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昭君即王昭君，是汉元帝时宫女。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时，汉元帝将昭君嫁给了单于。昭君出嫁匈奴的故事引起后人的无限感慨，屡有歌咏其命运的诗歌。至沈约时，昭君出塞已经成了诗歌中的传统题材了，所以此诗就题材与表达的内容情感而言并无多少新鲜之处，但在剪裁与刻画技巧方面颇具匠心，仍显出与众不同之处。作者写昭君诗却不把注意力放在昭君出塞前后的一系列具体事件的叙述上，对于昭君出塞的缘由、过程以及出嫁匈奴后的生活和最终结局并不涉及，而是着重描写她离开汉宫前往匈奴途中的所见所感，从这样的角度写，更显得集中、精致。

　　诗从昭君辞别故国、北上与匈奴成亲写起。“披香殿”是汉代后宫殿名，“汾阴河”似指汾水，在今山西省境内。昭君北上时是否渡过汾水难以确知，作者此处用“汾阴河”与前句中的“披香殿”对举，意在暗示昭君已远离中原故土，进入北方边远之地，地域的转换表示行程渐远，风物已变，全诗描写的离愁别恨也从此引出。接着的四句，便转入对昭君痛苦情状的描绘。“于兹”二句说离宫北上，渡过汾水，离匈奴渐近了，不由得黯然魂逝，自此双眉紧锁，愁苦满怀。“沾妆”二句是对昭君忧伤容貌的描绘，沾在粉妆上的泪珠犹如浓重的露水，泪水环绕眼睑状似流波。大多数齐梁诗人有这么一种倾向，即描写刻画精致细腻，不厌其详，以此显示自己在这方面的才能。沈约这四句诗便是如此，然而这类精细的刻画有时也会因过于繁复而使诗歌显得板滞堆砌，缺乏生动流转之美，沈约这四句诗虽然工丽，但语义已略嫌重复，好在并未继续铺陈下去，故未使诗歌风格平弱、结构臃肿。

　　“日见”句起四句诗写了沿途的景象。随着行程日远，大漠中奔沙时起，随风飘转的蓬草也随之增多。塞外凛冽的寒风，不仅侵透了身上的绮罗，而且刺入肌骨。四句诗展现了大漠苍凉萧瑟的景象，奔沙、胡风的肆虐，使人倍觉长途跋涉的艰辛，飘转迁移的蓬草，更衬出昭君远离故土、飘零异域的无限哀怨。作者此处用“日见”、“稍觉”，将由汉入胡时沿途所见景物的渐变及其对人物心理的影响刻画得很委婉细致，奔沙、转蓬等也很好地烘托了气氛。

　　行行日已远，触目又皆是与故国迥异的景象，昭君更思念故国了。“衔涕”二句写她含泪南望，然而关山阻隔，故国杳渺，心中的哀怨之情更难以抑制，这里用一“试”字，颇为传神，既写出昭君频频回首引领眺望的神情，又显示了关山无极，南望非易，从而愁绪愈浓。“始作”二句写她试图用音乐排遣胸中的怨情，然而终于不能。据说汉武帝时，将公主嫁给乌孙王昆莫。“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送昭君时大约也如此，故沈约诗中有此二句。“阳春”、“苦寒”均为乐曲名，“阳春”原是楚国的古曲，此处泛指欢乐的曲子，“苦寒歌”即汉乐府《苦寒行》，这里泛指辞调哀苦的乐曲。“阳春曲”与“苦寒歌”相对，且分别用“始”、“终”二字，别有深意，实际上这两句还以乐曲为象征，总括了昭君初始入选宫中，最终事与愿违，未承恩宠而出嫁匈奴的悲剧性的一生，揭示了昭君命运的蹇踬。最后二句言南归无望，日后唯有每月十五日的夜晚，明月又圆之时，聊以望月来寄托思乡之情。这里的“暂”字用得也极讲究，思乡之情无以排遣，只得寄托于夜空中团圆的明月，这本已是无可奈何中仅存的一丝慰藉，然而这明月却并非夜夜都圆，则此情之最终不可排遣也就不难体会了。末二句委婉含蓄，富于思致，所谓“含不尽之意于言外”。

　　此诗除了剪裁上颇有特色，字句的锻炼也极工巧外，还有一个特点不容忽视，即讲究声律。沈约是永明体诗歌的代表，他主张在诗歌中运用声律法则，因此，此诗有半数诗句为律句，尤其是第三、四、五、六句，就每一联而言，已合于律诗的平仄要求了，只是联与联之间尚未考虑粘接。有意识地追求声律协调是齐梁诗坛上出现的新气象，沈约在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为后来唐代律诗的形成作出了贡献，此诗便是他声律理论在创作中运用得较为成功的一例，因此，欣赏此诗，不能不注意到这点。

