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是杜甫行路最多的一年。所谓“一岁四行役”，说的便是这一年。这一年也是他一生中最苦的一年，像这七首诗所写的，真是到了“惨绝人寰”的境地。他采用七古这一体裁，描绘流离颠沛的生涯，抒发老病穷愁的感喟，大有“长歌可以当哭”的意味。
在内容上，第一首从自身作客的窘困说起；第二首写全家因饥饿而病倒的惨况；第三首写怀念兄弟；第四首写怀念寡妹；第五首，由悲弟妹又回到自身，由淮南山东又回到同谷；第六首由一身一家说到国家大局；第七首集中地抒发了诗人身世飘零之感。在结构上，七首相同，首二句点出主题，中四句叙事，末二句感叹。
从艺术上说，组诗末首是较为精彩的篇章。此诗开头使用了九字句：“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浓缩《离骚》“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意，抒发了身世感慨。杜甫素有匡世报国之抱负，却始终未得施展。如今年将半百，名未成，身已老，而且转徙流离，几乎“饿死填沟壑”，怎不叫他悲愤填膺！六年后杜甫在严武幕府，曾再次发出这种叹穷嗟老的感慨：“男儿生无所成头皓白，牙齿欲落真可惜。”（《莫相疑行》）其意是相仿的。
次句“三年饥走荒山道”，把“三年”二字缀于句端，进一步突现了诗人近几年的苦难历程。“三年”，指至德二载（757）至乾元二年。杜甫因上疏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而遭贬斥，为饥饿驱迫，在“荒山道”上尝够了艰辛困苦。
三、四句，诗人追叙了困居长安时的感受，全诗陡然出现高潮。十二年前，杜甫西入长安，然而进取无门，度过了惨淡的十年。他接触过各种类型的达官贵人，发现长安城中凭借父兄余荫，随手取得卿相的，以少年为多：“长安卿相多少年。”这不能不使诗人发出愤激之词：“富贵应须致身早。”“致身早”，似是劝人的口吻，却深蕴着对出现“少年”“卿相”这种腐败政治的愤慨。这和他早年所写的“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显然同属愤激之言。
五、六句又回到现实，映现出诗人和“山中儒生”对话的镜头：“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诗人身处异常窘困的境地，当然感叹自己不幸的遭遇，因而和友人谈起的都是些令人很不愉快的往事。忧国忧民的“怀抱”无法实现，自然引起无限伤感。
第七句“呜呼七歌兮悄终曲”，诗人默默地收起笔，停止了他那悲愤激越的吟唱，然而思绪的巨潮如何一下子收住？“仰视皇天白日速”，搁笔望天，只见白日在飞速地奔跑。这时，一种迟暮之感，一种凄凉沉郁、哀壮激烈之情，在诗人心底涌起，不能自已。
《同谷七歌》在形式上学习张衡《四愁诗》、蔡琰《胡笳十八拍》，采用了定格联章的写法，在内容上较多地汲取了鲍照《拟行路难》的艺术经验，然而又“神明变化，不袭形貌”（沈德潜《唐诗别裁》），自创一体，深为后人所赞许。此诗作为组诗的末篇，集中地抒发了诗人身世飘零之感。艺术上，长短句错综使用，悲伤愤激的情感，犹如潮水般冲击着读者的心弦。文天祥曾拟此体作歌六首。
此诗的主题，《毛诗序》曰：“颂僖公能修泮宫也。”朱熹《诗集传》曰：“此饮于泮宫而颂祷之辞也。”方玉润《诗经原始》曰：“受俘泮宫也。”此诗写受俘泮宫，颂美鲁僖公能修文德。
此诗前三章叙述鲁侯前往泮水的情况，每章以“思乐泮水”起句，作者强调由于鲁侯光临而产生的快乐心情。“采芹”、“采藻”、“采茆”是为祭祀作准备，芹、藻、茆皆用于祭祀，《周礼·天官·醢人》：“朝事之豆，其实……茆菹麇臡……加豆之实，芹菹兔醢……”《召南·采苹》也有采藻用于“宗室牖下”，皆为明证。第一章没有正面写鲁侯，写的是旗帜飘扬，銮声起伏，随从者众多，为烘托鲁侯出现而制造的一种热闹的气氛和尊严的声势。第二章直接写鲁侯来临的情况，他的乘马非常健壮，他的声音非常嘹亮，他的面容和蔼而带微笑，他不是生气而是在教导自己的臣民，从服乘、态度体现出君主的特别身份。第三章突出“在泮饮酒”，并以歌颂鲁侯的功德，一方面祝福他“永锡难老”，万寿无疆；另一方面则说明这是凯旋饮至，表明鲁侯征服淮夷的功绩。
