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送别诗,是晏殊送当时的工部侍郎凌策返乡。
首联“日南藩郡古宣城,碧落神仙拥使旌”,介绍古宣城是块圣地。碧霞满空,神仙都要摇动旌旗,在那里聚集。历史上的宣城 “易置不常,统治称重”宣城地灵人杰,便有凌侍郎这样的人才。
颌联“津吏戒船东下稳,县拥负弩昼归荣”,写凌策任广南西路转运使时,受命重新筹划从岭南运输香药至京师,凌策请求先由陆路运到南安,然后向北改为水运,只用士兵八百人,比过去节省下大量人力和大笔运费。由此,“卢之翰任广州无廉称,以策有干名,命代之,赐金紫。”凌策任英州知州期间,其时广、英路从吉河到板步二百里,每年盛夏瘴气四起,来往过客十死八九。凌策请求从大源洞开山修路,缩短了行程,方便了运输行旅。“由此,“代还,知青州。东封,以供亿之勤,超拜都官郎中,入判三司三勾院,出知扬州。”凌策押船营运、开山修路获得如此的成功与殊荣。
颈联“江山谢守高吟地,风月朱公故里情”,写凌策的家乡宣城原是谢朓、朱公的所住地。谢朓曾在宣城任太守,在府治之北陵阳峰上建室,取名“高斋”,吟出“空为大国忧,纷诡惊非一。安得扫蓬径,销吾愁与疾”等诗句,故有“谢守高吟地”之说。朱公即范蠡,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他出身贫贱,但博学多才,与楚宛令文种相识,辅佐越国勾践灭吴国,功成名就之后激流勇退,化名姓为鸱夷子皮,变官服为一袭白衣与西施西出姑苏,泛一叶扁舟于五湖之中。因古宣城 “禹贡扬州之域,”故有“朱公故里”之称。
尾联“曾预汉庭三独坐,府中谁敢伴飞觥”,赞扬凌策的功绩,一般人是不能比拟的。诗人不是从正面来写,而是用“三独坐”典,显示凌策身份的高贵及功劳之大。诗人说,如果人们要坐着喝酒的话,像凌策的大人,谁还敢与他并起并坐,传杯把盏,从侧面颂扬凌策的功劳。
晏殊诗词有其思想上与艺术上的独特追求。他希望以歌颂太平为出发点,艺术上又追求“气象”,同时也讲求词的可歌性。在宋朝的所有宰相中,晏殊也许算是活得最明白的一个。歌颂太平正是其诗词创作趋于一途的共同表现,这也是由晏殊所处的环境、地位决定的。他不少作品直接写酒增加宴席上的欢乐气氛。如《奉和圣制上元夜》、《浣溪沙》等。这首诗借写酒来歌颂凌侍郎及他的家乡,但在一定程度上向“温柔敦厚”靠拢,无凄厉之音,得中和之美,珠圆玉润,其中感情如陈年甘醴,看似平淡,品之味长。
这篇文章时作者为同时代的锦衣卫经历沈炼诗文集所作的一篇序言。文章始论沈炼的生平大节,次论沈炼诗文集的由来及写作主旨。论生平大节,盛称沈炼忧国忧民,敢于抗颜直谏,疏攻权臣,而获罪流徙塞外,“累然携妻子,出家塞上”,不以个人得失为怀,而“以其所忧郁发之于诗歌文章,以泄其怀”,感慨“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论其诗文主旨,指出其与诗骚同义,“足以寒贼臣之胆,而跃塞垣战士之马,而作之忾也”。写至感情激越处,不禁一唱而三叹,感慨涕零之状如跃纸上,而呈现出强烈的效果。
茅坤的这篇序文以大量笔墨介绍了沈炼忧国忧民,敢于直谏的精神,对其悲惨遭遇,抒发了强烈的痛惜和激愤之情。文章的第一、二自然段,介绍了沈青霞生平。开篇直接点明他直言敢谏的高贵品质,“由锦衣经历上书诋宰执”,“宰执深疾之,方力构其罪。”“诋”是指责意,“构”是指虚构、捏造。这里一“诋”一“构”对比鲜明地写出了沈炼的磊落直言和严嵩的卑鄙下作。接下去介绍了沈炼被流放到边塞的情况。流放,对他来说,只是略有失意感。“累然”二字既形象又精炼地写出了他的心理变化。但当他痛心地看到蒙古鞑靼部俺答汗内侵;看到边帅不仅束手退避,还无辜杀戮百姓冒功请赏;看到百姓的痛苦,他气愤、苦闷、忧郁,“数呜咽欷歔”。上书谴责无望,只得以诗歌文章作为发泄积郁和讥刺时政的工具。据《明史·沈炼传》载:在边塞,沈炼颇受当地人的敬重,请他当老师,教习乡中子弟。他除了撰写诗文揭发边防黑幕,抨击时弊外,在教习之余,缚李林甫、秦桧及严嵩的模拟草人,聚弟子攒射。他还“踔骑居庸关口,南向戟手詈嵩,复痛哭乃归”。他措词激切的诗文使得“上下震恐”最终被严嵩父子构陷处斩。
文章第三、四自然段是对沈炼诗文价值的评论。从这一部分看,作者的着眼点不在于研究推敲文章词句是否工巧,而是突出沈炼的为人与他诗文创作的关系,评论其思想价值和作品的社会意义。这是和文章第一部分论叙他的人品统一的。“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首先,作者用反问句的形式肯定沈炼是一位正气磅礴的仁人志士,他的作品也和他的人品一样,正是秉承了古代有志之士的风格。作者以为,诗文没有必要都唱统一的歌功颂德的调,都说中正平和、不偏不倚的话,完全可以有怨怼和讥刺,可以有激烈和愤恨,“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根据这种观点,在反问句之后,作者先引证了孔子删《诗》的原则:不以是否合于“中声”为标准。