　　诗的前两联即描写沧浪亭的静谧。首先诗人安排了“静”的背景，营造出“静”的意境：“独绕虚亭步石矼”。“独”“虚”二字表明诗人此时是独自一人在沧浪亭中散步。偌大的园林，四处静谧无声，或许有人会感到冷清孤寂，而诗人却专爱这“静中情味世无双”的空静淡雅的氛围。静谧中的心情和滋味独一无二，颔联就此进一步展开，加以具体详细的描写和说明。

　　“山蝉带响穿疏户，野蔓盘青入破窗”，前一句以动写静，后一句化静为动，更显出“沧浪亭”的幽静和诗人此刻平和自乐的情绪。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以动写静的名句当属六朝梁代王籍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入若耶溪》），鸣蝉的鼓噪声，飞鸟的清鸣声，才更反衬出林间山中的静寂、清幽。“静”的意境极难表现，欧阳修在《六一题跋》中论画道：“飞走迟速，意近之物易见，而闲和俨静，趣远之心难形”。意即画面容易表现实物的形状动感，难以表现人物的内心感受。而营造出澹泊闲静的意境则是难上加难。诗画同源，二者在艺术表现手去上颇有相通之处。因此，中国古代诗人多采用寂中有音、动中见静的手法，利用能引发人们特殊感受的声响和动态来反衬静境和静意。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寂静之幽深者，每以得声音衬托而得愈觉其深”（《管锥篇》）。这里的“山蝉带响”也正是利用蝉声来突出环境的清幽宁静，韵噪相映，反衬其静，给人以极为真实贴切的感受。此外前人诗中也常运用化静为动的表现手法，六朝宋代谢灵运“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的诗句，不仅将相对静止的白云、绿竹拟人化，同时赋予二者以动感，这种拟人手法和化静为动手法的的运用，更能雄现出平中见奇、似动实静的特色。此诗中“野蔓盘青入”便是将藤蔓这一静物动态化，写出了它在盘旋回绕中偷偷伸进破旧窗子的“动”的过程，这种“动”，更深化了沧浪亭中安静的气氛。胡仔评价苏舜钦说：“真能道幽独闲放之趣”（《苕溪渔隐丛话前集》），此联可做为典型的一例。

　　后两联引用两个典故，将它们与诗人的情况相对照，以此来表明诗人平静恬淡的心情。“二子逢时犹死饿”是写伯夷和叔齐的故事。一般认为，周朝开国初年可谓太平盛世，两人生而逢时却因不食周粟而死；“三闾遭逐便沉江”是写三闾大夫屈原的故事，他遭人构陷，放逐湖南湘江一带，而后自投汩罗江。诗人与屈原一样受人毁谤而遭贬，与伯夷、叔齐一样适逢政治革新的年代，但却无所作为。即使这样，诗人并未意志消沉投江而死，也并未“拒依周粟”忍饥而亡，而是每天尚能“饱食高眠”。因而诗人颇觉心满意足，欢欣庆幸。与历史人物的悲惨遭遇相比，诗人遭贬谪但仍能隐居沧浪亭算是十分幸运。所以他在沧浪亭的静谧环境中深切地感受到了离实远祸、自得其乐的生活情趣，“迹与豺狼远，心随鱼鸟闲”（《沧浪亭》），因而他觉得“静中情味世无双”。

　　诗人的心境当然不像沧浪亭的静景一样平静如水。苏舜钦以迁客身份退居苏州，内心愁怨交集，万分感慨。他本是“慷慨有大志”的志士，以“出手洗乾坤”（《夏热屋寝感咏》）为已任，结果却是“予年己壮志未行”（《对酒》），苍生有难未能济，只能隐居园林，聊以度日。对于他这种“致君事业堆胸臆”的人来说，“却伴溪童学钓鱼”（《西轩垂钓偶作》）的闲居生活极为压抑。“修竹慰愁颜”（《沧浪亭》），“愁与酒相攻”（《春日怀旧游》），“大叫欲发狂”（《舟中感怀》），这些退隐后的诗句都渲泄出诗人内心深处的忧愤之情。

　　本诗尾联中“唯恨澄醪不满缸”，以夸张的手法，表面是强调自己了无牵挂，心如止水的恬淡生活，而从反面映衬出诗人内心的怨懑、牢骚和不满。

　　这首词从不同角度描写所看到黄昏时的雨景：开篇点明时间，再写雨意浓密。然后间接写雨落在池中情状。最后写望中所希冀的景物。通过虚实结合写这一景物，把船山对在风雨飘摇中摇摇欲坠的永历王朝所寄予的希望表现得非常含蓄。

