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写作时间较难确定，清吴淇认为可能作于齐粱替革之际，但缺少确凿有力的证据。《礼记·月令》：“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鸿雁来。”春天到了，江南湖中的群雁飞举，振翅往北，准备还回故乡。
“白水满春塘，旅雁每逥翔。”起手即点题。“白水”，极清澈之水。此二句点化刘桢《杂诗》“方塘含白水，中有凫与雁”而成。次句于“雁”字上着一“旅”字，言此湖不过是雁之逆旅，雁只是逆旅之过客而已，为结句“还故乡”铺垫。“逥翔”，回旋盘翔；“逥翔”前下一“每”字，言每当春水满池，从北方来此过冬的群雁就要起飞盘舞，年年如此，无一年例外。一“每”字，加大了时间的跨度。
“唼流”以下六句，用极细腻的笔触勾勒湖中群雁的神态。“唼流”，雁入水觅食貌，宋玉《九辩》：“凫雁皆唼夫梁藻，风愈飘翔而高举。”“弱藻”，柔嫩的水草。“唼流牵弱藻”，湖雁觅食水流，以至牵动柔弱的藻类，真是刻画得至细至微。谢灵运《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云：“季秋边朔苦，旅雁违霜雪。”季秋北雁南飞，为的是避朔风霜雪。冰雪消融，春日和暖，当他们振翮准备北飞之时，仿佛还感到毛羽上仍残留着旧年的余霜；也正是这余霜，触动了旅雁的乡思之情，因为这余霜毕竟是北方带来的呀！“余霜”一语，颇为曲妙！“群浮动轻浪，单泛逐孤光。”上句，群雁悠闲自在漂浮水面，随着轻浪晃动。下句，日照平湖，泛泛有光，单雁浮行追逐远光中的俦侣。“动”，群雁为轻浪所动，写出悠悠然之状；“逐”，单雁主动追逐，带有一种顽皮劲儿。这两句，不着一“湖”字，而“兼湖并出，神至之笔”（《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十三）。“唼流”句湖水，“群浮”两句湖面，“悬飞竟不下，乱起未成行”两句湖空，层次极分明，具有明显的立体感。谭元春说：“‘群浮’、‘单泛’、‘悬飞’、‘乱起’，尽湖雁多寡、上下、迟疾、斜整之状，可作一湖雁图”（《古诗归》卷十三）。结二句“刷羽同摇漾，一举还故乡”，篇末点明作意。刷羽，以喙整理羽毛。“摇漾”，李善注：“飞貌”。群雁刷羽同飞，以期一举北返故乡。照应开头所言“旅雁”。
我国古代咏物诗源远流长，何焯说：“园葵（按：即汉乐府《长歌行》，首句为“青青园中葵”）、湖雁（即此诗），咏物之祖”（《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七）。就时间而言，早于沈约的文人咏物诗有的是，何推此诗为祖，当于成就而言。咏物诗或有寄托，或无寄托，或虽有寄托但幽隐难明。王褒《咏雁》云：“河长犹可涉，河阔故难飞。霜多声转急，风疏行屡稀。园池若可至，不复怯虞机。”抒写其流落北方、盼望南归之情甚明。吴淇《六朝选诗定论》认为此诗有寄托，他说，梁武帝“及将受禅，休文盖有不安于心者，故寓意于咏雁。首句满塘只是白水，雁尚未集其中，‘迥翔’谓齐梁之间诸人未知所择：有从梁而得禄者，如‘唼流’句；有不从而中伤者，如‘敛翮’句；有党附而随波逐流者，如‘群浮’句，有孤立而无与者，如‘单泛’句”；结二句则有“自欲隐而兼招隐之意”。这样的分析不能说没有丝毫道理，但总感难于圆通，或使人终有“隔一层”之憾。《古诗归》锺、谭着眼于该诗的体物方面，较有见地。这首诗的精妙处，在于诗人用轻灵之笔，写出湖中许许多多雁，湖面、湖空，参参差差，错错落落，唼、牵、敛、带、浮、动、泛、逐、悬、乱、起、刷、摇漾、举、还，各种各样的动作，诸多的神态，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而写来似一点也不费力，不露雕琢之迹，刻画精细而不流于纤弱，“咏物之祖”，或可当之。
此篇与其说是思夫词，不如说是思妇词。词上片写春天夜晚的景象；下片写春之归去无留意，过渡处一气流贯，不着痕迹。此词表面全是写景，但联系明朝将亡的形势，细味“辞却江南三月，何处梦堪温”诸句，工丽婉曲，语极含蓄，当是有所寄托。
上阙写日落黄昏，晚鸦投林，余晖即将收尽，唯有“一枝花影”依稀可见。“送”字含脉脉惜别之情。“春归”三句，情致更深一层。一夕春晖收去，而整个春三月也即消逝，春之去意已决，纵有道道“重门”也难以将其阻拦。宋人诗有“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游园不值》）之句，说春来关不住，此则云“一枝花影送黄昏。”