第四、五两章颂美鲁侯的德性。前一章主要写文治。鲁侯举止庄重，神情肃穆，因此成为臣民仰望的准则。因为是“告庙”，诗人对庙貌而想先人，鲁国的先祖周公旦、鲁公伯禽既有文治又有武功，僖公凯旋饮至，正是对先祖的继承，是效法前人的结果。后一章主要写武功。作泮宫本属文治，却是成就武功的保证，鲁侯虽不必亲上战场，因为修明德性，恢复旧制，所以使将士们在战争中赢得了胜利。他们在泮水献上斩获的敌人左耳，并能精细详明地审讯敌人，献上活捉的俘虏。
第六、七两章写征伐淮夷的鲁国军队。前一章是写出征获胜，武士能发扬推广鲁侯的仁德之心，尽管战争是残酷的，但在鲁人看来，这是对敌人的驯化，是符合仁德的。回到泮水，将士献功，没有人为争功而冲突，写的是武功，但文治自在其中。后一章写军队获胜后情况，武器极精，师徒甚众，虽克敌有功，但士无骄悍，又纪律严明，不为暴虐，“孔淑不逆”，所以败者怀德，淮夷卒获。
最后一章写淮夷——被征服者，以鸮为兴，引出下文。鸮，即猫头鹰，为恶鸟，比喻恶人，但它飞落泮林，食我桑椹，怀我好音。所以淮夷感悟，前来归顺，贡献珍宝。
刘瑾谓此诗“言不无过实，要当为颂祷之溢辞也”（吴闿生《诗义会通》引），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夸饰》篇特将末章首四句“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怀我好音”作为修辞夸饰的例证之一，说明此篇的夸耀很有些过当，读者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
此诗之堍，恰与《泊樵舍》一诗成鲜明对照。
从时令看，阴郁的秋、冬早已过去，正好是群旧识春风好，殷勤拂面来"的春日了。施闰章大约也巳返回故乡，正带着—主恩闲日月，吾道合江湖”的喜悦，或在家中诵读“旧书”，或泛“东溪”就友畅饮，享受着“高柳不藏阁，流莺解就人”式的赋闲之乐。家乡附近有南漪湖，这首《过湖北山家》是作者泛舟出游中的即兴之作。
诗之起笔颇为悠然。那当是在随水而行的小舟之上，“路回”水转之同，便见有一带“石岸”。诗人舍舟登岸，行走在谁家墙院之外。心境既不忧急，意兴自更盎然，就连那拔出“墙根护的苍苍“老”树，竟也引得他流连兴叹了。
这开篇两句吐语平平，似乎并无惊人之处。再信步走去，漫步可听到一阵琮琮、潺潺的水声。寻声丽前。才发现原来有一泓“野水”，正沿着曲曲的山脚畅流。倘要推究这水的源头，只要抬头望一眼便明白了：那是由许多条山涧细流汇聚而成的。它究竟有多清纯，而且伴和着怎样一种幽幽的草苔清香，就恐怕只有诗人才能领略到了。如果“野水合诸涧”之境，还未免过于幽清，则“桃花成一村”句的跳出，便刹那间改变了一切：幽幽的流水之音尚在耳边呜响，一派红丽的“桃花”，已如火如霞般照亮了诗人的眼目。那是春日温馨的微笑，更是山民热情的问侯。看在它的“落英缤纷”之中，正掩映着一个“桃花源”般的世界。那茅舍，那篱栅，那鸣鸡吠狗、语声人影，全随着“桃花”的耀现而显露在了诗人眼前。
全诗至此平中出奇，将读者引入了料想不到的新奇之境。不过，这里毕竟不是“桃花源”，诗人也无意像武陵人那样进入其间，以一享“山家一父老的待客热情，他只是在村头兴致勃勃地眺望几眼，便被那宁和、怡悦的生活景象迷住了：“呼鸡过篱栅”句所描摹的，该是一位慈祥的老妇，正披着午闻的清荫，或是落日的斜晖，手托食盆、穿过篱栅，吆唤着散在四处的鸡群，至于她飘散的白发，怎样拂过皱纹环布的眼眉；爽朗的语声，怎样回应着欣喜奔返的鸡呜之音，诗中芷留有许多“空白”，全凭读者想像去补充了。“行酒尽儿孙”句，则由篱栅外景转向了场院，那里的石台边，正摆开一场老少团聚的宴饮。主人公无疑是位鹤发童颜的老爹，“儿孙”们则团团围坐，带着欢声笑语，给老爹酌酒助兴，至于老爹怎样因滔酣而酡颜乜眼，儿孙怎样笑得灿若春花，包括空气中怎样飘浮着山禽野味的香味，也全可在字行间仿佛一二。
这样的生活景象，这样的淳朴和温馨，对于久在仕途中奔波的诗人采说，恐怕只有在孩提时代才领略过，并且早已被官场的烦嚣和尘俗，搅扰得恍若隔世了。而今，经了路过“湖北山家”的欣悦一瞥，便又从淡淡的记忆深处溶溶涌出，令诗人那样向往和依恋l这才是人生无限亲切的起点和归宿。与这样的生活相比，那官场的钻营、倾轧、争斗生涯，便显得何其纷扰和令人憎氏一股深切的归隐之情，由此浓浓地笼盖了诗人。好在他终于可以抽身“隐”退的可能，何不就此定下决心，在家乡领略这晚年的亲情和怡乐。“相看两不厌”的敬亭山，正就在家门的对面。