　　发端二句点明这场大雨降落于暮色黄昏归鸟还巢时分，从窗外看去：南枝下的小径被密雨和暮色交织而成的帘幕隔断，看不清归禽的身影，只隐约听见它们扑打翅膀和惊叫的声音。开首便用侧笔刻画雨的气势。“不管”以下四句，是词人由小径之畔杨柳荷塘的雨中景象，对雨之威力感发的一连串奇想：雨打杨柳，晶莹的雨点顺着柳枝柳叶迸落，犹如佳人柳眉下滚落的串串泪珠。此等伤心断肠之状，天公密雨，竟全然“不管”，兀自播弄杨柳荷叶，让她的串串珠泪洒落荷塘，点点滴滴，哽哽咽咽，碎声敲荷，荷声千顷。以杨柳荷叶的多情声状，反托大雨的无情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威势。“隔波”二句，再进一层：大雨倾落池塘，鱼儿隔波误以为投饵入水，纷纷跃水争食，出水方知受骗。聚生一角的浮萍，随着鱼儿的翻水跃波四处漂漾，仿佛一下长满清池。“赚”“杀”犹言死，极甚之辞。此四句继发端二句，以杨柳荷叶的多情声状和听凭播弄的无奈，鱼儿浮萍的随波逐流，层层叠进，反托大雨压倒一切的强悍威力，烘托黄昏密雨的阴郁喧嚣氛围。结尾“谁信”二句，于登峰造极之际，出人意料地宕开一笔：这种情势之下，没有人还会相信，雨云之上的碧空深处，夕阳其实还在天边燃烧照耀着。此句既是慨叹，也是词人的表白。正是因为无人相信，词人的这一洞见，才愈发显出其“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举世皆醉而我独醒”的高标卓识。见出他对自己所信仰、所追求、所厚爱者坚贞不移，不为压倒一切的俗流所动的品格。

　　此词“谁信”以前，全是蓄势，曲终奏雅，揭橥咏雨的主旨——借物言志，意在反托。听凭播弄，随波逐流的物象越普遍，越无奈，大雨的淫威气势越强大，词人不为云翳所蔽，巍然独立于世的信念便越崇高，越卓尔不凡。

　　文章指出：“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就是说：秦之所以亡，有十个失误，其中一个，到现在（即在路温舒当时）仍然存在，即过分重视、重用“治狱之吏”。这些人，“上下相殴(驱)，以刻为明”，“败法乱正，离亲塞道”。他们竞相追逐，滥施刑罚，以“治狱”越苛刻越好，量刑、判刑越重越好。结果，造成“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处死）之计，岁以万数”。

　　文章尖锐地揭露了封建法制运用“逼、供、信”的残忍手段，使人入罪。所谓“棰楚(以杖鞭扑)之下，何求而不可得”。靠刑讯来逼供，“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示)之”，被迫造假。“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名义上是利用假口供向犯人指出犯了什么罪，晓以利害，要他服罪，其实这中间无疑包含着“诱供”，以进一步陷人于罪。“上奏畏却，则锻练(炼)而周内(纳)之”，就是说：怕上级批不准，必须把上报材料和报告写好，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办法有二：一是进一步对“犯人”进行逼供、诱供，以便取得更多的“罪证”，使“成练者众”；一是组织材料班子、刀笔文吏对材料进行精心的加工，对报告进行周密的推敲，以便使“文致之罪明也”。如此，“虽咎繇(同皋陶，传说中舜时贤明的法官)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铁案如山，不可覆翻矣。

　　当时“治狱之吏”都“以刻为明”，是当时朝廷倡导的结果。朝廷利用权势，大搞思想箝制、舆论一律，使执法“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好一个“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千万人的人头就这样滚滚落地了。易卜生《人民公敌》剧中的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提出改造被污染的温泉浴场的建议，触犯了当地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被宣布为“人民公敌”。其实在异口同声地对他进行“围剿”的人中，并不乏同情之士，他们振臂“讨伐”，心里明白，悄悄地对斯多克芒医生表示歉意——迫于权势，“不敢不那么办”。“治狱之吏”，诱于“深者获公名”，鉴于“平者多后患”，故“皆欲人死”，也是“不敢不那么办”。林彪、“四人帮”统治期间，当权者上下相驱，以“左”为明。“左”之深者获公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于是重用、提拔有份；说公道话者多后患——轻则不信任，重则受株连。因此，自安之道，在于宁“左”毋右。于是乎上下竞相“左”，极“左”思潮风行矣。看来古今中外，历史的共性还是不少的，否则，两千年前的作品怎么会引起我们的共鸣呢？

　　矫治的办法，路温舒作为封建时代的廷尉史官，只能提出“除诽谤以招切言”，即让人讲话，国君要不计较臣民们的“谤言”，牢骚、骂娘的话都让说，才能“开天下之口”，招来至切之言。他继承了古代开明政治家反对“防民之口”(《召公谏厉王止谤》)的优良传统，主张“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可杀可不杀者不杀，可治罪可不治罪者不治罪。这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把希望寄托于国君的开明，则有其局限性。路温舒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官吏，我们不可苛求于他。今天，我们不能象路温舒那样寄托于个人，而必须从根本制度上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