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偓的七言律诗《三月》主要表达了诗人对时光易逝,盛景不再的感慨,其中也寄寓了诗人壮志难酬的无奈。这与诗人所处的时代不无关系。晚唐早已没有了盛唐的雄壮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剩下的仅有颓废和衰弱,作为始终坚持反对朱全忠篡唐的有气节的士人,身处这种时代,面对危乱的时局,却只能无奈叹息,这首《三月》正是诗人无奈的哀叹,一方面是借哀叹美好的初春三月来哀叹国势颓危的晚唐王朝,另一方面也在为自己盛年易逝,无可挽留,功业未就的现实感慨万分,诗的结尾 “新愁旧恨真无奈,须就邻家瓮底眠”万般无奈的心情表露纸上,借酒消愁却愁更愁。
辛夷花是一月开花的,它才刚刚谢了,桃花却早早的开了。笫一句就说明写诗时是早春时节,这样的时节是充满生气的,绿地草涨莺飞,万物渐欣渐荣。在这样的日子出去踏青是再好不过的了,在南方,寒食时节,总是细雨飘飘,滋润着千树力‘花,也带给人清新舒服的感觉。第一句的前半句“四时最好是三月”,正好说明“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就好比一个人的少年时期,一个精力充沛、活力无限的时期,然而少年也像春天的三月那样,晃一晃就过去了。时间总是这样,在你的指缝隙间流失,而你却全然不知。韩偓在这里就借用短暂的三月来感叹少年时期的一去不复返,让人不禁的感伤了起来。“吴国地遥江接海”,吴国即吴地,是长江及其支流哺乳的地域,长江经过吴地最后流入浩翰的东海,故诗人说“江接海”。汉陵是汉朝天子陵墓,“汉陵魂断草连天”,汉朝天子建立的辉煌大业早已成为历史,今也只剩陵墓断碑伴着杂草丛生。“新愁旧恨真无奈”,新增添的忧烦苦闷和旧有的遗憾悔恨,让诗人也无可奈何,如今的他除了借酒醉酣睡在瓮底,还以做什么来扭转故国火亡的乾坤呢?
整首诗由春天短暂的三月写到人生的少年,又寄寓着家国灭亡的哀痛。春天的三月快的让人无奈,少年的大好光阴逝去让人无奈,国家变迁更让人无奈。这首诗倾注着诗人对国家的眷恋,环境的变化往往会让诗人的诗作风格有着质的改变,和李煜一样,社会动荡、王室颠覆给予韩偓诗歌创作以重大影响。他的诗常有以不写而写来传达窈妙之情,一句“一去不回唯少年”,无伤而让人感伤;一句“新愁旧恨真无奈”,不明言其愁,而愁巳不言而喻。
词的上阕写离愁之浓,失眠之苦。“堆来”,极言愁多;“枕上”,透出思念中辗转反侧之态:“愁何状”?犹如“江海翻波浪”。这与李煜著名的《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几有相同意境。可见诗人的枕上深愁是何等不可遏抑!“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两句就写失眠的情态。从农历夏至以后,夜逐渐增长,到冬至达到最长。这两句使人联想到白居易“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先说夜长难明,然后就是披衣起坐,看天色,看星空。不管是白居易笔下的“耿耿星河”,还是毛泽东笔下的“数寒星”,因为涉及异地相思,所以暗含一层意思——失眠者在夜空中寻找两颗星,隔在银河两边的牛郎星和织女星。这是暗写。也有挑明的,如杜牧《秋夕》“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当不眠的人在夜空中寻找牛郎、织女星时,其“寂寞”无聊是可想而知的。
