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系诗人归隐之作,诗中发泄了一种怨悱之情。首联两句记事,叙述停止追求仕进,归隐南山;颔联两句说理,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颈联两句写景,自叹虚度年华,壮志难酬;尾联两句阐发愁寂空虚之情。全诗语言丰富,层层辗转反复,风格悠远深厚,富有韵味。
落第后的孟浩然有一肚子的牢骚而又不好发作,因而以自怨自艾的形式抒发仕途失意的幽思。这首诗表面上是一连串的自责自怪,骨子里却是层出不尽的怨天尤人;说的是自己一无可取之言,怨的是才不为世用之情。
字面上说“北阙休上书”,实际上表达的正是“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的情意。只不过这时他才发觉以前的想法太天真了;原以为有了马周“直犯龙颜请恩泽”的先例,唐天子便会代代如此;却才发现:现实是这样令人失望。因而一腔幽愤,从这“北阙休上书”的自艾之言中倾出。明乎此,“南山归敝庐”本非所愿,不得已也。诸般矛盾心绪,一语道出,富有余味。
三四句具体回述失意的缘由。“不才明主弃”,感情十分复杂,有反语的性质而又不尽是反语。诗人自幼抱负非凡,“执鞭慕夫子,捧檄怀毛公,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他也自赞“词赋亦颇工”。其志如此,其才如此,不谓“不才”。因此,说“不才”既是谦词,又兼含了有才不被人识、良骥未遇伯乐的感慨。而这个不识“才”的不是别人,正是“明主”。可见,“明”也是“不明”的微词,带有埋怨意味的。此外,“明主”这一谀词,也确实含有谀美的用意,反映他求仕之心尚未灭绝,还希望皇上见用。这一句,写得有怨悱,有自怜,有哀伤,也有恳请,感情相当复杂。
而“多病故人疏”比上句更为委婉深致,一波三折;本是怨“故人”不予引荐或引荐不力,而诗人却说是因为自己“多病”而疏远了故人,这是一层;古代,“穷”、“病”相通,借“多病”说“途穷”,自见对世态炎凉之怨,这又是一层;说因“故人疏”而不能使明主明察自己,这又是一层。这三层含义,最后一层才是主旨。
求仕情切,宦途渺茫,鬓发已白,功名未就,诗人不可能不忧虑焦急。五六句就是这种心境的写照。白发、青阳(春日),本是无情物,缀以“催”“逼”二字,恰切地表现诗人不愿以白衣终老此生而又无可奈何的复杂感情。
也正是由于诗人陷入了不可排解的苦闷之中,才使他“永怀愁不寐”,写出了思绪萦绕,焦虑难堪之情态。“松月夜窗虚”,更是匠心独运,它把前面的意思放开,却正衬出了怨愤的难解。看似写景,实是抒情:一则补充了上句中的“不寐”,再则情景浑一,余味无穷,那迷蒙空寂的夜景,与内心落寞惆怅的心绪是十分相似的。“虚”字更是语涉双关,把院落的空虚,静夜的空虚,仕途的空虚,心绪的空虚,包容无余。
这是一首情韵别致的送别诗,一首贬谪者之歌。王八员外被贬长沙,因事谪守巴陵的作者给他送行。两人“同是天涯沦落人”,在政治上都怀才不遇,彼此在巴陵夜别,更增添了缠绵悱恻之情。
这首诗首先从诗人告别洛阳时写起:“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暮春时节,柳絮纷纷扬扬,诗人怀着被贬的失意心情离开故乡洛阳,在梅花盛开的隆冬时分,来到三湘。这里以物候的变化暗示时间的变换,深得《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遗韵。开头两句洒脱灵动,情景交融,既点明季节、地点,又渲染气氛,给人一种人生飘忽、离合无常的感觉。回想当初被贬的情景,诗人不胜感慨,此时友人王八员外也遭逢相同的命运,远谪长沙,临别依依,感慨万端:“世情已逐浮云散,离恨空随江水长。”第三句所说“世情”,可包括人世间的盛衰兴败,悲欢离合,人情的冷暖厚薄等。而这一切,诗人和王八员外都遭遇过,并都有过深切的感受。命运相同,相知亦深。世情如浮云,更添离情缱绻缠绵,有如流水之悠长深远。结句比喻形象,“空随”二字似写诗人的心随行舟远去,也仿佛王八员外载满船的离恨而去。一个“空”字,委婉地表达出一种无可奈何而又恋恋不舍的深情。
唐人抒写迁谪之苦、离别之恨者的诗作很多,可说各抒其情,各尽其妙。这首诗以迁谪之人送迁谪之人,离情倍添愁怅,故沉郁苍凉,情致深幽。一结有余不尽,可称佳作。
明代文人涉足花丛,在南京秦淮河上选色征歌,以至与秦淮歌女结下情谊,甚至论及嫁娶,这样的风月故事可以数出许多桩。
