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联写出了当时极其艰难危险的处境，在远离京都七千里外，水流湍急的险恶的惶恐滩上，诗人仿佛像一叶小舟，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巧妙的数字，强烈的对比，给人以惊心动魄的感觉。诗人用“七千里外”和“十八滩头”、“二毛人”和“一叶身”形成强烈的对比，将诗人晚年被贬谪的凄凉孤苦，生动展示在读者面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文天祥这一名对大概是受苏轼这联诗的启发才写出来的，而两人的心情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但苏轼绝没有柳宗元“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那么凄惨，毕竟还有家乡的“远梦”，这喜欢虽是淡淡的，却可抵销一些孤臣的惶恐。谐音双关修辞手法的运用，增添了许多机趣，一语双意，并蒂同枝，妙合无垠，令读者产生无穷的兴味。
颈联两句所写不只是行船的情境描写，又有象征的暗示，轻快旋律，恰好显示出诗人顺风行舟观赏美景的快意。诗上半篇的低沉凄凉一扫而空。“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的诗句浮上诗人的脑海，虽然此时他没有李白那么充满信心，却也不乏坦然自适，不乏达观豪放。
尾联苏轼充满自信地说：“我一生长途行船，经历多少大风大浪，岂止是知道几个渡口而已。”所以，诗人没有愁眉苦脸，却有诙谐和幽默，说自己可以为官家当“水手”，这官船要走的路早以娴熟在心，还要向谁去问津。蔑视与嘲笑到此融为一炉，真是嬉怒笑骂皆成诗。倘若苏轼能过像宋仁宗所希望的那样，早早就成为水手长──宰相，恐怕宋徽宗、宋钦宗也不至“坐井观天”于异域他乡。
这首诗前四句表现自己被政敌迫害、晚年被贬谪的凄凉情况，格调低沉。接下来的四句描写行船的情境，格调也有凄苦转为豪放，沉重转为轻快。因为，苏轼是一个性格坚韧、胸襟开阔的诗人和哲人，面对再次降临的人生劫难，他以顽强的意志和达观的态度去面对。
“卷帘人睡起。放燕子归来，商量春事。风光又能几？减芳菲，都在卖花声里。”这几句以人为中心，写主人公在春睡醒来后所听到的两种春之声，从春睡中醒来，忙把帘栊高卷，好放窗外那对呢喃私语的燕子进来，听听它们到底在商量些什么春事。外面的卖花声此起彼伏，词人不禁联想到春花的凋残零落，暗惜起春光的所剩无多来。这一部分中，“卷帘”句在章法上有总领全篇和开启下文的作用。是交代“视点”，以下风景皆从此写出。词人听到了两种春声，唤起了他一喜一忧两种情绪。燕子的呢喃私语使他兴奋和好奇，而卖花声则让他感到了春光的匆匆流逝，觉得春天将最终消失在这些叫卖声中。
“吟边眼底，披嫩绿，移红换紫。甚等闲，半委东风，半委小溪流水。”这几句描摹西湖四周的暮春景象，边沉吟边观望，但见湖畔四周一片绿暗红稀，百般红紫先后零落，一半被东风吹走，一半流落于溪水之中。这几句渲染出一种“流水落花春去也”的萧瑟意境，但画面又很凄美逼真，让人如睹其色。“甚等闲”一词表达出词人对“匆匆春又归去”的深切惋惜。“移红换紫”采用借代的修辞手法，表意生动而简洁。“半委东风，半委小溪流水”与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中“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的笔法十分相近，清新而别致。
“还是，苔痕湔雨，竹影留云，待晴犹未。”过片四句仍承上片之“吟边眼底”写词人眼中的暮春天气。还有那碧绿的青苔，被春雨滋润和冲刷得愈发青翠鲜亮。天上云卷云舒，与疏疏的竹影相互映衬，打造出一片欲晴还阴的天气。这里对江南暮春天气的描绘也很逼真，而且也与词人淡淡的喜悦与忧愁相杂的心情相吻合。
“兰舟静舣，西湖上，多少歌吹。”此二句描绘西湖的繁盛迷人。西湖上游船如云，有的在轻轻游弋，有的正静静地泊在岸边。悠扬的丝竹歌舞之声阵阵传入耳中。此幅画面美丽而欢快。
“粉蝶儿，守定落花不去，湿重寻香两翅。”此二句为细节描写，非常富有诗情画意。春雨之后落红满地，有一只蝴蝶停在落花上双翅轻扇，不肯离去。也不知是翅膀湿重难以飞去，还是眷恋花香不忍离开。此幅画面既生动美丽，又暗含着词人的惜花惜春之意，非常耐人寻味。
