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开头的“隋堤路”,是指宋之汴京至淮河一段的水路,因为是隋炀帝所开大运河的一段,故名。“渐日晚,密霭生深树”,写徘徊汴堤而未曾登船之际,但见日色渐渐向晚,浓重的暮霭正从茂密的树林中弥漫开来。
接下来二句,化用杜牧“烟笼寒水月笼沙”诗意,写出主人公独自怅望江天,孤寝船上的情景。
“无情画舸,都不管、烟波隔前浦。等行人、醉拥重衾,载将离恨归去。”这几句写分手时的情景,用的就是借物达意手法。这词写饯别情景是从郑仲贤《送别》诗脱化出来的。王氏所谓“诗意出侧面”,是指诗情借物宣泄,迁怨于物。有情人偏遇着这无情的画舸,它全然不管恋人们难分难舍,将行人连同离恨都载走了。这里迁怨画舸,就是侧写。物本无情,视为有情,以责怪于物来表达自己的离情别恨,是借物达意的一种方式;离恨、离愁是一种感情,都是虚的,然而诗人们却常常化虚为实,将愁恨说成是有形体有重量的东西。这里船载离恨,就是化虚为实。
“因思旧客京华,长偎傍疏林,小槛欢聚。冶叶倡条俱相识,仍惯见、珠歌翠舞。”这是写昔日京华相聚的欢乐场面。“冶叶”句化用李商隐《燕台诗》“冶叶倡条遍相识”。所谓“冶叶倡条”,乃指歌妓。
词中主人公的恋人,也是歌妓一流人物。所以他同歌妓们厮混得很熟,常一起,观赏她们歌舞。这欢乐的回忆,与“渔村水驿,夜如岁、焚香独自语”,恰成鲜明对比。人由聚而散之际,回想欢乐聚会,必添愁情离怀。回忆对比,是很能触发情感的。周邦彦这首词,除用回忆对比外,还有一种对比,就是梦境和现实对比。“有何人、念我无聊,梦魂凝想鸳侣”,这个结尾,词评家多以为写得拙直、率意。这个收尾是不够含蓄的,但是感情还是十分朴实浓烈的。这里用了眼前实境和梦中虚境相对照,现实是舟中独处,梦中却是鸳侣和谐。“鸳侣”一词已近于抽象化,形象不够丰满。但还是足以补出离情别恨的。
此词以宦游途中水驿之夜的情景为中心而将追忆念想层层展开。全词由景及情,由今及昔,写眼前景采用白描手法,叙写追思往事时用借物达意。反衬对比手法,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结句直抒性情而不借景烘托,可谓大巧若拙,别具魅力。
上片写初春已至。以细腻的笔触,描画初春景色,梅花傲雪怒放,柳条含烟抽叶,仿佛在告诉人们,严冬即将过去,初春已经来临。“藏”、“著”二字,颇传神,正如唐朝马怀素《正月七日宴大明段》诗所吟“就暖风光偏着柳,辞寒雪影半藏梅”。再看那刚刚送走的鸿雁人,快要听闻的黄莺啼声,绿池水面泛起层层微波浪。“初”、“欲”二字,写春天已经一天天临近。可见,所写的春景是动态的,主人公的心境是欢愉的。雪中藏梅、杨柳烟绕之时,大约春天就快要来到了。这时,送走了鸿雁,期待着黄莺的啼鸣,门外绿池波浪荡漾。这一切的描述,表达出词人对春天的急切期盼,对美好生活的急切渴望。词人先从细小的节物变化写起,展示了腊尽春回、阳气初生之际的优美自然景色。暖气初动,其明显标志就是雪里梅花开放、柳枝绽芽含烟;这一新景致,昭示初春时节到来了。作者放眼望去,发现春意继续萌动,逐渐遍及诸物。一“初”一“欲”,见禽鸟之感春才刚刚开始。继言春水已“生”,则春色已渐渐分明了。可见作者体物描景,文心极细。
下片写开筵欢饮。在花期设宴,留宾客醉饮,去年亦是如此情味。有金盏酒,焚玉炉香,词人愿长长的白日都在这样欢快的环境中度过。词人过着富贵的生活,秋日、春日,去年、今年,都是赏美景,饮美酒,过得舒适畅快。回忆去年的一次盛宴,与客同醉,那份情味,依然记得。时隔一年,事不重复,人也难聚,主人公唯有举起金杯的美酒,和着玉炉的香烟,任凭他红日长。词作排解心中的惆怅的方式,反映了晏殊的旷达情怀。作者感春忆旧之情。这是由今而忆昔:初春景色是如此美好,作者设宴赏景,留客共醉,不觉回忆起“去年”此时的情事,心中怅然。风景不殊,而人事已非,怎不令人慨叹。如何开释这满怀的惆怅呢,作者以富于理性的思索回答道:我惟有在玉炉香中举起金盏酒,且寻眼下的快乐,以驱除胸中的无聊之感,任他窗外红日自长吧。此词表现的,是典型的大晏风度和大晏情调。他就是如此善于以理节情,排忧适性,自我解脱,以跻身于旷达的人生境界的。