此文塑造了明末秦淮歌妓李香的形象,不仅描写了她擅长歌唱的艺术才能和不同流俗的风度,更突出了她的见识和品格,同时生动地描绘了李香的生活和斗争,热情地赞美了李香的才能、智慧和品德。全文叙次井然,文笔流畅,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无论在思想上或者在艺术上,都有可取之处。
这篇别传首尾两段一为前奏,一为尾声,中间两段是其主干。作者写自己眼中和亲密交往中的李姬,这一叙事角度便构成了文章的主线,因此第一段关于李姬的一般性介绍只能成为文章进入主题的前奏,而最后一段写别后李姬拒绝田仰的邀聘也只是余波荡漾的尾声。当然前奏和尾声都必不可少,且与主干部分水乳交融,构成全文严谨的整体。
第一段,作者先用一句话“李姬者名香”作必要而简略的交代之后,就掉转笔头写她的假母李贞丽的大“有侠气”与“所交接皆当世豪杰”,以衬托作为养女的李香大有乃母之风,然后鲜明地点出李香“能辨别士大夫贤否”,曾经得到复社领袖张溥与名士夏允彝的称道。再写她“少,风调皎爽不群”与对音律歌唱所具有的才华,却无一字道及李香君的美色,不作任何涉及轻薄的侧艳之辞,显示作者为李姬立传,重德重才而不重色,为全文确立了较高的格调。
于是在主干部分,作者抛开了与李姬交往中一切深情缱绻和幽期密约,集中笔力记叙李姬生平行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义却阮大铖之举。阮大铖为天启朝权倾天下的阉党魏忠贤余孽,曾奉魏阉为义父,为陷害东林党人出过大力。崇祯登位后,阉党事败,阮大铖名列逆案,由光禄寺卿革职为民,匿居南京库司坊,起造第宅,蓄养声伎,谈兵论剑,企图死灰复燃,是一个为当时朝野士大夫所不齿、为公正舆论所贬斥的人物。与侯方域同列复社四公子的阳羡陈贞慧与贵池吴应箕主持正义,排阮最力。阮大铖为此假手王将军想拉拢侯方域以软化陈、吴等人,为他的东山再起消除阻力。是否与阮大铖结交,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成了泾清渭浊、是非分明的原则问题。文章写李姬凭着她对人际关系的敏锐感觉提醒侯方域,要他摸清“贫非结客者”的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之游的真实意图,又写当了解王的真实意图之后侯方域尚未采取行动,李姬便对他作了一番大义凛然的规劝,使侯“大呼称善”,与王绝交,得以避免“负至交”、隳声望的尴尬处境,保全了侯生的清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处均系李姬而非侯生采取主动,说明李姬的才慧见识与对是非的判断均胜侯生一筹,而这一赞誉完全通过对比与烘托加以凸出,尽得含蓄蕴藉之致。对此,《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深有会心,他在将这一情节移植改造为香君“却奁”之后,于《桃花扇·闹榭》一出中,借吴应箕之口,盛赞道:“香君却奁一事,只怕复社朋友还让一筹哩。”陈贞慧接口:“已后竟该称他老社嫂了。”“社嫂”一词施之于秦淮歌妓李香君,何其光宠乃尔。
第三段写侯生应举下第后,李姬于桃叶渡置酒送行。席间李姬“歌琵琶词以送之”。早在第一段中,作者已经为比埋下了伏笔,说李姬“尤工琵琶词,然不轻发”。“然不轻发”一语,看似信手拈出,只有读到桃叶渡送行的记叙时,我们才能体会到以琵琶词作呼应关合的文意之佳妙和情意之深重。琵琶词,指的是高明所作《琵琶记》。李姬临别歌《琵琶记》曲辞,且以蔡伯喈比侯方域,说:“公子才名文藻,雅不减中郎。”然而“中郎学不补行”,才胜于德。《琵琶记》所述情节固然于史无稽,但蔡中郎确实有阿附董卓的劣迹,无以掩饰。“公子豪迈不羁,又失意,此去相见未可期,愿终自爱,无忘妾所歌琵琶词也!”李姬以“从不轻发”而今一发之后再“不复歌”相喻相誓,表达了爱人以德与生死相依的款款深情。作者笔下规箴侯生“终自爱”的李姬,显示了凛然的风骨和高洁的格调,却又如此深情绵邈、凄婉动人。这里在写情侣临别赠言时脱出常格,别具一种强毅的伦理道德的美学风采,摄取了发自李姬灵魂深处最为眩目的一次闪光,给读者以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既是《李姬传》取材和运笔的成功,也是侯方域自我反省的成功。侯方域入清之后因软弱畏祸参加了河南乡试,仅中副榜,此举于民族气节有亏,当时和后世都受人讥弹。但侯方域敢于直陈桃叶渡李姬“愿终自爱”的临别赠言,说明在对蔡中郎媚事董卓一类的问题上自己是否“自爱”,曾经历过内心反省。包括前文在义却阮大铖一事上的自我对照,应当说作者是在一定程度的反省意识支配下写作《李姬传》的。中国的文学与文人比较缺乏自我反省意识,侯方域愿以自己为参照,暴露主观的欠缺和客观的优胜,更觉难能可贵。
