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蜡光高悬照纱空,花房夜捣红守宫。”开篇便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场面。时间是秋夜,地点是宫中花房。歌咏的对象——宫娃,正在花房持杵夜捣红守宫。宫娃在宫中杂役甚多,然诗人只选择其“捣红守宫”,极富象征性将宫娃们不幸的处境披露出来了。守宫,宫娃们一生只能厮守宫中,过着幽禁森严的生活。她们的青春和生命如同蜡烛,在漫漫长夜中渐渐消逝,那滴滴蜡珠,仿佛是她们伤心的眼泪。
夜色越来越浓了,北斗七星已斜挂城头,四周一片寂静,只听得报时的漏板声间或传来。宫娃长夜不寐,顾影自怜,心底时时生出一片悲凉。
“寒入罘罳殿影昏,彩鸾帘额著霜痕。”寒气透进户网,殿影漫入浓雾中,依稀难辨,连绣着彩鸾的帘头上也沾满了清霜。此联虽为景语,却是情语。这里诗人着意描出“寒”、“霜”二字,以景衬情,道出宫娃身心俱寒,伤神刺骨的痛苦感受。
如果说诗的前六句以浓墨渲染出秋夜的浓重和寒冷,以此暗寓宫娃凄苦的处境和悲凉的心境,那么,诗的后六句则径直揭示出宫娃深宫生活的幽闭、压抑与孤独,昭示出她们向往自由的强烈的生的企盼。
“啼蛄吊月”是一个境界:漫漫秋夜,月下蝼蛄嘶鸣,嘘唏如泣,幽咽如吊,使人不忍卒听。诗人巧借自然界中的昆虫做比,进一步隐喻、铺陈宫娃之孤独与悲苦。
“屈膝铜铺锁阿甄”,又是一个境界:深宫大院,壁垒森严。有形无形的铰链铜锁隔绝了宫娃与外面世界的联系。“锁”,这里是禁锢宫娃自由与生命的象征。后宫成为宫娃们生活的一所牢狱。“阿甄”,这里诗人是借甄氏喻失意幽旷的宫娃。的确,在森森后宫,宫娃们的荣辱富贵,全系于君王一时之恩遇与喜怒。有幸运者,如白居易《长恨歌》“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而暂时得意的杨玉环;有失意者,如司马相如《长门赋》中“魂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居”,被汉武帝遗弃的陈阿娇;有遗憾者,如王安石《明妃曲》里“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而被迫远嫁匈奴的王昭君;亦有终生不得幸遇者,如杜牧《阿房宫赋》:“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见者,三十六年”的众多宫女。然而宫娃们的命运,大都像白居易笔下“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的“上阳白发人”。她们年青貌美时选入宫中,从此与亲人再不得相见。耿耿残灯,萧萧暗雨,陪伴她们度过多少岁岁月月,直至满头白发。既便宫娃中幸运者,如曹雪芹笔下的贾元春,荣至贵妃,然而在省亲时也忍不住向自己的亲人倾出腹中的辛酸,称宫中是“不得见人的去处”。万恶的封建制度,不知葬送掉多少妇女的青春和幸福,临此绝境,她们不能不从内心深处发出生的呐喊。
“梦入家门上沙渚,天河落处长洲路。”宫娃们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家乡,思念着自己的亲人。可是,这只是她们的痴想。家乡的路途是那样遥远,仿佛是在“天河落处”,而宫中的制度又是那样森严,谁也不敢迈出宫门一步。也许,只有在梦中,她们才能返回家门,享受与骨肉团聚的短暂欢乐。诗句至此,写得最为动情。人非游雁,都有家园;人非草木,都有亲情。深墙大院,铜铺金锁,可以锁住她们的身子,可是锁不住她们对亲人的思念、对自由的企盼。
“愿君光明如太阳,放妾骑鱼撇波去。”宫娃终于压抑不住内心骚动的激情,勇敢地喊出久已埋在心底的愿望:离开宫中,回到自己的世界里去。宫娃的要求是正当的,口气亦极为谦卑,但她们“请去”的意志却是十分坚强的。“骑鱼撇波”句,淋漓尽致地描摹出宫娃欲从宫中脱身的急切心情。然而,这显然又是宫娃的一片痴想。封建帝王视宫娃为宫中玩物,不会管她们幸福与否。盼望光明如太阳的君王出现,无异于西望日出,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后只能是一种“无望的期望”。诗人写出这样一种情状,尤其震撼人心。
在艺术表现方法上,这首诗亦颇有可称道之处。比兴的运用,情与景的交融,且不必论,单是构思之巧妙,便足以称奇了。诗人为表现宫娃这一形象,妙造出“三境”:环境、梦境与心境。秋夜漫漫,帘额著霜,啼蛄吊月,铜铺锁宫,描绘的是宫娃凄冷、幽闭的生活环境。“梦入家门”,“天河落处”,描绘的是宫娃幽远、缥缈的梦境。而大梦初醒,幻影依稀,恍中情不自禁地直道出“放妾骑鱼撇波去”的热切渴望,则将宫娃强烈思归,不甘寂灭的心境和盘托出了。当然,环境、梦境与心境是互相映衬、互为因果的,它们共同构成诗的意境。随着画面的拓展,感情的渲泄,这意境也就愈转愈深,愈转愈明。特别是诗的结句,豁然开朗,仿佛于重重阴霾中透露出一抹亮色,读者至此,那沉重而挹郁之气方稍许得到些释放。赞其章法,这可称之为“跌宕生姿”。
