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首诗是情辞并茂的悼友诗。李商隐是一代才人。李商隐的诗辞采精工富丽,韵调婉转,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但是,由于政治宗派斗争的原因,这样的大诗人于病死荥阳后,文坛竟然出奇地沉默,极少有人赋诗撰文来纪念他。现存的当时悼念李商隐的诗仅有两首。这珍贵的两首《哭李商隐》诗出自李的挚友、诗人崔珏之手。
第一首诗表达对亡友李商隐的深切悼念,同时赞叹其文学奇才,感慨其不幸的命运遭遇。
第二首,崔珏说李商隐有“才”且“凌云万丈”,可知其才之高,而冠以“虚负”二字,便写出了对世情的不平。有“襟抱”且终生不泯,可知其志之坚,而以“未曾开”收句,便表现了对世事的鞭辟和对才人的叹惜。首联貌似平淡,实则包含数层跌宕,高度概括了李商隐坎坷世途、怀才不遇的一生。
中间两联,承首联而写“哭”。李商隐有《流莺》诗:“曾苦伤春不忍听,凤城何处有花枝?”以伤春苦啼的流莺,因花落而无枝可栖,自喻政治上的失意。崔诗“鸟啼花落人何在”,则用“鸟啼花落”烘托成一幅伤感色调的虚景,唤起人们对李商隐身世的联想,以虚托实,使“哭”出来的“人何在”三个字更实在,更有劲,悲悼的意味更浓。
第四句以“桐枯凤死”暗喻李商隐的去世。《庄子·秋水》:“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足见其高贵。这鹓雏即是凤一类的鸟。李商隐在科第失意时,曾把排抑他的人比作嗜食腐鼠的鸱鸟,而自喻为鹓雏(《安定城楼》:“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当时凤在,就无桐可栖,无竹可食。此时竹死,桐枯,凤亡,就更令人悲怆了。此句用字平易、精审,可谓一哭三叹也。
“良马足因无主踠”,良马不遇其主,致使腿脚屈曲,步履维艰,这是喻示造成李商隐悲剧的根本原因,要归之于压制人材的黑暗的政治现实。一般人都为此深感悲愤,何况作为李商隐的旧交和知音呢。“旧交心为绝弦哀”,明哭一声,哀得恸切。春秋时,俞伯牙鼓琴,只有钟子期闻琴音而知雅意,子期死后,伯牙因痛失知音而绝弦罢弹。作者借此故事,十分贴切地表达了对亡友真挚的情谊和沉痛的哀思。
尾联作者独运匠心,采用了“欲进故退”的手法,荡开笔触,不说自己的悲哀,却用劝慰的语气说:“九泉莫叹三光隔,又送文星入夜台”。意思是说:莫要悲叹九泉之下见不到日月星三光吧,现在您的逝去,就是送入冥间的一颗光芒四射的“文星”啊!这其实既不是安慰亡友,也不是诗人自慰。李商隐潦倒一生,郁郁而逝,人世既不达,冥间不可期。因此说,这只不过是作者极度悲痛的别一种表达方式,是“反进一层”之法。
撼动人心的悲恸,是对着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两这首诗就是紧紧抓住了这一点,把誉才、惜才和哭才结合起来写,由誉而惜,由惜而哭,以哭寓愤。誉得愈高,惜得愈深,哭得愈痛,感情的抒发就愈加浓烈,对黑暗现实的控诉愈有力,诗篇感染力就愈强。互为依存,层层相生,从而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
“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写诗人悲伤地辞别亲人,离开故乡,骑马上路了。诗人没有说他要去哪里,只是说:世间的事缠绕着我,使我无法脱身。前两句写辞别上路,是紧扣“赴洛”题意。辞别而至于低声哭泣,这固然是由于古人往往把离别看做一件大事,正如齐梁诗人江淹所说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巳矣。”(《别赋》)也是由于诗人前途莫测而感到悲哀。后两句一问一答,而答非所问,似有难言之痛。据《晋书·武帝纪》载,太康九年(288年),晋武帝“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而《晋书·陆机传》说:“机身长七尺,其声如钟,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这样的人才,又出身名门,当然不乏官员推荐。迫于官府之命,赴洛阳似非他心中所愿意的,故以“世网”缠身喻之。
“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写旅途中的忧思。诗人沿着向北的小洲往前走,思念纠结在故乡——南边的渡口。走啊走啊,越走越远,荒野的小道空旷不见人的踪影。一路上,他充满叹息和忧愁。这里记述的主要是行程,沿着“北渚”向前走,路越走越远,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终于到了荒无人烟的地方。他的心上满载着忧愁。
“野途”句引起下文,诗人开始着力描写沿途的自然山川景物:“山泽纷纡馀,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意思是说: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山林川泽逶迤曲折向前延伸,草木丛生,茂盛稠密。深深的山谷不时传来虎啸声,高高的树巅有金鸡啼叫。半夜里悲风袭人,孤零零的野兽从我跟前走过。这里所描写的景物,除了山川、草木之外,还有“虎啸”、“鸡鸣”、“哀风”、“孤兽”。处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不能不使人感到胆战心惊。这样的自然景色的描写,令人想起王粲的《登楼赋》。这篇抒情小赋写道:“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这里写寒风四起,天空暗淡无光,野兽慌慌张张寻找它们的同伴,鸟儿相对悲鸣,展翅高飞。原野上一片寂静,只有征夫在赶路。王粲描写的凄凉景象,对环境起了渲染作用,对诗人内心的悲愤苦闷起了烘托作用。如此说来,陆机笔下所描写的令人感到恐怖的景物,不仅渲染了环境的险恶,而且从侧面衬托出诗人在赴洛阳途中心境之不宁。这是因为诗人在赴洛阳之后的前途实在是吉凶难卜。
“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自然景色触动了诗人,从而产生了悲哀的感情。深沉的忧思纠缠郁结,绵绵无尽。诗人伫立山上,眺望故乡,回过头来,再看看自己的身影,只有自己怜悯自已了。诗人怀着国破家亡的痛苦和生离死别的悲哀步上赴洛阳的道路,面对沿途险恶的自然环境,激起他无限的愁思。孤独、失意、怀乡、自怜的感情油然而生。前途茫茫,他感到惆怅迷惘,
陆机的诗注意词句的华美,讲究排偶。这种特点在这首诗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例如:“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山泽纷纡馀,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等都是华美的排偶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