全诗收结之处，正是诗人在“湖北山家”生活景象的触动下，转入对隐居生涯的动情展望之时。这其问该有几分酸涩、几分欣喜，也全留在结句之外，一任读者自已去固味了。
文中第一段具言说书定例，须提前十日下定，常不得空，为下文进步突出柳氏“行情”预作铺垫；第二段详叙作者耳闻目见柳氏说书之情景，是画龙点睛之笔，作者只拣“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一例集中刻画；第三段乃概述柳氏一般的行艺风度，即讲态，绝非做买卖似地只图了事，而是以一种严肃自重的态度对待说书，注意听说双方的思想情感的交流及艺术效果。文章记人记事传神感人，比喻生动形象，语言活泼简洁。
此文有三善。第一是剪裁得当，计一当十。全篇不到三百字，却有声有色，不觉其短。作者将概略勾勒与具体描画相结合，虚实相间，遂臻墨妙。一段具言说书定例，须提前十日下定，常不得空，为下文进步突出柳氏“行情”（身价）预作铺垫，必不可少。二段详叙作者耳闻目见柳氏说书之情景，是画龙点睛之笔。作者在千头万绪中，只拣“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一例集中刻画。有简括交代，言其“与本传（指《水浒》）大异”，可见有艺术加工与再创造，“微入毫发”与“找截干净”似是难以得兼的，柳氏却能使之并存双美，可见其得心应口。有具体描绘，说到柳氏善于渲染故事情节，能引人入胜，便举其说武松到店沽酒，见店中无人，大声一吼，竟使空缸空罐瓮瓮作响，这的确是从细枝求节上将书中角色讲活了。这里不仅使人觉说书人“细微至此”，而且觉得作者文笔亦“细微至此”。这一笔遂使全篇生辉。三段乃概述柳氏一般的行艺风度，即讲态，绝非做买卖似地只图了事，而是以一种严肃自重的态度对待说书，注意听说双方的思想情感的交流及艺术效果。或“辄不言”，或“款款言之”，均有理有节，这就突出了一个艺术家（非说书匠）的品格。由于叙写的详略、轻重、虚实处理得当，增加了文字的分量与效果。
其次是下字考究，铸语洗练。仿此文中的话说，则又口角波俏，行文流利。要写有个性的人，须有个性化的文字，方为上乘。作者深知个中三昧。此文写说书高手，语言也力求话泼生动，绘声绘色。文中多用短句，尤其口字结构的短句，又适当注意短长相间，读来上口悦耳，于无形中为其人传神写照，作用不小。如第二段全部文字，与第三段的“每至丙夜，拭桌剪灯，素瓷静递，款款言之，其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说书之耳，而使之谛听，不怕其齰舌死也”数句，既整饬又流走，也可说是“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人筋人骨”，饶有音乐美。此外，文中的“微入毫发”、“找截干净”、“闲中著色”、“口角波俏”等语，同时均为夫子自道，现身说法。
第三即闲中着色，陪衬绝妙。其文主旨本在赞美柳敬亭的艺术风采与魅力，却不讳言其‘貌奇丑”，而且从头到尾，对此大加渲染，直呼“柳麻子”，形容他“黧黑，满面疤癗，悠悠忽忽，土木形骸”。与此同时，却又拉上个风流妍美的歌妓王月生与之并提，说“南京一时有两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又说“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静，直与王月生同其婉娈，故其行情正等”。这样写不仅相映成趣，而且有衬托妙用。那歌妓色艺双全，被人捧红，不足奇；而柳麻子虽丑，却以其技艺生色，同样受人爱重，才可称奇。人们不呼其名，而呼“柳麻子”，反觉亲切，居然昵称。这一陪衬，使得此文更为摇曳多姿。
众所周知，法国文豪雨果的巨著《巴黎圣母院》，将奇丑与内美（善）集于钟楼看守人卡西莫多一身，且与单纯美丽的吉卜赛姑娘艾丝美拉达相映村，取得强烈的艺术效果，文学史上引为美谈。这种手法，与张岱的这篇小品文有不谋而合之处，而后者在时间上则又遥遥领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