“怎知人，一点新愁，寸心万里。”这三句回应篇首，从远近景致回到伤春之人，虚虚淡淡地写出此时此刻的内心感受。面对此情此景，词人神思飘忽，心头涌上万千复杂的况味，其中便夹杂着一丝淡淡的哀愁。
这首词写景如画，音韵谐美，情与景有机交融，让人边品味西湖春景，边春思绵绵，有一种如梦似幻的感受。
此诗脉络清晰，递进有序，《诗经传说汇纂》引朱公迁所谓“一章怪之，二章疑之，三章微讽之，四章直责之”，将其篇章结构说得清清楚楚。
诗一开头，借物起兴，既交代了地点和季节，也写了等待救援时间之长。黎臣迫切渴望救援，常常登上旄丘，翘首等待援兵，但时序变迁，援兵迟迟不至，不免暗自奇怪。不过由于要借卫国救援收复祖国，心存奢望故而尚未产生怨恨之意。
第二章紧承上章“何多日兮”而来，用宽笔稍加顿挫，“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通过自问自答的方式，黎臣设身处地地去考虑卫国出兵缓慢的原因：或者是等待盟军一同前往，或者是有其他缘故，暂时不能发兵；用赋法代为解说，曲尽人情。
第三章“狐裘蒙戎”一句紧扣上两章，说明自己客居已久而“匪车不东”。黎臣已经有所觉悟，“我有亡国之状，而彼无悯恤之意，我有恢复之念，而彼无拯救之心”（《诗经传说汇纂》引邹泉语），知道卫国无意救援，并非是在等盟军，或者有其他缘故。因幻想破灭，救援无望，故稍加讽谕。
第四章用赋法着意对比，黎臣丧亡流离，衣衫破弊，寄居他国，凄凉萧索，而卫国群臣非但毫无同情心，而且袖手旁观，趾高气扬。诗人有些出离愤怒了，他批评卫国群臣装聋作哑，见死不救。诗人通过双方服饰、神情、心态的比较，黎臣彻底痛悟，不禁深感心寒，于是便直斥卫国君臣。
此诗作者虽然寄人篱下，但诗意从委婉地询问的口气到直指卫国统治者不同心同德的嘴脸，写得很有骨气。
《座右铭》是东汉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
开篇“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两句可归结为慎言。 “无道人之短”就是不直言他人的短处。儒家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对于小人的短处，不能说，说了会得罪小人；而对于君子，因为君子能够“吾日省吾身”，能够不断地自省自查自纠，所以不必说：正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
“无说己之长”则是提醒自己不要自我张扬。《道德经》中有言： “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白矜者不长。”“说己之长”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肯定、赞赏，进而获得利益。这种行为与儒家秉持的观念相悖。《论语·学而》有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过分强调自己的优点，就会名过其实，从而与作者所提倡的“无使名过实”相背离。无论是慎言人之短还是己之长，都是要求做人要慎言二在《论语·学而》篇中，孔子要求弟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讷言即慎言。这是守愚的方式之一。此“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与下文“守愚圣所臧”是一脉相承的。
“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是说施恩于他人不要再想，但接受他人的恩惠要铭记在心。《庄子·养生主》中云： “为善勿近名”，意思是做善事并不是为了博得好的名声。“受施慎勿忘”则是一种感恩意识、报恩观念的体现。两句中都有一个“慎”字，就是要提醒自己要时刻谨记，不可忘却。
“世誉不足慕”与“谤议庸何伤”两句则从荣与辱两个方面阐发作者的思想。无论是赞誉，还是毁谤，都要坦然视之、淡然对之。《道德经》中写道：“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在作者看来，宠辱若惊不可取，为人应该做到宠辱不惊：为此必须要坚持以正确的人生准则衡量自己的得失，审视自己的言行。仁就是这唯一的“纪纲”。