这首词描写的是冬去春来之时风物的变化,以及由此触发的追怀忆旧之情。词的高妙之处在于作者对于节物变化的细心体察和妙笔表达。立春过后,日长一线,春意在不知不觉之间,遍布于各个角落。梅和柳之间的变化是最直接的标志。古代慧心的文人们早已体察及此。唐代诗人杜审言《和晋陵丞早春游望》:“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春光最先光顾的就是风雪中开放的梅花和最早探知春意的杨柳。李清照《永遇乐·落日熔金》说“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残雪还压着梅朵,而因阳气上升,湿气氤氲着柳枝,已渐渐显出浓浓春意来了。刚刚送走大雁,将要听到莺啭,而池塘之上,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这正是“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时节。在这样一个春意盎然的时候,举金盏、采名花、歌新曲。年年岁岁花相似,去年此时,亦是如此度过,是年复一年,还是物是人非呢。轻轻地感喟,淡淡地放开,玉炉名香,且来消受这迟迟春日吧。
这首诗收入《樊川外集》,题一作“寄远”。杜牧在文宗开成(835-840)年间曾任宣州团练判官,南陵是宣州属县,诗大约就写于任职宣州期间。
题称“南陵道中”,没有点明是陆路还是水程。从诗中描写看,理解为水程似乎切当一些。
前两句分写舟行所见水容天色。“漫悠悠”,见水面的平缓、水流的悠长,也透露出江上的空寂。这景象既显出舟行者的心情比较平静容与,也暗透出他一丝羁旅的孤寂。一、二两句之间,似有一个时间过程。“水面漫悠悠”,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时的景象。过了一会,风变紧了,云彩因为风的吹送变得稀薄而轻盈,天空显得高远,空气中也散发着秋天的凉意。“欲变秋”的“欲”字,正表现出天气变化的动态。从景物描写可以感到,此刻旅人的心境也由原来的相对平静变得有些骚屑不宁,由原来的一丝淡淡的孤寂进而感到有些清冷了。这些描写,都为第三句的“客心孤迥”作了准备。
正当旅人触物兴感、心境孤迥的时候,忽见岸边的江楼上有红袖女子正在凭栏遥望。三、四两句所描绘的这幅图景,色彩鲜明,饶有画意,不妨当作江南水乡风情画来欣赏。在客心孤迥之时,意绪本来有些索寞无聊,流目江上,忽然望见这样一幅美丽的图景,精神为之一爽,羁旅的孤寂在一时间似乎冲淡了不少。这是从“正是”、“谁家”这样开合相应、摇曳生姿的语调中可以感觉出来的。至于这幅图景中的凭楼而望的红袖女子,究竟是怀着闲适的心情览眺江上景色,还是像温庭筠词中所写的那位等待丈夫归来的女子那样,“梳洗罢,独倚望江楼”,在望穿秋水地历数江上归舟呢,江上舟行的旅人并不清楚,自然也无法向读者交待,只能浑涵地书其即目所见。但无论是闲眺还是望归,对旅人都会有所触动而引起各种不同的联想。在这里,“红袖凭江楼”的形象内涵的不确定,恰恰为联想的丰富、诗味的隽永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似乎告诉读者,在一定条件下,艺术形象或图景内涵的多歧,不但不是缺点,相反地还是一种优点,因为它使诗的意境变得更富含蕴、更为浑融而耐人寻味,读者也从这种多方面的寻味联想中得到艺术欣赏上的满足。当然,这种不确定仍然离不开“客心孤迥”这样一个特定的情景,因此尽管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联想体味,但总的方向是大体相近的。这正是艺术的丰富与杂乱、含蓄与晦涩的一个重要区别。
这首诗被后人称为汉末的实录,是一首反映现实的史诗。它反映了自初平二年(190年),关东各郡将领起兵讨伐董卓,直到建安二年(197年)袁术在淮南(今安徽寿县)称帝这八九年间的重大纷繁的历史事变和社会面貌。重点写各路军阀以讨伐董卓为名而拥兵自重,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形成新的割据局面,从而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开篇'由义而动'到自相残杀的记叙,表现了诗人英明的政治洞察力,对上层军阀的内讧以及对下层将士、百姓痛苦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此诗前十句勾勒了这样的历史画卷:关东各郡的将领,公推势大兵强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兴兵讨伐焚宫、毁庙、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荒淫无耻、祸国殃民的董卓。