最后一段写侯生去后之事,虽属全文的尾声,但对描写李姬形象仍是不可或缺的一笔。在这以前,李姬的动人光彩主要还是闪烁在她的言论之中,而到这时,她才以侯郎去后坚拒财雄势大的开府田仰的邀聘,以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田仰的三百金利诱与“有以中伤”的威逼,她都不为所动。李姬的品德和人格至此光芒四射。她最后说:“吾向之所赞于侯公子者谓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卖公子矣。”证实了她为人的“风调皎爽不群”,言出必践,忠于爱情。
《李姬传》风格朴质刚健而无绮罗香泽之态;笔致含蓄,颇多有余不尽之意;选材凝炼集中,不枝不蔓;行文坦率,具有可贵的自我批评的反省意识,显示了名家风范。凡此种种,使《李姬传》这篇别传为人记诵,成为明清古文中的名篇。后来孔尚任依这篇文章为蓝本刻画《桃花扇》中的李香君形象。李香君的性格及剧中《却奁》《拒媒》等出的情节均以《李姬传》所述为主要依据,《李姬传》也因《桃花扇》得传大名而著名。
柳宗元青年时代就立下雄心壮志,仰慕“古之夫大有为者”,向往于“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他25岁时已是“文章称首”的长安才子,刚考中了博学弘辞科,又与礼部郎中杨凭之女新婚,逐步成为文坛领袖,政坛新锐。在其后的几年里,柳宗元又成为了当时皇帝的老师王叔文革新派的中坚分子,以热情昂扬、凌励风发的气概,准备施展自己“辅时及物”、“利安开元”的抱负。然而,由于顺宗皇帝李诵即位时就已经中风,说话为不清楚,虽然有心改革朝政,但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加上宦官与藩镇势力强大,所以革新只实行了几个月,就以失败而告终。元和四年八月,反对革新的太子李纯即位,九月,柳宗元立刻被贬邵州刺吏,行未半路,朝议认为处之太轻,又改贬永州司马。当时同时被贬的包括刘禹锡等人共有八位,史称“八司马事件”。
“永贞革新”的失败对政治上踌躇满志的柳宗元是沉重的打击,但对于他的文学创作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当时的永州“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顿惊且伤”,相当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所谓的“永州司马外置同正员”,其实是个编制外的闲职,没有官舍为没有具体的职务。柳宗元一家人寄居在冷清的小寺庙,未及半载,母亲为逝世了。除了精神上抑郁悲愤,正当壮年的柳宗元身体为越来越差,诸病缠身,虚弱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但永州清新的山水给了柳宗元很大的慰藉和寄托,他很快从悲观与失意中振作起来,踏遍了永州的山山水水并和田翁农夫相交,远离了政坛上的明争暗斗,回归到田园诗意般的生活,他认为永州的山水和自己一样的为世人所遗弃和漠视,写出了许多千古传诵推崇永州山水的散文。余秋雨先生在《柳侯祠》中如此评价柳宗元的永州10年,他说:“炎难为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了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确实,永州的10年,是柳宗元人生最晦暗最感伤的十年,却是他文学创作最丰富和哲学思想全面成熟的10年。
柳宗元的文章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山水游记的代表作,为是我国游记散文中的一朵奇葩,其艺术魅力历久弥新。
永州山水,在柳宗元之前,并不为世人所知。但这些偏居荒芜的山水景致,在柳宗元的笔下,却表现出别具洞天的审美特征,极富艺术生命力。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所说:“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柳宗元时而大笔挥洒,描摹永州山水的高旷之美,使寂寥冷落的永州山水给人以气势磅礴之感。