那些“忠臣、寡妇、幽人、怼士”的篇什“不可胜数”的被分别编入《诗经》的《大雅》和《小雅》之中。并具体地以出于怨恨的《小弁》篇和出于愤怒的《巷伯》篇为例,来说明孔子很注意那些内容有价值,能打动人心的作品。紧跟着,又以排比句的形式例举了屈原、伍子胥、贾谊、嵇康、刘蕡等人的文辞诗赋,他们的作品有怨恨、有激烈,有愤怒甚至过分,也都不合于“中声”,但都有其不同的存在价值。根据以上事实,顺理成章地证明了沈炼是古代有志之士的继续。他的作品激昂慷慨,“其文章劲健有气,诗亦郁勃磊落,肖其为人”(《四库提要》语),具有发扬正气打击奸邪的作用,应当传之后世。茅坤和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人被称为明代的“唐宋派古文家”。强调文章和道的关系,注重文章的思想内容是“唐宋派”散文的一个重要特征,此篇这个特点就很突出。作者对沈炼诗文推崇备至,实际上在于对其人格的推崇,由此可看出,茅坤首先注重的是诗文内容的倾向。
此诗写乡思,题作“春夜洛城闻笛”,明示诗人因闻笛声而感发。题中“洛城”表明是客居,“春夜”点出季节及具体时间。
全诗扣紧一个“闻”字,抒写自己闻笛的感受。诗的第一句是猜测性的问句。那未曾露面的吹笛人只管自吹自听,却不期然而打动了许许多多听众,这就是句中“暗”字所包含的意味。第二句说笛声由春风吹散,传遍了洛阳城。这是诗人的想象,也是艺术的夸张。第三句说明春风传来的笛声,吹奏的是表现离情别绪的《折杨柳》,于是紧接一句说,哪个能不被引发思念故乡家园的情感呢!水到渠成而戛然而止,因而余韵袅袅,久久萦绕于读者心间,令人回味无穷。
“谁家玉笛暗飞声”,谁家的玉笛,在静夜里悄悄地响起?诗人或许正在读书、闲坐,或做着其他的事,一曲笛声不期然响起,夜深人静,笛声清远而动听。他被吸引住了,循声望去,却辨不清笛声来自哪里。“玉笛”,指玉制的笛,或笛子美称,或羌笛的代称。
“散入春风满洛城”,春风徐徐,笛声飘散在风中,风又吹送笛声,飘满了洛阳城,让人想到“此曲只应天上有”。这一句虽带有艺术的夸张,却衬出笛声的动人、夜的安静。惟其如此,才会在诗人的听觉与想象中飘满洛城,似乎其他的声音都不存在了,似乎全城人都在凝神静听。
“此夜曲中闻折柳”,今夜,缥缈的笛乐中,我听到了思乡怀亲的《折杨柳》。笛乐飘飘,如此动人,究竟吹的是什么曲子呢?“折柳”,即《折杨柳》,汉代横吹曲名,内容多写离别之情。如《旧唐书·乐志》载北朝流传的一首《折杨柳枝》:“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行客儿。”历代文人仿作的《折杨柳枝》曲辞,也都是抒发离愁别绪的。在这里,折柳既可理解为听到的是一首折柳曲,还可理解为在乐曲中听到了折柳的意绪。“柳”谐音“留”。古人送别亲友时,折柳相赠,暗示留恋、留念的意思。折柳既是一种习俗,也代表一个场景、一种情绪。古人还有折柳寄远的习惯,是盼远游亲人早归的意思。
“何人不起故园情”,听到这笛声的,谁不会动思乡之情呢?联系第一句看,这种游子怀念故园的感情,最初可能是隐藏的、莫可名状的,因偶然听到的笛声突然明朗、强烈起来了。笛声来自何处,何人在吹,是和自己一般的游子?是乐工?是歌妓?这些都让诗人和读者去猜测。而这些又都无须一一去分别,因为思乡之情对游子来说,都是共有的。它绵绵不绝,弥漫在夜空中,缠绕在游子心头,抹不去化不开。“何人”一词概括性极强,实则是突出诗人思乡之情。
短短的一首七言绝句,颇能显现李白的风格特点,即艺术表现上的主观倾向。热爱故乡是一种崇高的感情,它同爱国主义是相通的。诗人的故乡是他从小生于此,长于此的地方,作为祖国的一部分,那种形象尤其令诗人难以忘怀。李白这首诗写的是闻笛,但它的意义不限于描写音乐,还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这才是它感人的地方。李白的老家在四川,二十多岁就离家东游,后长期居住湖北、山东,春夜闻笛《折杨柳》曲,触发深长的乡思当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此情真意切,扣人心弦,千百年来在旅人游子心中引发强烈的共鸣。
这首小词以健笔写柔情,以豪放衬婉约,颇得东坡婉约词之妙。
上片写景,景中宴情。昨夜一场风雨,落花无数。晓来天气放晴,庭院中半是残花。内容极为简单,写来却有层次,且有气势。从时间来看,重点清晨,也即“晓来”之际;昨夜景象是从回忆中反映出来的。意境颇类李清照《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但李词较凝炼,叶词较舒展。一般写落花,都很哀婉低沉,如欧阳修《蝶恋花》“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秦观《千秋岁》“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均极凄婉之致。可是这里却用另一种手法,不说风雨无情,摧残落花,而以落花为主语,说它风前飞舞,把“黄昏雨”给送走了。创意甚新,格调亦雅。晓来残红满院,本易怅触愁情,然词人添上一句“唯有游雨千丈晴空”,情绪遂随物象扬起,高骞明朗,音调也就高亢起来。
