岱使用此法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引用的他人语多带夸张性质,等于在文末对所写事物的评价进一步加倍,二是引用的他人语多属质语、俚语,俗语。张岱对语言的语感和韵味很敏感,他曾讽刺曹臣编辑的《舌华录》将张东谷的一句质语加以文饰为“点金成铁”,他自已对文末的关键之语自然更加讲究。但他的讲究并不是修饰,却是相反,越俚俗、越质朴越好。如文中引用苏州人“此时天上被起火挤住,无空隙处耳”的话,俚俗可笑,土得掉渣,但被张岱妙手拈来放在文末,却是极富趣味和韵味。
《柯敬仲墨竹》首联以议论出之,谈画竹的难易繁简。诗人在此称赞柯氏墨竹之“简”。笔简,脱去形似的画风,力追写意,更能实现其气逸、其格高,这是文人画所追求的美学境界。“莫将画竹论难易”,开口就劝人不要轻率谈论画竹难易这回事,因为其中道理深沉,作者是针对识见肤浅者而言的,也是针对他自己过去的认识而言的,所以此句的“莫将”,也有心商口度的意味。“刚道繁难简更难”,这句中有两个分句,一个“刚道繁难”即硬要说繁难,因为“繁难”是简单的道理,所以才一口咬定,实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二是“简更难”,尽翻前四字之案,“简更难”是不合于习惯看法的,但它包含更深刻的道理。所以第二句中有一个波澜跌宕,令人耳目一新。
前二句皆议论,而后两句则是为前两句寻找的艺术个案证明,诗人将目光投到画面上来,通过对具体画境和观画的感受的描述,生动展现画家所创造出来的境界,给第二句的说理以形象的论证。“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其实也是对眼前柯九思所画的墨竹图而作出的高度称赞。艺术创作并不在写繁还是写简,关键在于它是否能生动传神,让人感到真境逼人。柯九思所画竹,萧萧数叶之间却能产生风雨飘飒、寒气袭人的艺术效果,可见简便非易,数叶的竹虽简,但却是以虚写实,取得了形简而意远的艺术成就。数叶之竹,其神态却具备天下风雨飒然而至的意蕴,文人画之神妙尽在画笔间。这里的说理因具体生动的例证而变得十分有力。
从艺术手法上, “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起码由视觉沟通了两重的通感:一是作用于听觉,一幅画居然能产生满堂风雨的感觉。这是耳朵发生错觉,可见画的简而妙;二是作用于肤觉,一幅画居然又产生了降温的感觉,这是生理上另一错觉,再见画的简而妙。从炼句上看,通常形容“只数叶”,用“寥寥”也合律。而诗人却用了“萧萧”,这就不但绘形,而且绘声。这是风吹竹叶、雨打竹叶之声,于是三、四两句就浑然一体了。如换着“寥寥”,也能过得去,但过得去并不就佳妙。从语气上看,用了“君看”二字,与首句“莫将”云,皆属第二人称的写法,像是谈心对话。
这首小诗既是评论柯氏的墨竹,也探讨了艺术的真谛,意象与画论结合,诗情与哲理交融。巧妙的做到了诗意与画论的结合。诗人以简笔写意赞画家的简笔写意,诗画相得相彰。前两句是借观柯九思的墨竹图而发议论,专门拈出了画竹的难易繁简问题,表达了诗人对文人画尚意崇简美学趣味的推崇。这里没有逼真地描绘画面,主要是写意,写出流动在画面的气韵,制造出一种萧疏、凄冷的氛围。上联以抽象论艺的方式评价柯氏的画艺,下联则是具体印证:简笔,不是简率,而是在“意匠惨淡经营中”达到形似基础上的升华。
李东阳深谙文人画的精髓,在此诗中提出了画竹莫论难易,要做到简实则比繁更难的艺术创作观。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