上阕从一“愁”字人手,极写思念之深;下阕以一“泪”字收笔,甚言思念之苦。写此词时,诗人还是个刚离开学校的二十八岁的青年,男女情长,是极自然的,正所谓“无情未必真豪杰”。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两句紧接长夜失眠,写黎明前痛苦的心情。如果把词中抒情主人公直接定位为毛泽东本人,“百念灰尽”的说法,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就算唐代李商隐有“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的名句为词人所本,对于像毛泽东那样意志坚强的人,一个以苍生为念的人,一个革命家,决不会爱情至上。他纵然会想念妻子,怎么会达到“百念灰尽”的程度呢?怀着“百念灰尽”的心情,又怎么去做明天的工作呢?然而,把抒情主人公掉个个儿,把这两句视为为杨开慧写心,“百念灰尽”的说法倒贴切得多。据茅盾回忆,毛泽东和杨开慧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性格反差很大,毛泽东待人接物谈笑风生,非常洒脱;杨开慧在一旁带着孩子十分沉静,有些内向。在毛泽东为革命东奔西走时,杨开慧独自支撑着一个家,有多么艰难是可想而知的。“百念灰尽”,应是出于一种深深的理解和同情。当杨开慧读到这两句的时候,一定会得到一种精神补偿,会为之深深地感动。
“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两句写侵晓时的清景和词中人悲极而泣。宋代梅尧臣写清晓的情景,有“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梦后寄欧阳永叔》)的名句。当鸡声叫起的时候,一钩残月淡出了西边的天空,感觉会更寒冷。词中人想克制自己的感情是不能够了。此处的泪,是“流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的泪,是王昌龄《从军行》所说的那种情况——“无那金闺万里愁”流下的泪。词人在此表达了对家中妻子深深的理解和同情。
全词明快流畅,坦直朴素而富有情趣。“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的似水柔情,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男儿气概,完全可以同时并存于一人的心胸。
于濆是晚唐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他写过不少关心民生疾苦、反映社会现实以及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罪行的诗篇,《里中女》就是其中的一首。
此诗是通过农家女和富家女的巨大差别为贫家女子鸣不平的。诗的前四句以池中鱼不知海水深来比喻穷乡僻壤的女子无从想象富贵人家的生活。诗的开头,富于民歌比兴色彩。诗以“池鱼”比“桑女”、“海水”比“华堂”,表明贫苦的桑下女不理解富贵人家的生活,自然而贴切。民歌往往重复咏唱。诗中“吾闻”、“不识”,重叠两次,音节流美,自然地表露出作者的同情之心。
接下来将采桑女的种种美好资质和她们的贫苦生活作对比。五、六句中“苦机桑”扣“桑下女”,“鸣杵砧”扣“华堂阴”,形成了鲜明对照,揭示了富贵人家与桑下女截然不同的生活状况。“机桑”,织布工具。“杵砧”,捣衣工具。“苦机桑”的“苦”,反映了桑下女那种“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孔雀东南飞》)的辛劳情景,然而桑下女的劳动成果,却全给富贵人家剥夺了去。“鸣杵砧”的“鸣”字,既形象地表现捣衣之声,又暗示富贵人家不养蚕,不织布,反而遍身罗绮,有做不完的衣服。这是封建社会的真实写照。晚唐时期,朝政日非,国势日微,赋敛日重,劳动人民终岁劳苦,不得温饱,而豪门贵族“缯帛如山积”(白居易《重赋》),“衔杯吐不歇”(郑遨《伤农》)。“苦机桑”与“鸣杵砧”对照,正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罪恶的社会现实。
以下是通过形象进行议论。作者以“天与双明眸,只教识蒿簪”慨叹桑下女天生一双明亮的眼睛,但因为她贫苦,只能见到野蒿制成的簪子,见不到精致的束发工具。“明”字妙,突出了桑下女天真活泼、聪明伶俐的神态。“只教”,一个转折,点出劳动妇女不能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精致的工艺品,一生只见识过粗贱的饰物,显露出作者的不平之意。
