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雎初见秦王,既不像初出茅庐时的苏秦那样锋芒毕露,也不像已为秦相时的张仪那样咄咄逼人,而是谨言慎行,唯唯再三,欲言又止。这是为什么?
说客游说人主实非易事,弄不好会有生命之虞。范雎以一籍布衣的身份游说秦昭王,正如他所说“交疏言深”,这时,他对秦王的心理状况与性格特征还不十分清楚,秦王喜欢听什么,想要干什么,他还没有准确的把握。因此,他必须先加试探,察言观色。他要贡献于秦王的谋略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废逐把持朝政的以宣太后、穰侯为首的“四贵”。而秦王与他们有骨肉之亲,并且是在他们的拥立下才得以即位的。范雎明白,若稍有不慎,就会“今日言之于前,而明日伏诛于后”,落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所言甚深而交情甚浅,范雎能不顾虑吗?所以他吞吞吐吐,疑虑重重,回环往复,拖拖沓沓,而同时却又引古论今,援他况己,旁敲侧击,铺张扬厉。一方面对秦王反复进行试探,看他是否真心信任自己,是否能听从建议摆脱骨肉之亲的羁绊而自强自力;另一方面又反复申述自己对秦昭王的无限忠诚。在“何患乎”“何忧乎”、“何耻乎”的层层叙述中,对秦昭王展示自己的忠心,甚至表示“臣死而秦治,贤于生也”,好像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这段说辞,淋漓酣畅,委婉周密,恳切动听。终于瞅准时机,于云山雾罩之中微露真意:“足下上畏太后之严,下惑奸臣之态,居深宫之中,不离保傅之手,终身暗惑,无与照奸。大者宗庙灭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这段话说白了就是:你的处境危如累卵,有了我你才会安然无恙。表面上是强调秦王与秦国的危险,实际上是为自己能得到重用作铺垫。这就是谨慎精明、老练的范雎,一个不同于一般纵横家的辩士。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从形式上看,《草堂》用大量篇幅回溯了徐知道乱蜀的始末及其严重后果,是对旧史的重要补充,是诗史。而众多注家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肯定这首诗的价值的。这无疑是杜诗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这方面而论,《草堂》的确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例如对徐知道乱蜀原因:“义士皆痛愤,纪纲乱相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准确把握;对汉、蕃相互勾结又相互火并的生动刻画:“请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对乱象错综复杂情况的巨细不遗:“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以及对贼谋“西取邛南兵,北断剑阁隅”的揭露,其广度和深度,是抵得上一篇徐知道乱蜀始末记而有余的。
特别是“鬼妾与鬼马,色悲充尔虞”,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而且表现了诗人的无比痛愤。当这位伟大诗人写到这里时,是站在审判台上,面对着毫无人性的魔鬼,怒不可遏地申斥他们的罪行的。一个“尔”字,就维妙维肖地表明了他那种面对魔鬼,痛予呵叱的坚定立场。死者而有妾,马,当然不是等闲之辈。这似乎有点为互相残杀而死的贼徒,或者为殃及阔人的枉死鬼而一表同情的嫌疑。其实不然,这是文学上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段——深一层写法。对鬼妾、鬼马尚且这样肆无忌惮地蹂躏、糟踏,则对一般老百姓的残忍、凶暴,更不消说了。杜甫的同情,始终是在无辜而死的老百姓一边的。
然而仅仅看到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其价值,尚不足以尽《草堂》的极致。《草堂》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除了上述这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方面,那就是,在回忆蜀乱始末的笔触上,融入了杜甫对严武最真挚的友谊,希望他面对“成都适无虞”、“天下尚未宁”的冷酷现实,认真思考“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原因;吸取祸生肘腋的沉痛教训,整顿纪纲,厉行国家法令,不要重蹈“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覆辙。《草堂》诗主要是按这样的构思,艺术地再现当时的乱象的。
开头四句,诗人用对比的方法,突出了他为“蛮夷塞成都”而去,为“成都适无虞”而归的心情,希望严武注意国家的治乱,同人心向背,息息相关,千万不能满足于眼前的“适无虞”。这是对严武的忠告,也是对当前形势的正确估计。论者多从它同下文的关系,许其为一篇之纲,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为了让严武清醒地记取“蛮夷塞成都”的惨痛教训,诗人接着写到:“请陈初乱时,反覆乃须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请陈”者,请允许我(杜甫)陈于大将之前。“大将”者,剑南节度使严大将军武也。这就充分表明《草堂》主要是向严武陈情。而陈情的第一件事是“反覆乃须臾”间事,不可掉以轻心;是诗人把“群小起异图”,直接同严武赴朝廷联系起来。这固然可以说明严武举足轻重,国家安危所系,用《八哀诗》哀严武的诗句来说,就是“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但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严武治蜀还有严重问题,以至于前脚刚刚跨出成都,便祸生心腹。一句话,“群小起异图”,严武是不能完全辞其咎的。这是杜甫希望严武认真思考的第一个问题。