下片抒情,情真意切。前二句正面点题,写词人雨后同干誉、才卿两位友人来禽花下饮酒。“殷勤花下同携手”,写主人情意之厚,友朋感情之深,语言简练通俗而富于形象性,令人仿佛看到这位贤主人殷勤地拉着干誉、才卿入座。还“更尽杯中酒”,一方面见出主人殷勤劝饮,犹如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中所说的“劝君更净杯酒”;一方面也显出词情的豪放,如欧阳修《朝中措》中所写的“挥毫万字,一饮千钟”。结尾二句写得最为婉转深刻,曲折有味。古代达官、名士饮酒,通常有侍女或歌妓侑觞。此云“美人不用敛蛾眉,我亦多情无奈酒阑时”,“美人”即指侍女或歌妓而言,意为美人愁眉不展,即引起我不欢。其中“酒阑时”乃此二句之规定情境。酒阑意味着人散,人散必将引起留恋、惜别的情怀,因而美人为此而敛起蛾眉,词人也因之受到感染,故而设身处地,巧语宽慰,几有同其悲欢慨。
《答客难》是东方朔晚年的作品。他从二十岁负才自荐 可以为天子大臣以来近四十年间,虽然 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时方外事胡、越,内兴制度,国家多事,自公孙弘以下至司马迁皆奉使方外,或为郡国守相至公卿 ,而对他,却一直与对枚皋、郭舍人一样, 诙啁而已 , 终不见用.因此内心幽愤难以平衡,遂作此篇,发泄牢骚,自慰表志。
作品开始即虚构出一位 客 以不解之辞问难东方朔: 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自以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其故何也· 愤懑不平之情已经沛然而出。继而再以 东方先生喟然长息,仰而应之 辩答,引出一大篇 发愤以表志,……渊岳其心,麟凤其采 (《文心雕龙·杂文》)的妙文。在这部分中,作者旁征博引,谈古论今,首先以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 的所谓 时异事异 ,表面上看似责怪 客不知权变而终惑于大道 ,颂扬当今之 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动犹运之掌,贤不肖何以异哉· 实际上则是在机巧地反话正说,极辛辣地讽刺汉武帝刚愎昏暗、贤愚不分,甚至还不如战国诸侯明白 得士者强,失士者亡 的用人之道。尤其是当他嘲弄了 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 的所谓盛世之后,顺势揭露封建帝王唯我独尊,凭个人好恶,对人才 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 ,致使才士 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 其感情的激越、笔锋的犀利、针砭的深刻,都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至于后面对自己的困境,表示要以 务修身 ,完善道德来求得解脱,自慰之中,又流溢出封建专制制度之下多数正直的知识分子内心的无奈与悲哀。
《答客难》在艺术上成就也是很突出的。它承继被称为宋玉的《对楚王问》,又有重要发展创新。就汉代赋体文学而言,它既不同于以司马相如《子虚赋》为代表的对统治者表示规谏的散体赋,也不同于正面抒发遭世不遇的骚体赋,而是以散文笔法通过反话正说、对比映照,在似是而非之中进行耐人寻味的发泄与嘲讽,名为 客难 己,实则为独出心裁地 难 皇帝。和贾谊《吊屈原赋》以来的骚体士不遇赋相比,前者沉郁悲慨,后者则辛辣尖刻,从而更加丰富了汉赋的艺术表现力,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于扬雄、班固、张衡、蔡邕, 迭相祖述 ;《解嘲》、《答宾戏》、《应间》、《释诲》,应运而出,蔚为大观。
《答客难》以主客问答形式,说生在汉武帝大一统时代,“贤不肖”没有什么区别,虽有才能也无从施展,“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揭露了统治者对人才随意抑扬,并为自己鸣不平。此文语言疏朗,议论酣畅,刘勰称其“托古慰志,疏而有辨”(《文心雕龙·杂文》)。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张衡的《应间》等,都是模仿它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