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诗开头两句，诗人就以饱满的热情，颂扬橘树经得起严冬考验，绘制了一幅江南橘林的美丽图景，形成了一个优美的艺术境界。橘树是果树中的上品，又能经得起严冬风霜的熬煎，终年常绿，因此诗人以丹橘自喻是有深刻含意的。这是诗人借用橘树来比喻自己“受命不迁”、“横而不流”的人格。这里，诗人不仅写了橘树的外形，而在着意表现它坚强不屈的精神，达到了形神的有机结合。同时呈献在读者面前的，并非一棵橘树，而是一片橘林。诗人是在描写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群像”。这就使得诗的意境更为深远开阔，形象更为高大生动。

　　三、四两句，写橘树的特点。诗人告诉读者橘树的经冬翠绿，并非因为江南气候暖和，而是因为它有着耐寒的本性。在这里，诗人采用的是问答的形式，问得自然出奇，答得分外有味，把橘树本身的特性简明地概括出来。诗人通过“岁寒心”的双关语，一方面巧妙地指出橘树的耐寒本性，同时又用以比喻诗人的高尚美德。这是借橘树的本性写诗人的心灵之美，既是诗中主人公的自我画像，也是当时千万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品德的写照。从而使诗的主旨又深化了一层。

　　下面六句，是叙事，也是抒情。五、六两句是说：这些甜美的丹橘本可以送到远方呈献给尊贵的客人，无奈关山重叠，通道受阻。言下之意，他本可以将贤者推荐给朝廷，可惜道路被阻塞。这两句妙喻天成，不露痕迹。诗人借用眼前的景物，通过丰富的想象，表现了封建社会一个忠君爱国的知识分子，在遭贬的情况下，仍然不甘沉沦，依旧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可贵品质。七、八两句是诗人从感慨中得出的判断：命运的好坏，只是因为遭遇的不同；而这又如同周而复始的自然规律一样，其中的道理实在难以捉摸。这是诗人根据自身经历所发出的感叹。最后两句是紧承“运命”两句而来。诗人大声疾呼：不要只说种桃李，橘树难道不能供人乘凉吗？很清楚，诗人在为橘树鸣不平，也是在为贤者鸣不平。也就是说，贤者能人，不会不如李林甫之流。这两句是对朝廷听信谗言、邪正不辨、严厉斥责，也是全诗的主旨所在。由于诗人有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因此这两句议论写得十分亲切自然，深刻有力，大大增加了诗的内涵。这里运用暗喻来抨击时弊，能发人深思，给人以很大的启迪。

　　从结构上看，这首诗短短五十字，构思精巧，结构严密，抒情写意，回环起伏。开头以橘起，最后以橘结，前呼后应，且深化主题。尤其是最后出人意料的设问，震人心弦，增添了诗的艺术魅力.　张九龄诗歌语言生动、比喻贴切，毫无矫揉造作、雕琢晦涩之病。刘熙载在《艺概》中，称张九龄的诗歌“独能超出一格，为李、杜开先”。这一评价是非常恰当的。刘禹锡说九龄“自内职牧始安（今桂林），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户，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就是指这类《感遇诗》。

　　第一小节，作者先介绍了自己的二个别号“醉翁”“六一居士”。“醉翁”是庆历六年他被贬滁州时的自号。熙宁元年，欧阳修又在颖州修建房屋，准备退居，他“既老而衰且病，将退休于颐水之上，则又更号六一居士。”滁州有滁山，颖州有颖水，合起来就表示出作者晚年想摆脱世间烦扰、寄情山水的思想。

　　第二小节，作者采用主客问答形式，借客人的提问，先说明自己称六一居士的含义，即晚年在家中陪伴一老翁自己的是一万卷书，一干卷金石遗文，一张琴，一盘棋，一壶酒。从这个称号的含义，一方面可以休察出作者晚年只赖于这五种物品的孤寂无聊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作者想摆脱烦扰、凭此安度晚年的乐趣。但客人仍就作者多次更改称号提出疑问：“子欲逃名者乎？而屡易其号。此庄生所诮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将见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对这个道理。作者不是不知道，所以他说：“吾因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为此名，聊以志吾之乐尔。”由此引发，作者便开始抒写自己晚年陶醉于五种物品的乐趣，就是当此时，泰山在面前也看不见，炸雷劈破屋柱也不惊慌；即使在洞庭大原野奏起九韶仙乐，在涿鹿山前观看激烈战斗场面，也比不上这样快乐舒适。但是目前，作者还苦于不能在这些物品里面尽情亨乐。其原因，是“轩裳珪组劳吾形于外”二是“优患思虑劳吾心于内。”这样使得作者虽没生病而外貌已显得憔悴，虽还没太老而精神却已衰竭，没有什么空暇陶醉于这五种物品了。可见作者对官场生活已十分厌倦，因此急于退休过安闲的隐居生活。虽然作者目前还没能退休，但是他坚信，由于他向朝廷告老辞退已三年，朝廷总会能予批准，那时回到田园享受与五种物品交触之乐的愿望一定能实现；所以起下这个六一居士的名号来表达自己向往的乐趣。客人又问：“子知轩裳珪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于是作者接着分析，长期被官场拖累已经很觉劳苦了，而且还有很多优患缠身；为这五种物品吸引是精神上得到安逸，而且没有祸患。两者相比，当然是选择后者了。

