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固多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不朽篇章,然也不乏写上层士大夫宴饮、赠妓之作。这类作品,一般思想性不高,在艺术上却偶尔有可取之处。万楚的《五日观妓》,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篇诗作。
此诗首先写乐伎的美妙动人。“西施谩道浣春纱,碧玉今时斗丽华”,一落笔便别有风情。在越溪边浣纱的西施,是古来公认的美女。诗人刚刚提到西施,又用“谩道”二字将她撇过一边。这样,既触发起了以美人比美人的联想,又顺势转到了眼前这位美女的身上。但仍不直说而故作迂曲。诗人让西施、碧玉、丽华三个美女一路上迤逦行来,借传统形象比拟所要描写的对象,省却了许多笔墨,却使描写对象轻易地步入了美人的行列之中。
“眉黛夺将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两句采用了一种十分独特的夸张而兼拟人的表现方法。上句用了表示动作的“夺将”,下句用了表示情感的“妒杀”,从而分别赋予眉黛、萱草、红裙、榴花以生命,极尽对眉黛、红裙渲染之能事。萱草和石榴都是诗人眼前景物。况端午时节,萱草正绿,榴花正红,又都切合所写时令。随手拈来,为美人写照,既见巧思,又极自然。
写罢形貌之后,又接写歌舞:“新歌一曲令人艳,醉舞双草敛鬓斜。”写出观赏者对乐伎的艳羡,并点出“双草”,更使乐伎形象光彩照人,充分渲染了其勾魂摄魄的力量。
以上四句对乐伎的描绘,从对形貌的静态描绘开始,进而在动态中加以刻画,写她的歌舞。一静一动,由形及神,展示了乐伎的色艺俱佳。
最后诗人深情激动地说:“谁道五丝能续命,却知今日死君家。”“死君家”与“彩丝线”密切关合,奇巧而自然,充分见出诗人动情之深。
此诗人物形象鲜明生动,秾艳流丽,光彩照人,是以诗写人的成功之作。特别“眉黛”二句表现手法独特,富有艺术个性,成为脍炙人口的佳句。
这是一首触景伤情的感怀之作。岘山是襄阳名胜,孟浩然于此吊古伤今,感念自己的身世,再度抒发了感时伤怀的这一古老主题。
首联“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是一个平凡的真理。大至朝代更替,小至一家兴衰,以及人们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人事总是在不停止地变化着,没有谁没有感觉到。人类社会总是在发展变化着,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这是不可逆转的自然法则。过去的一切都已不存,今天的一切很快又会成为过去,古往今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寒来暑往,春去秋来,时光永在无情地流逝。首联两句凭空落笔,似不着题,却流露出诗人的心事茫茫、无限惆怅,饱含着深深的沧桑之感。
颔联紧承首联。“江山留胜迹”是承“古”字,“我辈复登临”是承“今”字。“胜迹”,是指山上的羊公碑和山下的鱼梁洲等。作者的伤感情绪,便是来自今日的登临。登临岘山,首先看到的就是羊祜庙和堕泪碑。羊祜镇守襄阳颇有政绩,深得民心,他死后,襄阳人民怀念他,在岘山立庙树碑,“望其碑者莫不流泪,杜预因名为‘堕泪碑’。”诗人望碑而感慨万分,想到了前人的留芳千古,也想到了自己的默默无闻,不免黯然伤情。