《永州八记》对自然美的描绘,贵在精雕细刻出一种幽深之美。八记描写的大都是眼前小景,如小丘、小石潭、小石涧、小石城山等,柳宗元总是以小见大,犹如沙里淘金,提炼出一副副价值连城的艺术精品。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对小石潭周围环境的描写,“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枪幽邃”,创造出一种空无人迹的山野清幽之美。又如《石渠记》对小石渠之水流经之处细腻的刻画,在长不过十许步的小水渠上,一处处幽丽的小景,美不胜收。逾石而往是昌蒲掩映、鲜苔环周的石泓,又折而西行,旁陷岩石之下是幅员不足百尺、鱼儿穿梭的清深的小水潭,又北曲行,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竹。
笔笔眼前小景,幽深宜人,展示出永州山水的特有风姿。柳宗元曾经说:“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因永贞革新遭挫,但作者未改本色,于是借山水之题,发胸中之气,洗涤天地间万物,囊括大自然的百态,在用笔赞赏山水美的同时,把自己和山水融化在一起,借以寻求人生真谛,聊以自慰。因而,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刻画永州山水的形象美、色彩美和动态美,不是纯客观地描摹自然,而是以山水自喻,赋予永州山水以血肉灵魂,把永州山水性格化了。可以说,永州山水之美就是柳公人格美的艺术写照,物我和谐,汇成一曲动人心弦的人与自然的交响华章。
《旧唐书·柳宗元传》说,柳宗元“下笔构思”,“精裁密致,璨若珠贝”。精裁密致可以概括《永州八记》结构之美。8篇游记,整体构思,一气贯通。文章以西山之怪特开始“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发笔,通过对西山周围山水景致的描绘,袁家渴附近山水小景的刻画,最后,到《小石城山记》向苍天发出“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的质问,对整个八记作结。8篇游记每篇多各以不同的方式与上篇相关联,前后呼应,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艺术整体。如前四篇,首篇写了西山宴游之后,第二篇就以“钻拇潭在西山西”起笔,自然衔接,毫无斧凿的痕迹;第三篇又以“潭西二十三步”发端,同上篇相连;第四篇则以“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开篇。这就以西山为起点,向西出游,接连出现了三处胜景,一处连一处,一景接一景,给人以目不暇接之感。更令人折服的是,八记前后四篇相隔三全夕久,而作者巧妙组合,犹如一气呵成,毫无间隔之弊。
起句“人生只合梁园住”,是模仿唐人张祜的“人生只合扬州死”(《纵游淮南》)的故作奇语。接着,以“几个白头父”的闲谈和回忆,来支持这一结论。这其实就同唐诗的“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一样,表面上是抚今追昔,实质上却充满了年光飞逝的沧桑之感。
上片出现了“白脂坡”的地名,这原是唐代长安城中的一处所在。作者移入“夷门”,正是为了影射出此地在北宋时期作为全国都城的事实。同样,“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而曲中强调“他家五辈风流”,这“风流”无疑是属于宋代汴京的全盛时期。换句话说:“白头父”们是在演说和追念前朝,他们虽不是遗民,但父祖辈对于故国的爱国情感却一代代传了下来。这在元代是忌讳的,所以曲中的“快活煞”三字,只是作者使用的障眼法。
白头父谈话的主题是“说宣和”,而且着眼于其时的“锦片繁华”。作为具有典型性的例证表现,是正月十五元宵节的观灯。北宋汴京的元宵灯市,是天下闻名的,其时张灯结彩,火树银花,金吾不禁,连大内前的御街,也任由百姓和行人来往观赏。“辇路”、“马行街”、“州桥”、“相国寺”……“白头父”们如数家珍,表现出强烈的缅怀和神往。“宣和”是“靖康”前的年号,也就是宋徽宗在禅位做太上皇前的最后几年,下距北宋的灭亡已近在咫尺。老父们对他荒政失国的过失未予责备,却津津乐道他在元宵灯节的与民同乐,并以此作为“人生只合梁园住”的一则论据,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元代汉族百姓的民族情绪。“锦片繁华”在作者的时代已成为历史陈迹,诗人“夷门怀古”的用意与心情,可以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