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女子对薄情郎分别时的寄语。开头三句写分别时的凄苦。“马嘶”二句写行者远去,送者伫立。最后是女主人公对薄情郎的寄语,意在以痴情感动男子。这写出了封建时代被侮辱的女子的共同心理与命运。
这是一首闺中词,咏女子盼望情郎不归的怨恨。从体式看,这是一首小令,单调不分开。从情节结构看,它包含三层意思:一忆惜别,二叙等待,三寄情思。每层之间,既有内在联系,又留下大块想象余地。词的发端运用追忆手法,以突兀而来的“东风急”领起,似乎有一种紧迫感。东风劲吹,百花争艳,这是一个春意盎然的季节。在此良辰美景,一对情人双手紧握,离别在即。那依依惜别,难舍难分,万语千言之情,全从这个富有动作性的“频”字中传达出来。两情是何等的深挚、热切。“东风”、“花时”,点明了“惜别”的物候和时令。作品以美好的景致和环境,反衬离愁凄恻之情,收到相反相成之效。第三句补上一笔,正面点出“愁”来。这个“愁”字,把女主人公闷闷不乐、郁郁寡欢的情态和心境写出来了。而“独人”,更点出她从此孤居寂寞的处境。正当她沉浸在痛苦的回忆时,突然远处传来了马嘶声。“倚门立”应“马嘶”,为有所盼的动作。不言而谕,以为“郎骑青骢马”归来了。但竟不所愿,门外只见“残雨春芜湿”。此句当从杜诗“雨露洗春芜”化出。牛词用此,语意双关,既点明此时此际的实景:淅淅沥沥、时断时续的雨水,春草都沾湿了;又隐喻这位女子暗暗抽泣,泪痕斑斑,如同残雨。“马嘶”声没有给她带来希望,反而倍增其凄楚之情。难怪她要责骂那个无情无义的“薄情郎”了。
牛峤此词在布景造情、章法安排、选调用韵等方面,颇具特色。它以女主人公“倚门立”为轴心,思路朝两个方向延伸:一是对往事的追忆、惜别的难舍,勾画出一幅情深似海的“惜别图”,切望情人归来的思想基础。一是对未来的思考,遥寄相思的深沉,倾诉别后的情怀。哀怨、惆怅、失望、期待各种思绪错综交织,弹出一曲“诉衷情”。今朝与昔日沟通,景物是个触媒。此时眼前所见的“春芜”,触发往日彼时的“花时”;由“残雨湿”引出“和泪泣”,又从昔时的“手频执”,反照今日的“薄情郎”。而“薄情”却从“马嘶残雨春芜湿”的写景中透露出消息。俞陛云说此词“情调凄恻”。其实不甚然。“马嘶”声虽然没有给她带来喜讯,但她不灰心,不气馁,不从此罢休,相反,她仍然充满信心,寄予希望,托人捎信,一吐衷情为快。“粉香和泪泣”,与李煜《望江南》“多少泪,断脸复横颐”有类似之处,但李词写得切直显露,牛词则柔中藏刚,绝望中隐含着希望,纤弱中带着一股劲气。有怨愤,有离恨,但更表现了她的痴顽、执着和追求。
用入声韵是此词的另一个特点。此词单调三十五字,七句六韵:急、执、入、湿、立、泣。入声韵气急而短促,它与离妇等待情郎归来急切之情、失望之怨和厚笃痴顽之性甚相吻合。
开始六句,以景托情,情景交隔,渲染出笼罩天地的巨大悲愁。“十月河洲”,景物萧条,托出诗人心境的悲凉、前途的黯淡,因此有“归欤”之思。三、四句进一步渲染这种“惨”景:狂风的呼啸使气氛更添严酷凄惨,暴雨大雪使天地黯然,故“归思”虽切,却不知“胡为”。“迷所至”,表现进退维谷之状。“浩哉”的强烈感叹,不仅是严酷景象的浑浩无边,也是指悲愁之情的混茫无尽。
紧接着十二句,以“缅怀”二字将人们引向京城,把自己西游长安所见的“当途者”们花天酒地的生活一一展示出来,进一步反衬“我辈”的仓惶失路:权贵们人数众多,名声显赫,如在“云霄”,是不肯变“更”困顿之士的悲惨处境的。他们以“燕乐”高奏,“车骑”如云,交游何其贵盛;“美人”如荷,幽房飘香,生活何其淫逸,兽形火炭陈于“金炉”,眉飞色舞“谈笑”得意,姿态何其骄矜。这一幅幅生活图景的生动刻画,使对权贵们的腐败生活揭露程度更为深广,愈益猛烈。笔势至此突转,以“岂论草泽中,有此枯槁士”的鲜明对比,以义愤之情揭露社会的黑暗污浊。
