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作者在上元节前的一个晚上写的感伤时乱,怀念故国的词作。
上片写想象中临安元宵灯节的凄凉情景。
“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三句,写元统治下的临安一片凄凉悲愁的气氛。“铁马”,指元军的铁骑:“银花”,指元宵的花灯,“愁城”,借指临安。头一句“铁马蒙毡”,不仅点明整个临安已经处于元军铁蹄的蹂躏之下,而且渲染出一种凄惨阴森,与元宵灯节的喜庆气氛形成大相径庭的氛围。开篇就揭示出了全篇的时代特征。元宵佳节,原是最热闹而且最富国泰民安气氛的,而现实的景象却将种种承平气象一扫而光。在元军的铁马践踏之下,广大人民心情凄惨悲凉。加之阴冷森严气氛的包围,竟连往常那火树银花不夜天的光也洒泪了。这一句将客观景象的主观化、拟人化,使银灯似有人的形象和感情。这种想象看似无理,实则入情。“银花洒泪”的形象给这座曾经是繁华热闹的城市带来了一种哀伤而肃穆的凄凉氛围。紧接着,又用“春入愁城”对上两句作一形象的概括。“愁城”一词,源出“攻许愁城终不破。”一句,出自庾信《愁赋》,本指人内心深处的忧闷愁思,此时借指充满哀愁的临安城。春天不管兴亡,依然来到人间,但它所进入的竟是这样一座“铁马蒙毡,银花洒泪”,充满人间哀愁的愁城!“春”与“愁”,自然与人间的鲜明对照,给人以强烈感受。
“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城声。”三句接着写想象中临安元宵鼓吹弹唱的情景:横笛中吹奏出来的不是汉家的故音,而是带有北方游牧民族情调的“番腔”,街头上演出的也不再是熟悉的故国戏鼓,而是是异族的鼓吹杂戏,一片呕哑之声,身为忠于故国的南宋遗民,听来根本不能称为“城声”。这几句对元统治者表现了义愤,感情由前面的悲郁苍凉转为激烈高亢,笔势劲直,激愤直率,可以想见作者其时填膺的义愤。
下片抒发了作者的思国之情。
“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这两句承上启下,用“想故国”三字点明上片所写都是自己对故都临安的遥想。“故国高台月明”化用南唐后主李煜《虞美人》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情境,表达了作者对故都临安和南宋故国的深沉怀念和无限眷恋之情。“独坐青灯”,指自己在故乡庐陵山中,独自面对青灯。故国旧都、高台宫殿,如今都笼罩在一片惨淡的明月之下,繁华散尽,都已化成无边的寂寞与悲凉,这本已使人不能忍受。更何况独又居于寂寞的深山,夜阑人静,遥想沦亡之故都,不但无力恢复故国,连再见到故都临安的机会也很难有,苦闷之情那堪禁受啊。荧荧青灯与故国苍凉明月,相互映照,更显出情深挚无比凄凉。这两句文势由陡急转为舒缓,而感情则变得更加沉郁。
“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辇下风光”,指故都临安的美丽风光。作者所指的“风光”应是宋亡前临安城元宵节的繁闹场景,以及亡国前的升平岁月。“山中岁月”,指自己隐居山中的寂寞岁月。“海上心情”,一般都指宋朝一部分爱国志士,在临安失守后在福建、广东一带继续进行抗元斗争的事情,以及作者对他们的挂念之情因为这首词作于归隐“山中”的时期,那时离宋室彻底覆亡已不远了,因此不再存在“海上”的抗元斗争。这三句思维极为跳跃,内涵顿为丰富.联想的余地也更大.全词到此收束,但言有尽而意无穷。如果说上片的结句干脆利落,声如鼓板,这下片的结句却如弦索之声,幽怨宛曲,余音袅袅不绝。这样结尾,与诗人不尽的国恨家痛和遗民隐居的悠悠岁月十分相合.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诗人的爱国情怀也得到延展。
诗人重游小时居住地,恍然多少往事涌上心头。诗人感慨万千,浮想联翩,千头万绪,欲言还止,而诗人只撷取河边杨柳意象来传情达意。