首句开门见山,写出了所要记叙的事情,强烈的感情色彩也在无需意像的渲染的情况下,立刻展现在读者面前。四句话形式上两两相同,但情感上却是层层深入的,第一句提到了人的思念和远,都是平平的概述,点到为止,并没有提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何的思念她。第二句则重点写到了思念,写到思念的程度,也并没有深写。行文至此,全诗的中心已经点明框架,已经明晰,但还只是一幅,如果用画画作比的话,构图,或者说是工笔前的白描图,线条简洁而有力。第三句对第一句进行了扩充和延伸,乡远远的程度,对故乡,更准确的说是对故乡的生活,故乡的人的思念之深。第四句是对第二句进行了扩充和延伸。
一、三句是写实,故乡、人都是客观存在的。二、四句是写虚,回忆中的事和肝肠绞痛的感觉是诗人主观的感情。一实,一虚,把气氛渲染开来,行文至此,白描已经被染,出现了淡淡的色彩,阴阳、冷暖色初步分明。诗人付与“人”一个“隔”,付与“事”一个“结”字。“隔”、“结”都是冰凉凉的字眼,给人一种一对火热的恋人被活生生分扯开来的感觉。诗人用两个冰冷的字形象地写出了自己火热的情感,而火热又败于冰冷,这时引出自己肝肠绞痛的感觉显得自然,又打动了读者。在这里,诗人又用了一个打动人的动词“瞻望”。乡远,瞻望却不可相望见,可是还要望,纵是眼望不见那心也早已回到了那故乡的恋人身畔。
前四句是对一个长时间一直以来状态的写,从“况此”一句开始,诗人就开始描绘一个夜雨的场景了。作者在描写夜雨场景的时候,却是惜字如金。他只用了两句话二十个字。这两句话不写思,不写念,不写人,不写事,只是用简洁的言语描绘了许多意像,灯、堂、天、风雨。
一个况字说明这四句所描写的这些是在前四句的前提上进一步增加的。所以,在情感上也是在前四句的思念上增加的。一个“况”字就替代了千言万语的心理描写。“夜”是时间,在“夜”之前诗人用了一个名词作形容词来形容“夜”,“残灯”。灯从晚上点,点到残,一定已是深夜。诗人夜不能寐,久久的思念着心中的恋人。残灯昏暗的光下,长长的灯芯使光闪烁着,诗人在这情景万分伤心,没有言自然显得寂静,寂静使屋子显得“空”,显得寂寥。“空”不一定是真的缺少家具,而是因为缺少“人”。夜雨同话五更的人“空堂”不一定是堂“空”也写出诗人心中的怅然若失。
“秋天”“未晓”“风雨”更是融情于景。“苍苍”二字既是对风雨的描写,又是诗人此时的心境。这两句,不着一字思念,而又字字句句把诗人的思念之情着色,分染过的白描已经基本上上好了颜色。
最后一句话,可谓画龙点睛之笔,使用直抒胸意的写法,将全诗推向高潮。想忘,又不能忘,想忘,又不敢忘。诗人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就在这无果的结局中谢幕,无数的思念,向何处倾诉。
整首诗贯穿着白居易的大、简、妙风格,虽是写爱情,写思念,但不像多数爱情诗一样婉约,它大气、又不失细腻,这不是刻意为之,而是一种情感之至,一种浑然天成。这首诗不是唐代所流行的工整的今体诗,它共有七句话,前四句大量的重复用字,也并不合乎诗歌的习惯。意像的描写被放在了叙事之后,全诗没有比喻、没有用典,也没有大量的兴、比之作,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格律的羁绊,用最直白的语言,抒发了最真挚的情感。
这是一首小官吏诉说自己愁苦的诗。从诗的语言看,并没有“忠臣不得其志”或“安于贫仕”莫意,旧说未免令人感到迂曲,今人的“怨诉”说则解释较为圆满。诗中的小官吏公事繁重苛细,虽辛勤应付,但生活依然清贫。上司非但不体谅他的艰辛,反而一味给他分派任务,使他不堪重负。辛辛苦苦而位卑禄薄,使他牢骚满腹,家人的责备更使他难堪,他深感仕路崎岖,人情浇薄,所以长吁短叹,痛苦难禁,悲愤莫余,只好归莫于天,安莫若命。
此诗经北门开篇,自古以来,北通“背”,朱熹解读第一章开篇为“比”,就预先注明诗的主人公正面临着背时的命运。其实,从府衙北门而出,当然是背对光明而来的,自然是形象暗淡无光,精神萎靡不振。他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低着头走回家。因为无职无权,当然就要受穷了,想体面也体面不起来,其内心莫黯然神伤,可想而知。但别人却不知道他的这份艰难,这个别人不只包括他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上司,还包括靠他糊那点薪俸养活的家人。他也自知没有本事,但又无能为力,只剩下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份了。这个小官吏,甘于清贫,内外交困,穿着寒酸,愧对家人,但又如此任劳任怨,忠于王事,勤于政事,真是具有敬业精神的忠谨莫士。