当时各郡虽然大军云集,但却互相观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竟至互相残杀起来。诫之不成便加之笔伐,诗人对袁绍兄弟阴谋称帝、铸印刻玺、借讨董卓匡扶汉室之名,行争霸天下称孤道寡之实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并对因此造成的战乱感到悲愤。诗中用极凝练的语言将关东之师从聚合到离散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然而,曹操此诗的成功与价值还不仅在此,自“铠甲生虮虱”以下,诗人将笔墨从记录军阀纷争的事实转向描写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在揭露军阀祸国殃民的同时,表现出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注和担忧,这就令诗意超越了一般的记事,而反映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心。
“铠甲生虮虱”以下六句,写战争给士兵和百姓带来的灾难和作者的感慨。“铠甲生虮虱”写战乱之长,士兵连年征战,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其苦可知;“万姓以死亡”写人民在战乱中死丧殆尽,可见战祸之烈。“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用简括的语言描绘出一幅战乱中的凄凉悲惨的图画。从视觉感受上说,弥望中,纵横于野的白骨,是那样惨白;从听觉感受上说,茫茫大地死一样沉寂,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鸡鸣狗吠,这些寻常的庄户声气都不闻于耳了。作者收视反听,自然要痛断肝肠了。
此诗比《薤露行》更深刻地揭露了造成社会灾难的原因,更坦率地表现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人民的同情。曹操本人真正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还是从他随袁绍讨伐董卓始,故此诗中所写的事实都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较之《薤露行》中所述诸事,诗人更多直接感性的认识,故诗中反映的现实更为真切,感情更为强烈。如最后两句完全是诗人目睹兵连祸结之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真实情境而产生的感时悯世之叹。刘勰评曹氏父子的诗曾说:“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文心雕龙·乐府》)锺嵘评曹操的诗也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下》)都指出了曹操的诗歌感情沉郁悲怆的特点。惟其有情,故曹操的诗读来有感人的力量;惟其悲怆,故造成了其诗沉郁顿挫、格高调响的悲壮气势。这首《蒿里行》即是极为典型的例子。故陈祚明说:“孟德所传诸篇,虽并属拟古,然皆以写己怀来,始而忧贫,继而悯乱,慨地势之须择,思解脱而未能,亹亹之词,数者而已。”(《采菽堂古诗选》)可见曹操诗歌抒忧写愤的特征已为前人所注重。
这首诗诗人运用民歌的形式,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不仅对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全诗风格质朴,沉郁悲壮,体现了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豪迈气魄和忧患意识,诗中集典故、事例、描述于一身,既形象具体,又内蕴深厚,体现了曹操的独特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