颈联写登山所见。登山远望,水落石出,草木凋零,一片萧条景象。作者抓住了当时当地所特有的景物,提炼出来,既能表现出时序为严冬,又烘托了作者心情的伤感。“浅”指水,由于“水落”,鱼梁洲更多地呈露出水面,故称“浅”。看到鱼梁洲,自然会联想到曾与司马徽、诸葛亮为友,数次拒绝刘表延请的隐士高贤庞德公。“深”指更远处,一望无际、辽阔广远的云梦泽展现在眼前。天寒水清,冷气阴森,更感湖泊之“深”。古代“云梦”并称,在湖北省的大江南、北,江南为“梦泽”,江北为“云泽”,后来大部淤积成陆地,今洪湖、梁子湖等数十湖泊,皆为云梦遗迹。在岘山看不到梦泽,这里是用来借指一般湖泊和沼泽地。这两句诗写的是一种萧条荒落的情调,用来陪衬上下文。诗人登临岘山,深秋的凋零,不能不使他有“人生几何”,“去日苦多”,眨眼又是一年过去,空怀才华却无处施展的慨叹。
尾联中“羊公碑尚在”,一个“尚”字,十分有力,它包含了复杂的内容。羊祜镇守襄阳,是在晋初,而孟浩然写这首诗却在盛唐,中隔四百余年,朝代的更替,人事的变迁,是多么巨大!然而羊公碑却还屹立在岘首山上,令人敬仰。与此同时,又包含了作者伤感的情绪。四百多年前的羊祜,为国(指晋)效力,也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是以名垂千古,与山俱传;想到自己至今仍为“布衣”,无所作为,死后难免湮没无闻,这和“尚在”的羊公碑,两相对比,令人伤感,因之,就不免“读罢泪沾襟”了。
此诗因作者求仕不遇心情苦闷而作,诗人登临岘山,凭吊羊公碑,怀古伤今,抒发感慨,想到自己空有抱负,不觉分外悲伤,泪湿衣襟。全诗借古抒怀,融写景、抒情和说理于一炉,感情真挚深沉,平淡中见深远。
该诗前两联具有一定的哲理性,诗的前四句,就是概括羊祜的话。“人事”,人物及其事迹,是有新陈代谢的。一代的人去了,一代的人接上了。这就成为古今。山水今天依然是一个名胜,却轮到我们这一代人来游玩。后两联既描绘了景物,富有形象,又饱含了作者的激情,使得它成为诗人之诗而不是哲人之诗。“湮灭无闻”正是对诗人自己遭遇的真实写照,触景生情,倍感悲伤,不禁潸然下泪。想到自己空有抱负,不觉分外悲伤,泪湿衣襟。全诗感生命之短促,表达怀才不遇之悲伤。同时,语言通俗易懂,感情真挚动人,以平淡深远见长。清沈德潜评孟浩然诗词:“从静悟中得之,故语淡而味终不薄。”这首诗的确有如此情趣。
此诗是作者登上庐山最高峰眺望四野山道时抒怀。好山泽之游的谢灵运,来到庐山,并登上“绝顶”,实现了夙愿;放眼四顾,只见“积峡忽复启”、“峦垅有合沓”,这壮丽的自然景色使诗人感奋。
这诗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明代钟惺、谭元春合编的《古诗归》,录有谢灵运这首《登庐山绝顶望诸峤》,只有六句:
积峡或复启,平涂俄已闭。峦陇有合沓,往来无踪辙。昼夜蔽日月,冬夏共霜雪。他们对这诗很是欣赏。钟云:“六句质奥,是一短记。”谭云:“他人数十句写来,必不能如此朴妙。”可是谢灵运的游览诗,绝没有这样寥寥数语的;《古诗归》所录,实是残缺不全的一个片断。至少,根据《文选》李善注等古籍记载,这诗前面还有六句:
山行非前期,弥远不能辍。但欲淹昏旦,遂复经盈缺。扪壁欲龙池,攀枝瞰乳穴。而且,按谢诗的一般习惯,在《古诗归》所录六句的后面,很可能还有许多句,只是不见记载罢了。总之,钟、谭二人拿残诗当完篇来评论,近乎盲人摸象。他们因此受到后人反复讥刺,这事情也变成文学批评史上一个有名的笑话。
可是,撇开学问不谈,人们是否注意到:这诗究竟是残缺的好,还是比较完整的好?至少,《古诗归》所录六句,作为一首诗看,除开头有些突兀,总体上是不错的,诗意集中,抓住了景物的特征。如果加上另外六句,就显得拖沓、累赘,节奏平缓无力。
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