杨伦对“请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加了“写出草草乌合光景”八个字的旁批。需要补充一句:岂止草草乌合,他们在歃血为盟之初,就有过激烈争吵呢。这消息,是“气已粗”三个字透露出来的。气粗就是喉咙大,出大声气,是提劲争吵的形象语言。它生动地反映出:叛乱集团从一开始就有冲突,其发展为分裂,为自相残杀,而终归灭亡,是必然的。
诗请“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这一句,也是很值得严武深省的大问题。布衣一般指老百姓。这就是说,除徐知道这股乱军,还有铤而走险的老百姓。当然,无论从组织,还是从性质看,其铤而走险的情况都极其复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是逼上梁山的。在当时,除了这条路,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严武这个人,《旧唐书》批评他,一则说: “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再则说: “性本狂荡,视事多率胸臆。”三则说:“穷奢极靡,赏赐无度,蜀方间里,以征敛殆至匮竭。”这些,杜甫都是知道的。有时也尽过朋友之道,微言相感。但因爱才心切,加以严武“骄倨”,多言未必见纳,所以平常相处,表扬鼓励居多。徐知道的反叛,以及由此引起的人民的骚动,同严武上述缺点是有关系的。现在,再镇成都,不知道会不会认真总结“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血腥教训,改弦更张,防患未然。杜甫从“遣骑问所须”这件小事上,深深意识到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再不提出,严武个人成败事小,天下安危事大。因而在痛愤之馀,结撰至思,向严武表明了“饮啄愧残生,食薇不敢馀”的态度,同时,又通过初乱的回忆,提示了若干值得严武虚心思考的问题,目的都在促使严武的猛省,去其所短,用其所长,把两川的事情办好。
《草堂》,杜甫“穷年忧黎元”的高大形象以及“何人怀抱尽”的谏诤风范,都是令人仰之弥高,即之弥亲的。
这是一首根据在离别时的所感所受而做的词。《青泥莲花记》载:“李之问仪曹解长安幕,诣京师改秩。都下聂胜琼,名倡也,质性慧黠,公见而喜之。李将行,胜琼送别,饯钦于莲花楼,唱一词,末句曰:‘无计留春住,奈何无计随君去。’李复留经月,为细君督归甚切,遂饮别。不旬日,聂作一词以寄李云云,盖寓调《鹧鸪天》也。之问在中路得之,藏于箧间,抵家为其妻所得。因问之,具以实告。妻喜其语句清健,遂出妆奁资夫取归。琼至,即弃冠栉,损其妆饰,委曲以事主母,终身和悦,无少间焉。”这一段记载,叙述了聂胜琼创作这首词的全过程。聂胜琼虽然是京师名妓,见到人非常多,但感情却非常真诚和专一。
词的上阕写离别,下阕既写临别之情,又写别后思念之情,实与虚写结合,现实与想象融合为一。起句以送别入题,“玉惨花愁出凤城”,“玉”与“花”喻作者自己,“惨”与“愁”表现送别的愁苦,显示她凄凉的内心世界。凤城指京都,她送别李之问时,情意绵绵,愁思满怀,显示了她不忍分别的真挚情感。莲花楼是送别的地方,楼下青青的柳色,正与离别宴会上回荡的《阳关》曲相应:“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眼前的青青柳色与悲哀的离别之曲一起颤动着离人的心弦。何况“一唱《阳关》后”,心中的人儿马上就要起程了。“别个人人”意谓送别那个人,“人人”指李之问,“第五程”极言路程之远。在唱完一曲《阳关》之后,就一程又一程地远远离开了她。离别是痛苦的,但别后更苦;词的下阕,叙写别后思念的心情。
相见时难,别也难,但作者别后希望在梦里依稀可见自己的心上人,更令人悲哀的,是难以成梦。“寻好梦,梦难成”句,写相恋之深,思念之切。词人把客观环境和主观感情相结合,以大自然的夜雨寄托了离人凄苦,“况谁知我此时情”一句,道出了词人在雨夜之中那种强烈的孤独感与痛苦的相思之情。接下去,“枕前泪共帘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两句,画面感人而意境凄静深沉,显示了词人独特的个性,也突现了词的独特的美。“帘前雨”与“枕前泪”相衬,以无情的雨声烘染相思的泪滴,窗内窗外,共同滴到天明。好像大自然也被她的感情所感动,温庭筠《更漏子》一词的下阕,曾这样描写过雨声:“梧桐树,三更下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而万俟咏的《长相思·雨》也写到:“一声声,一更更。窗外芭蕉窗里灯,此时无限情。梦难成,恨难平。不道愁人不喜听,空阶滴到明。”跟温庭筠词相类似,都写雨声对内心情感的触动。然相比之下,聂胜琼这首词对夜雨中情景交融的描绘,更显得深刻细腻。它把人的主体活动与雨夜的客体环境紧密结合在一起,以“枕前泪”与“帘前雨”这两幅画面相联相叠,而“隔个窗儿”更见新颖,突出了词人的独特之处,也更深化了离别之苦,因为这里所刻画的“滴到明”,不仅是“帘前雨”,而且也是“枕前泪”。后来李之问的妻子读到这首词时,“喜其语句清健”。她欣赏作者的艺术才华,被作品中的真挚感情所感染,因而作了毅然的决定,“出妆奁资夫取归”,让聂胜琼能遂所愿。
宋时的歌妓得以从良成为士人的小妾,已是相当美满的归宿了。能得到这样结果的人并不是很多的。聂胜琼这位“名倡”注重自己的前途。这首词和它的故事,与乐婉同施酒监唱和的《卜算子》词所反映的感情来比较,结局的喜剧和悲剧性质虽然不同,但对于理解当时歌妓的命运和她们的心理,具有同样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