　　从第二小节的主容问答之中，作者晚年消极隐退的思想显露了出来。欧阳修年青时意气风发、豪情满怀。他以天下为己任，立志改革时弊，是范仲淹“庆历新政”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文学上，他团结、提携一大批优秀文人，反对“西昆体”，倡导“古文”运动，被公认为文坛的领袖。但是，随着政治上的一次次受挫，一次次被放逐，他心恢意懒了。虽晚年被重新起用，官位也很高，但朝政的腐败，官场的尔虞我诈，加上志同道合的挚友的相继去世，使他再展宏图的幻想破灭了，思想开始消极、苦闷，甚至对王安石的变法也持了消极对立的态度。欧阳修从勇于改革到消极悲观，在政治生涯中可谓是虎头蛇尾、有始无终。这固然暴露了他思想上的弱点，但这也是当时社会和历史的局限。

　　在主客对话的基础上，作者最后又进一步总结了自己想退隐的三条理由。一是年青时出去做官，年老了退休，不一定非得等到七十岁，这是人生的规律。二是自己任职期间并没有值得称赞的成绩。三是自己壮年时就想退职（欧阳修中年以后的诗文就多有辞官归田的思想），现在年老体弱就不能再贪图过分的荣耀俸禄了。作者说，具备这三条理由，即使没有五种物品的吸引，也应该离职了。言外之意是更何况有与这五种物品共处的乐趣。三条理由表面上看正当、充分，但字里行间却流着作者对仕宦生活的厌倦。

　　这篇文章在传记文中是别具一格的。它没有具体叙述自己一生的主要经历，而是由自己晚年更名六一居士的由来说到自己的乐趣，又说到自己渴望退休的心情及对现实生活的厌倦。由于文章采用了汉赋的主客同答方式，所以很便于逐层推进地阐述这种思想和情趣，而且也使行文跌宕多姿、情感深切，本文的语言也是既平易晓杨又形象深刻。如作者写他陶醉于五种物品之时说“泰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虽响九奏于洞庭之野，阅大战于涿鹿之原，未足喻其乐且适也。”这比喻极为生动，它既喻为自然界的各种声响又喻为社会官场的糟杂事物。作者能置之而不顾，深刻说明他对五种物品的乐而不倦和专心致志。

　　《文赋》是中国最早系统地探讨文学创作问题的论著。全文以赋的形式写成。作者是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

　　陆机在《文赋》中用他的文学实践的亲身体会，生动地描述和分析了创作的心理特征和过程，表达了他的美学美育思想。主要包括：

　　（1）“情因物感，文以情生”。《文赋》认为，情感是文学创作冲动的来由和起点。在艺术想象过程中，许多心理活动交织在一起，情、理、物象，文辞纷至沓来，所要创造的艺术形象也愈加清晰鲜明。在这过程中，作者的情感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所谓“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

　　（2）“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文赋》充分肯定了艺术想象的作用，认为在构思阶段，则“收视反听，耽思傍讯，情骛八极，公游成仞”，“观古今于须臾，扶四海于一瞬”，“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表明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完全沉入艺术想象过程中。

　　（3）“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文赋》强调灵感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指出艺术创作成就的取得同“应感之会，通塞之纪。即灵感问题有密切关系。认为灵感具有“来不可遏，去不可止”，“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的特征。

　　（4）“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文赋》在艺术风格上，崇尚华丽之美，强调“丽辞”。这反映了六朝时期讲求形式美的新时尚。

　　（5）《文赋》将文体区分为十种，简明概述了各体的特征。可以说，《文赋》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整个艺术创作思维的规律。

　　《文赋》是我国古代研究文学创作特点的最早的一篇专论，在美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