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这首词借写海棠,抒发自己心忧国事的悲慨和壮心不已的豪情。作者在庆脂府(今宁波)任沿海制监大使时,已是六十五岁了,之前曾几度官居台辅,又几度被削职,经历了宦海几多沉浮,意气未免有些消沉了。但他在庆元任内仍克尽职守,并写有诗词作品三百余首,佳作亦有多篇,读此词可见其心迹之一斑。
“对海棠有赋”,开头便咏海棠。“海棠亭午沾疏雨,便一饷、胭脂尽吐。”清明时节,节物风光变化迅速。中午下了阵“疏雨”,顷刻间海棠就大放光艳了,“一饷”、“尽”将花开之快,观赏者的快感传神地表达出来,叫人多么惊喜。而这海棠沾雨之后更显得鲜活冶艳,就叫人更加喜爱了。词人老大风情减,面对如此国色,似乎有点不知所措了。
“老去惜花心,相对花脂语。”红颜皓首,两相对待,在这“脂语”中我们不难体会作者自怜衰疲之意。
下片由眼前的海棠而联想四川的战况。“羽书万里飞来处,报扫荡、狐嗥兔舞。”“狐嗥兔舞”指蒙古入犯。吴潜作此词的前三年,蒙古就开始侵扰四川,前一年蒙古可汗蒙哥亲率十万军队自六盘山扑向川蜀,连败宋军,但到达合州(今合川)时,遇到守将王坚的顽强抵抗,蒙古派往招降的使臣也被王坚处死,这使蒙哥的军事行动受到很大挫折,因此曾一度考虑退兵。这大约就是捷书所报的内容。词人以跳跃式思维写此事,可以想见他心情的振奋。
“濯锦古江头,飞景还如许!”这两句的意思就是:锦江头(以代蜀)的海棠,还是那般艳丽!这里又用“濯锦”二字,海棠花就显得更美了,真是锦上添花。“江头”前又着一“古”字,似乎表示:我华夏古来繁华之地,岂容狐兔闯来!
这首词写词人在衰暮之年观赏海棠,联想“海棠国”的战局,表现了烈士暮年心忧国事的忠忱。
这是一首访问山农的纪行六言绝句。全诗二十四字,作者按照走访的顺序,依次摄取了山行途中、到达农舍、参观焙茶和晒谷的四个镜头,层次清晰地再现了饶有兴味的访问经历。作者绘声绘色,由物及人,传神入微地表现了江南山乡焙茶晒谷的劳动场景,以及山农爽直的性格和淳朴的感情。格调明朗,节奏轻快,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首句“板桥人渡泉声”,截取了行途中的一景。当作者走过横跨山溪的木板桥时,有淙淙的泉声伴随着他。句中并没有出现“山”字,只写了与山景相关的“板桥”与“泉声”,便颇有气氛地烘托出了山行的环境。“人渡泉声”,看似无理,却真切地表达了人渡板桥时满耳泉声淙淙的独特感受。“泉声”的“声”字,写活了泉水,反衬出山间的幽静。这一句写出农家附近的环境,暗点“过”字。“人渡”的“人”,实即诗人自己,写来却似画外观己,抒情的主体好像融入客体,成为景物的一部分了。短短一句,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仿佛分享到作者步入幽境时那种心旷神怡之情。
从首句到次句,有一个时间和空间的跳跃。“茅檐日午鸡鸣”,是作者穿山跨坡来到农家门前的情景。鸡鸣并不新奇,但安排在这句诗中,却使深山中的农舍顿时充满喧闹的世间情味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茅檐陋舍,乃“山农家”本色;日午鸡鸣,仿佛是打破山村沉静的,却更透出了山村农家特有的悠然宁静。这句中的六个字,依次构成三组情事,与首句中按同样方式构成的三组情事相对,表现出六言诗体的特点。在音节上,又正好构成两字一顿的三个“音步”。由于采用这种句子结构和下平声八庚韵的韵脚,读起来特别富于节奏感,而且音节响亮。