“隐心而后动”，就是要在行动之前先审度自己的心是否合乎“仁”，只有合乎这一标准之后才能行动。 “守愚”也是“唯仁为纪纲”的具体实践。此外，从“在涅贵不淄，暖暖内含光”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守愚并不是指要愚昧无知．作者所说的“守愚”其实只是外表的愚，内心则要追求一种高洁的人格品质、近墨不黑的独立节操。
在做人的方式上，崔瑗强凋外柔内刚，以柔取胜：《道德经》中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犒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难量”一句表明为人太过刚强会招致祸患。
在行为方面，作者要求自己做到上文所说的“慎言”，也要做到“节饮食”。这是因为饮食是物质生活的重要方面，没有节制，便会贪婪争抢而要做到这两点，就要在观念上做到“知足”。
此文在艺术上有两点很突出。
一是在结构上，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显示出戛戛独造的修养和品德来。这样，全文的结构便由这两句一意的单元所组成，颇类似后世律诗的结构。
二是在语言上，采用五言形式。铭文这种形式，一般都是用在比较正规的场合，开国大典，盖世奇功，往往刻山勒石，以传诸后世。听以它多采用四言形式，以示典雅庄重；叩以《文选》所收铭文为例，前有班固《封燕然山铭》，后有张载《剑阁铭》，都是四言形式。而崔瑗比文，则通篇采用五言形式；确颇独特。其时五言形式，仅在民间流传，汉乐府民歌中比较多地采用这一形式，而文人圈子里则不太多见。前此虽有班固《双咏史诗》通篇一五言，但技巧颇为生疏，“质术无文”（钟嵘《诗品》）。崔瑗采用此式，大概是因为“座右铭”，写给自己看的，所以显得比较随便；而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崔瑗较注重从汉乐府民歌汲取营养。
这首诗叙述了与朋友郭同年离别的场景，语言平实，却道出了很好的友人分别时互相恋恋不舍的深情。
“驿亭门外叙分携，酒尽扬鞭泪湿衣。”点出与郭同年分别的地点和气氛。别易会难，古人历来都很看重分别的时刻。他们是“分携”之交，又在“驿亭门外”，客中离别，而所别之人，又是同一年中进士的人。科举时代，很看重这种“同年”之情；而张泳自号乖崖，以为“乖”则违众，“崖”不利物（见《宋史·张咏传》）。平素落落寡合，因而与故友分袂之时，情意格外深厚。“酒尽”，不是写酒少，而是言“叙分携”之际语多时长。“扬鞭泪湿衣”，与柳永《雨霖铃》词中“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数语，语意相近。所不同者：一别故友，一别情人；一骑马，一乘舟而已。
“莫讶临歧再回首”，承前再作渲染。从逻辑上说，“反”包含了先有“正”之意，诗人只有在作出了令人惊讶的举动之后，才会有“莫讶”之语。临歧回首，人情之常，不会令人凉讶．更不会使送别者惊讶。只有在行者一再回首，不断回首的情况下，送别者才会感到惊讶。此处，诗人正是用“莫讶”二字，突出其对郭同年恋恋不舍的深情。
“江山重叠故人稀”言诗人“临歧再回首”之由。“江山重叠”，言征途之险峻。唐人《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八说，中山府（唐称定州）一带多山。其地有恒山、孤山、尧山、无极山等。天险倒马故关，便因“山路险峭，马为之倒”而得名。“江山重叠”四字，体现出征途的困苦和艰险。异乡客地遇见故人，令诗人分外高兴；异乡客地与故人“分携”，令诗人分外留恋和伤感，加之又是“故人稀”的张咏。陈衍《宋诗精华录》评此七字说：“眼前语说得担斤两。”
宋诗善于写细微的感情，尤其善于翻案及融化前人的成句。临歧分手，凄然下泪，在唐人的送别诗中多次见到，但往往以安慰语出之，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高适《别韦参军》：“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这首诗因为自己是离开的人，所以翻过来写，直说自己临歧回首，泪湿衣巾，同样情真意切。诗末句直叹“故人稀”，也多少与唐诗“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渭城曲》）在情感上有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