于是“春归不阻重门”，说春去关不住，情致何其哀婉。春归匆匆，要做什么，是寻找好梦，这是女主人的猜测，“何处”是提出疑问，挑明了说，就是并无欢乐之梦可以重温，没有必要辞别江南，仍是留春之语。而“何处”句，又可解为抒情主人公之自问自伤，嗟叹春已归去，而已有鸳梦亦何堪重温。但春执意要走，“阶前新绿”虽有勃勃生机，但也只能“空锁芳尘”，留不住坚决归去的春天，这可苦了闺中人了，她无伴无侣，只得凄然苦对一片伤心碧。至此，文情由惜春转为怨春。
下阙继续写春之归去无留意，过渡处一气流贯，不着痕迹。“随风曳云”二句，写春之踪迹来去自由，随风带云，轻快之极，却不假不恋人间华美的物事如“兰棹朱轮”等等，总见其无情。但偏偏在梧桐枝上留下三分春色，“碧梧栖老凤凰枝”（唐杜甫《秋兴》其八），这可怜的三分芳意，也将片刻即逝，非但不足以慰藉人情，反而更惹人怅恨。春似有情而实无情。以下文情又作一折，感谢明月“多情”，怜悯愁人，和她为伴，“明宵还照旧钗痕”但又冠一“恐”字，将信将疑，也许“皓魄”和春一样，会将她抛撇。“望”字则点出所思在远方。末二句以写景作结，一片混茫，无限情思。闺中人以春拟人，与春对话，丝丝缕缕，曲曲折折，抽绎出幽思深情。词人体情入微，唯至情之人，有此至情之词。
不知道是否有心理学家专门研究过历史上的暴君的心理，这种研究肯定很有意思。在平常人看来，暴君们的言行举止都有些异乎寻常，按正常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比如，夏桀的宠姬妺喜爱听裂帛声，建造过“酒池肉林”；商纣王的酷刑“金瓜击顶”、“炮烙”、“虿盆”、做人的肉羹、活剖孕妇等等。
晋灵公弹射路人、杀厨子游尸的举动，仅仅用一般的残暴、狠是难以说明的，恐怕总有些变态心理，或者歇斯底里症一类的精神病，才能解释他的怪癖行径。如果真是这样，除了治病、关进疯人院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让他改邪归正，或者像赵穿那样，将其杀掉，以免危害更多的人。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致命的痼疾就在于，无论所谓的“天子”多么愚笨、痴呆，无论多么残暴、缺德，无论多么变态。病入膏肓，都是“神圣”的，不可冒犯的，不可弹劾讨伐的，否则，便会犯下各种“罪行”：欺君，亵渎，犯上作乱，直至弑君。而且，这些罪行都是弥天大罪，不可赦免，甚至可以诛灭九族。
虽然有此痼疾，但让人感叹不已的是，无论在哪个时代，只要有昏情残暴的暴政。苛政存在，就有敢于诤言直谏的义士出现，并有敢于弑君的勇士出现，前者如赵盾，后者如赵穿。他们明知自己的行为将要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甚至还包括以自己亲人的生命为代价，依然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视死如归。
这些词语，只有用在这些义士、勇士身上才是沉甸甸的、掷地有声的、名实相符的。
其实，敢于直谏、敢于弑暴君，已远不止是一种一时冲动的个人行为，更不是宗教信徒的迷狂。它是一种非常清醒的、理智的选择，是不得不如此的抉择。有时，明知暴君不可理喻，有时明知自己的行动无异于以卵击石，自投罗网，如荆轲刺秦临行前 所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但是，它们所体现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永恒的正义，即决不向残暴专制、黑暗腐朽屈膝让步的决心。
正如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西西弗斯明知自己推上山的巨石要滚下来一样，依然坚持不懈地推下去。人类的精神和行动的意义，就在过程之中显示了出来，结果则是次要的了，甚至并不重要了。
面对残暴和死亡而敢于挺身而出，这种行为表示了一种严正的抗议，表示了一种不屈的精神。翻看历史，这种抗议和精神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就好比光明和黑暗从来都是相随相伴，哪一方都没有消失过一样。也许，光明和黑暗永远都会这么抗衡下去，直到人类不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