前两句可以说是各自独立又紧相承接的两幅图画。前一幅“板桥人渡泉声”,画的是山农家近旁的一座板桥,桥下有潺湲的山泉流过,人行桥上,目之所接,耳之所闻,都是清澈叮咚的泉色水声。诗中有画,这画便是仿佛能听到泉声的有声画。后一幅“茅檐日午鸡鸣”,正写“到山农家”。在温煦的阳光下,茅檐静寂无声,只传出几声悠长的鸡鸣。这就把一个远离尘嚣、全家都在劳作中的山农家特有的气氛传达出来了。
“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王维《新晴野望》)。这里写日午鸡鸣的闲静,正是为了反托闲静后面的忙碌。从表现手法说,这句是以动衬静;从内容的暗示性说,则是以表面的闲静暗写繁忙。故而到了三四两句,笔触便自然接到山农家的劳作上来。
“莫嗔焙茶烟暗,却喜晒谷天晴。”这两句是诗人到了山农家后,正忙于劳作的主人对他讲的表示歉意的话。诗人到山农家的前几天,这里连日阴雨,茶叶有些返潮,割下的谷子也无法曝晒;来的这天,雨后初晴,全家正忙着趁晴焙茶、晒谷。屋子里因为焙茶烧柴充满烟雾,屋外晒场上的谷子又时时需要翻晒。因此好客的主人由衷地感到歉意。
山农的话不仅神情口吻毕肖,而且生动地表现了山农的朴实、好客和雨后初晴之际农家的繁忙与喜悦。如此本色的语言,质朴的人物,与前面所描绘的清幽环境和谐统一,呈现出一种朴素、真淳的生活美。而首句“泉声”暗示雨后,次句“鸡鸣”逗引天晴,更使前后幅贯通密合,浑然一体。通过“板桥”、“泉声”表现了“山”:既有板桥,下必有溪;溪流有声,其为山溪无疑。
前两句从环境着笔,点出人物,而第三句是从人物着笔,带出环境。笔法的改变是为了突出山农的形象,作者在“焙茶烟暗”之前,加上“莫嗔”二字,便在展现劳动场景的同时,写出了山农的感情。从山农请客人不要责怪被烟熏的口吻中,反映了他的爽直性格和劳动者的本色。“莫嗔”二字,入情入理而又富有情韵。继“莫嗔”之后,第四句又用“却喜”二字再一次表现了山农感情的淳朴和性格的爽朗,深化了对山农形象的刻画,也为全诗的明朗色调增添了鲜明的一笔。
六言绝句,由于每句字数都是偶数,六字明显分为三顿,因此天然趋于对偶骈俪,趋于工致整饬,绝大多数对起对结,语言较为工丽。顾况的这首六言绝虽也采取对起对结格式,但由于纯用朴素自然的语言进行白描,前后幅句式又有变化,读来丝毫不感单调、板滞,而是显得相当轻快自然、清新朴素,诗的风格和内容呈现出一种高度的和谐美。
这首诗描写了这样一幅场景:一位久居城里的官员,得空到乡间去放风游览,吃的是农家菜,住的是农家院,于是由衷地羡慕起田园生活来。
前四句写“赵叟”的生活环境,以及其高洁的品行与美好的生活情趣;中间四名描写赵叟日常生活,极富田园情趣;最后写此次宴饮的场面,呈现出一幅和谐闲适的田园生活的画面。全诗写得自然流畅,诗人在字里行间表现出的,都是对隐居生活的向往和对主人生活情趣的赞美。
首句“虽与人境接”,说明这位赵姓老人的家离城市并不远,可能就在郊区。虽然住的地方不是很偏远,但是“闭门成隐居”,过的就是闲静的田园生活。这两句诗颇有点“心远地自偏”的味道。接下来的二句,诗人对赵叟进行了赞美,谓赵叟能谈玄,有儒行。诗人先把主人比成庄子,又拿孔子来比喻,皆是称赞主人既有高洁的品行,又有美好的生活情趣。
“深巷斜晖静,闲门高柳疏”,写赵叟每日所见,深巷里的夕阳斜照之情景,营造出了静美的氛围。“荷锄修药圃,散帙曝农书”,写的是赵叟日常所为,侍弄田地,整理书籍,既有体力劳动,又有脑力劳动,悠闲而舒适,极富田园情趣。
接下来诗人笔锋一转,最后四句回到宴饮来,写此次宴饮的场面。“上客摇芳翰”,写“上客”的活动,体现了钦佩之情;“中厨馈野蔬”写主人的在准备饮食。最后两句则是一个长镜头,先是主人与朋友们在客厅里痛饮,然后镜头拉远,柴门出现了,柴门外的景色出现了,人物活动在优美的自然景色之中,呈现出一幅和谐闲适的田园生活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