最后八句,回应“赠崔二”的题意,倾诉胸中的不平。前四句中,先说我惭愧的是无经世济民之策,故早就自甘沉沦,接着以一个有力的反诘,写崔二有“纵横”之才,却还是与自己一样同处“憔悴”境地的事实,进而揭露当时社会对有识之士的普遍压抑。至此可知,前面的自惭自弃,乃是正言反说,以退为进,恰恰说明自己“永愿拯刍荛”的理想无法实现,内心悲愤无法排遣。接着思绪再一转折:企图“长歌”一曲,以抒其愤,谁料反增郁闷;再以酒解愁吧,却不能一醉,反而倍添忧愁。故最后两句,只好以“穷达自有时,夫子莫下泪”的劝慰,流露出自己安于时命,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情。这八句抒情,几经转折回旋,情愈遣愈烈,把主人公愁思百结,痛苦万状的悲慨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该诗以景托情起,渲染出深广浓烈的悲凉之气。再以铺陈之法揭露“当途者”的骄奢淫逸,真切生动,如在目前。最后以回旋婉转的笔法,波澜层生,峰峦迭起,将自己深沉的悲愤推向高潮。其中还多用尖锐的对比,不着议论,让读者通过铁的事实,看到当时社会的不平,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而且对比之处,多用反诘的语气推出,就使感情的力度更强,增加了激昂顿挫之势。这种抒情的悲叹和对当时社会关系的愤怒抗议,使他的创作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除了雄壮豪放的风格外,还有“沉郁悲凉”的一面,而且“其沉雄直不减杜甫”(叶燮《原诗》卷四)。这种特点,也使他的边塞诗,表现出对将帅无能的尖锐揭露和对士卒的深刻同情,在边塞诗人中独树一帜。
以上四首诗,分为两组,写作于南齐永明(483—493)年间。“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传说萧赜未登基前,曾游历樊城、邓县(今湖北省襄樊市一带),熟悉了《估客乐》这一支歌曲。(估客,同“贾客”,行商之人)他当上皇帝后,因追忆往事,写过以“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为内容的两首《估客乐》诗,并让乐府官吏奏入管弦以教习乐工。但他的歌辞写得不好,无法同原来的曲调谐合,于是他召来僧侣宝月,命宝月重新写作了两首《估客乐》辞。宝月的作品,很快就同歌曲谐合了。乐府歌人还在歌中加上了表达感忆意思的和送声,使歌曲大行于世。后来,宝月又续作了后两首诗,让乐工在齐武帝萧赜驾龙舟游观五城时歌唱。这几首歌而且被编入舞蹈,在南齐时由十六人表演,在萧梁时由八人表演。直到唐代武则天时,宫廷乐工还能歌唱《估客乐》辞。《古今乐录》、《通典》、《旧唐书》、《通志》、《文献通考》都记载了关于《估客乐》的上述故事,可见它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乐府歌辞。
这四首诗的主要特色,是用第一人称的口吻,细致地描写了一位楚地女子思念恋人的形象和感情。诗中第一首用送别时拔钗相赠的细节,表现了这位女子的依依难舍之情。第二首是这女子对恋人的嘱咐。虽然她说“无信心相忆”,但她的意思却重在“有信侬寄书”。她的嘱咐译成白话文是:“若是有信人来,请多多托寄书信;若是没有信人来,常想着我不要忘记。”这样就不仅把女子的深情和体贴表达出来了,而且还为后面“借问艑上郎”的情节埋下了伏笔。第三首描绘的是这位女子焦急等待的情态:她每逢扬州来船,就要去寻觅自己的恋人,探问恋人的音信。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表现相思的情节。第四首是这位相思女子的自忖。她想到:当客船初发扬州的时候,桅杆如林,估客们怎么会有机会相互问讯呢?她的深切怀念,遂由于这种自慰而显得细腻、隽永。这四首诗虽然分为两组,写作于不同时候,但其间有很明显的相互联系:每组前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动态形象,刻划一个外部行为的细节;每组后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静态形象,刻划一个内心活动的细节。从送别到思念,两组作品又相互呼应。所以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件和谐统一的、美丽动人的艺术珍品。