接着,以“越娃”(西施)“韩娥”这两个形象的比喻,承接“双明眸”,并在“越娃”“韩娥”之上,冠以“徒惜”,惜桑下女有西施之貌,而幽处野里;有韩娥之音,而湮没无闻。“惜”而徒然,表明了作者的无限感慨与无可奈何的心情。
“珠玉不到眼”两句,从字面看,并无难解之处。“遂”字很重要,它将两个否定词“不”与“无”紧密联结起来,贯通上下文,以表明桑下女具有一颗纯洁而质朴的心,而这颗心又是“珠玉不到眼”使然的。
结尾两句,与“华堂”、“富家”照应,并与桑下女恰成对比,反映了作者对封建统治者的不满,这是全诗精神的结穴处。赵飞燕是汉成帝的皇后,受宠幸,尚豪奢。“满髻钗黄金”,“钗”作动词用,是说赵飞燕发髻上插满了黄金制成的装饰品。这些装饰品从的来源是美人“两片云,戴却数乡税”(郑遨《富贵曲》),正是从千万个“桑下女”式的劳动人民身上榨取的。这就提醒人们:统治者骄奢淫佚的生活凝聚着劳动人民的血和汗。作者不便说明当代,所以假托“赵飞燕”。这与白居易《缭绫》中“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的手法是相似的。纪昀认为,古人为诗,不废议论,只是“不着色相”而已。《里中女》就是这样。此诗意在揭露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然而这个意思,不是直言的,抽象的,概念化的,而是通过各种艺术手法和形象语言来表达的,是富于情韵的。
此诗与一般的同情贫女的诗作不同,诗中没有因为里中女贫困就对她一味地赞扬,而是指出了“珠玉不到眼,遂无奢侈心”,即里中女不是天生纯朴,富家女也不是生来尚豪奢,而是环境使然,导致他们之间不同的原因是财富对人纯洁心灵的腐蚀。
古人常借咏柳以赋别,这首诗也没有脱离离情的旧旨,但构思新颖,想象奇特而又切合情景。
诗的一、二句,寥寥几笔,绘出了一幅美丽的古堤春柳图。古堤两旁,垂柳成行,晴光照耀,通体苍翠,蓊蓊郁郁,袅袅婷婷,远远望去,恰似一缕缕烟霞在飘舞。“袅袅”、“青青”,连用两个叠字,一写江边柳的轻柔婀娜之态,一写其葱茏苍翠的颜色,洗炼而鲜明。前人多以“翠柳如烟”、“杨柳含烟”、“含烟惹雾”等来形容柳的轻盈和春的秾丽,这里径直用“一树烟”来称呼柳树,想象奇特,造语新颖。只此三字,便勾出了柳条婆娑袅娜之状,烘托出春光的绮丽明媚,并为下面写离情作了反衬。
三、四两句直接写离情。咏柳惜别,诗人们一般都从折枝相赠上着想,如“伤见路旁杨柳春,一重折尽一重新。今年还折去年处,不送去年离别人”(施肩吾《折杨柳》);“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遥忆青青江岸上,不知攀折是何人”(白居易《忆江柳》)等等。雍裕之却不屑作这种别人用过的诗句,而从折枝上翻出新意。“若为丝不断,留取系郎船”,诗人笔下的女主人公不仅没有折柳赠别,倒希望柳丝绵绵不断,以便把情人的船儿系住,永不分离。这一方面是想得奇,说出了别人没有说过的语句,把惜别这种抽象的感情表现得十分具体、深刻而不一般化;同时,这种想象又是很自然的,切合江边柳这一特定情景。大江中,船只来往如梭;堤岸上,烟柳丝丝弄碧;柳荫下画船待发,枝枝柔条正拂在那行舟上。景以情合,情因景生,此时此刻,萌发出“系郎船”的天真幻想,合情合理,自然可信。这里没有一个“别”字“愁”字,但痴情到要用柳条儿系住郎船,则离愁之重,别恨之深,已经不言而喻了。这里也没有一个“江”字、“柳”字,而江边柳“远映征帆近拂堤”(温庭筠《杨柳枝》)的独特形象,也是鲜明如画。至此,“古堤边”三字才有了着落,全诗也浑然一体了。
中唐戴叔伦写过一首《堤上柳》:“垂柳万条丝,春来织别离。行人攀折处,是妾断肠时。”由“丝”而联想到“织”,颇为新颖,但后两句却未能由此加以生发,而落入了窠臼;它没有写出堤上柳与别处柳的不同之处,如果把题目换成路边柳、楼头柳也一样适用。其原因在于诗人的描写,脱离了彼时彼地的特定情境。两相比较,雍裕之的这首《江边柳》匠心独运、高出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