这是一首咏物诗,所咏之物是“汾上柳”,所抒之情是重返旧地的欢快喜。柳树本是一种没有感情的植物,而诗中以拟人化的手法赋予柳树以动人的情感。诗的语言很平常,如说白话,可是一个“归”字写出了诗人对旧居的怀恋,故地重访,就像当年回家一样,自然而然,信步走来,写出对环境的熟悉和亲切感。旧地的一切,都像自家人一样朴实真切,亲在骨子里。就连汾河边的柳树,微风拂来,依依流连,像是对作者打招呼,亲昵可爱。
诗的后两句比拟手法新颖、别致。特别是“也依依”三个字,不仅写出了柳树的娇娜可爱,而且把柳树对作者的不舍之情、留恋之意,生动地表达出来。而这种动人的话态,是作者重到“此地”,即题中“平阳郡”的心境的具体写照,是“宛似归”的形象描绘。这种物与情、情与境交织在一起的描写。创造出完美的艺术形象,使所咏之物栩栩如生,使所抒之情历历可睹。而且不正面说自己见到河边柳树生起依依之情,却说柳对人依依,对面下笔,赋予柳以人格和情感,便使诗中平添一种感情交流的温馨之情,艺术效果高超。
诗人撷取河边杨柳意象来传情达意。自古即有折杨柳送别的风俗,古诗中亦屡见不鲜,诗人能化陈出新,意巧语奇。诗中即浓缩了诗人哽咽难述的追怀,记载着诗人当初与旧邻长亭送别、依依不舍的动人画面,也凝聚着诗人对故地的深厚感情。言短而意长,语浅而情深,杨柳依依之貌形象生动,俏如丽人,直有画面效果。
此诗内容可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开头的六句,为作者对二疏实现“功成者自去”之目标的积极评价;第二部分是继之的八句,是作者根据史实描写二疏辞官回到乡里的场面;第三部分开头八句笔法一转,描写二疏归乡后所过的自由自在的日子,以及他们不屑于“近务”而每日邀请在一起饮宴的情景,接着告诫亲族不要过分关注钱财之事,最后以二疏所奉行的“道”经过时间的洗礼仍闪耀着光辉作结。
此诗在陶渊明的作品中不算很重要,但仍大有意味。诗的写法基本是敷衍史传,这本是咏史诗的老传统,自班固《咏史》以下,作品指不胜屈,陶渊明的高明之处在于“据事直书,而寄托之意自见”。当然,陶渊明也有自己的选择和重点,他固然关注二疏的功成身退,似有自喻之意,而重点并不在此,诗中尤其强调的是疏广“放意乐馀年”,不让子女当“啃老族”——这也曲折地表达了他本人的人生态度。
诗中写得最传神的是“促席延故老,挥觞道平素。问金终寄心,清言晓未悟”这四句。疏广之“问金”是为了“寄心”,不同于一般的查账,他的意思一时未被其族人理解,因此有必要“清言晓未悟”。“问金”,即指《问书·疏广传》所载:“数问其家金馀尚有几所。”查询还剩下多少钱,是为了把它花光。此事最能表现疏广的风流旷达与深谋远虑。金钱在实际生活中大有作用,关键要看怎么弄钱、怎么花钱。疏广的那一大笔钱来自皇家的恩赐,来路是光明正大、完全合法的,不打算留给子女,则是怕他们因此而损志、益过——他为下一代考虑得很深远。陶渊明最重视的正是疏广拿来开导未觉悟者的那十六字“清言”。
陶渊明也是不忌讳谈钱的,据《宋书》本传载,陶渊明很明确地“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归隐也得有一定的本钱。他在《归去来兮辞》的序里说过,到彭泽去当县令,就是想弄点“公田之利”来喝酒,说法比较风雅,而不讳言过日子要花钱。然而他同疏广一样,也不打算给子女留下多少钱——事实上他也没有什么钱,想通这样的道理就显得更为必要。
其实,在陶渊明之前,西晋诗人张协已先写过一首咏二疏的《咏史》诗:“昔在西京时,朝野多欢娱。蔼蔼东门外,群公祖二疏。朱轩曜京城,供帐临长衢。达人知止足,遗荣忽如无。抽簪解朝衣,散发归海隅。行人为陨涕,贤哉此丈夫!挥金乐当年,岁暮不留储。顾谓四座宾,多财为累愚。清风激万代,名与天壤俱。咄此蝉冕客,君绅宜见书。”张协也是根据《问书·疏广传》加以敷衍,他也关注到“多财为累愚”这样的道理,内容与陶诗大同小异;但二者之间尚有细微的差别。一是张诗多有教训别人的气味,与陶渊明的读书得间、与古人共鸣有所不同;二是张诗大抵平均使用力量,完全按史传材料敷衍,看不出独特的心得和立言的重点。当然,张协是很优秀的诗人,其人被钟嵘的《诗品》列入上品,称为“旷代之高手”,他这首诗曾被收入萧统的《文选》,但其水平离陶渊明的《咏二疏》尚有一定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