这四首诗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们采用了很本色的语言,既质朴自然,又富有个性。这一特点正好是同上一特点相互配合的。诗中“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一句很可能采自当时的俗谚,它用“十里”“九里”之比,很精炼地概括出“恨不能陪伴始终”这样一层意思。诗句中的“侬”是当时的南方方言,是自称之词。在第一首诗中,两个“侬”字联用,一下就把诗篇的代言特色(即第一人称特色)显示出来了;而且,用“侬”而不用“妾”,便表现了作品的朴野自然之美。“瓶落井”是古代的民间成语,意思相当于石沉大海,经常用于描写恋人之间的关系。敦煌曲子辞(伯3123写本)中有“一只银瓶子,两手拴,携送远行人”的诗句,便是用银瓶来象征始终不渝的恋爱关系的。这里则反用,意味深长地表达了对恋人的忠贞和期待。此外,“艑”是吴楚人对大船的称呼,《荆州土地记》曾说过“湘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的话。“珂峨头”指船头的装饰如高耸的玉马笼,古人称马笼头上的玉饰为“珂”,称高耸的状态为“峨”。“欢”是当时的吴语,意即情郎,例如《子夜歌》说:“欢愁侬亦惨”。“五两”则是楚语,指船上侯风的竹竿。例如《文选·江赋》李善注引许慎语说:“綄,侯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王周《船具诗序》说:“有樯,有五两,有帆,所以使风也。”故敦煌曲子辞《浣溪沙》中也有“五两竿头风欲平”的诗句。——这些现在看来很生僻的辞语,在当时其实是楚人的俗谚口语,是很平常的。这些语言既生动明快,又密切吻合歌辞主人公的身份,在塑造形象、刻划人物方面,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根据以上两个特点,可以把宝月的《估客乐》评为富有艺术个性、达到自然传神这种高超境界的好诗。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还通过作品的个性反映出了时代的个性。在南北朝时代,由于北方连年战乱,而南方则保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故水陆交通和商业贸易在南方显得比较发达。扬州(今南京市)和襄阳(今属湖北)就是两个水运重镇和商业重镇。《估客乐》正是在这一背景上展开送别情郎去经商的故事题材的。这时的音乐文学显现了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楚地成为同吴地并列的一大音乐中心;其二是城邑音乐异军突起,代表了对民歌民谣的集中。清商曲中的西曲歌,以及西曲歌中的《襄阳乐》、《石城乐》、《江陵乐》、《寻阳乐》(襄阳、石城、江陵、寻阳都是当时的重要城市),很明确地反映了这两个特点。故西曲中的《估客乐》也可以看作这时的新的音乐潮流的代表。另外,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在豪门大族中产生了一批以“妾”、“婢”为名义的歌妓。她们的表演,使得当时的清商曲辞富于女性特色。《估客乐》也就是这样一种极尽温柔妩媚之致的作品。其实,齐武帝的诗作不能配合管弦而宝月的诗作能够与管弦“谐合”的原因就在于宝月的《估客乐》在题材、文学风格、音乐特征上都密切吻合了表演需要和时代气氛。后来,陈后主、北周庾信、唐代李白、元稹、张籍、刘禹锡、刘驾等人都作过以《估客乐》或《贾客词》为题的诗歌,但没有哪一篇能比得上宝月的作品,这也是因为:宝月的《估客乐》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