这首诗的主人公虽然是一名官吏,但全诗并非无病呻吟,的确体现了《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诗中连用“我”字而蕴含的感情色彩。全诗纯用赋法,不假比兴,然而每章末尾“已焉哉,天实为莫,谓莫何哉”三句重复使用,大大增强了语气,深有一唱三叹莫效,牛运震《诗志》认为这些句段与《古诗十九首》中“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等一样,“皆极悲愤语,勿认作安命旷达”,这是很有见地的。
第一首开头两句:“定知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月寒。”首句点明中秋。“月到中秋分外明。”这一年中秋,适逢晴朗,所以作者预知月亮会很圆,心情也倍加欣喜。次句写晴秋的夜晚,风里带有霜气,虽在仲秋,因地近钱塘江入海之口,已有九月的寒意。作者设想在月夜看潮,海滨一定是比较清冷的,而景象一定也更加奇妙。三四两句:“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作者此时住在郡斋,所以招呼管门的小吏说:“这重门休得上锁,我将要在月夜看潮呢!”白居易有忆杭州词:“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着潮头。”(《忆江南》)苏轼和白居易不同,他要亲临海塘看取潮势,并在中秋月夜看潮,这兴致比白居易的“郡亭枕上看潮头”显得更高了。这一首只是作出看潮的打算,是一组诗的开头。
第二首前两句:“万人鼓噪慑吴侬,犹似浮江老阿童。”连用两个比喻,描绘潮来的威势。先写所闻,次写所见。怒潮掀天揭地呼啸而来,潮头奔涌,声响洪大,有如万人鼓噪,使弄潮和观潮的“吴侬”,无不为之震慑。这第一句中,暗用了春秋时代吴越战争中的一个故事。前478年(鲁哀公十七年),越国军队在深夜中进攻吴军的中军,就在战鼓声中,万军呼喊前进,使吴军主力于震惊之余,一败涂地。作者借用这一战役越军迅猛攻坚的声威,来比喻奔啸的潮头,非常形象。在第二句中,作者又用另一个威势壮猛的比喻,说是怒潮之来,有如当年王阿童统率长江上游的水军,浮江东下,楼船千里,一举攻下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阿童是西晋名将王浚的小名,刘禹锡《西塞山怀古》曾描述他当日的军威:“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这两个借喻,都从海潮的气势着笔,是实景虚写,借以开拓人们的想象力。第三四句:“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浑在浪花中。”是实景实写。前两句写潮势之大,这两句写潮头之高。“欲识”句故作设问,以引出“越山”句的回答。这潮头很高,越山竟好似浮在浪花中间了。越山近指吴山和凤凰山,远指龛山和赭山,龛山、赭山在萧山境内对峙,形成海门。在诗人看来,海门在苍茫浩瀚的潮水中,潮头似卷越山而去,白浪滔天,怒潮如箭,诗的境界,也如同图画一样展现在人的眼前了。
第三首,抒写看潮后兴起的感慨。作者乘兴观潮,原本是为纵览海潮的壮观而来,此刻却顿起身世之感。他感叹自己由京城调任在外,身世悠悠,浑无定所,和江边的潮水一样,潮去潮来起落不定。所以起句说“江边身世两悠悠”,以示悠然长往,不知何时能有归宿。而年华易逝,白发易生,他只怕长此以往,也像沧海波涛那样,不时掀起白头雪浪,自己也要成为“白头浪里白头人”了。第二句,“久与沧波共白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感想。后两句:“造物亦知人易老,故教江水向西流。”作者看到海潮上溯,竟能逼使江水随潮西流。江水本不能西流,但因不能与潮势相敌,于是出现西流的情景。作者设想,这可能是造物者体会到人有易老的心情,遂教江水也有西流之日,以示人生未必无再少之时,将来返回朝廷仍然有望。从历史背景来看,作者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慨,是因为对当时王安石推行新政持有不同的意见。
第四首,是作者以地方官的身份,因看潮而抒发的议论。这首诗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怜借弄潮人的重利轻生,一是讽喻当时朝廷兴建水利多不切实际,害多利少,难有成效。前两句说:“吴儿生长狎涛渊,重利轻生不自怜。”因为弄潮的人,贪得官中利物,他们冒险踏波,常有被溺死的危险。但吴越儿郎,多习于水,狎玩浪潮,不知警戒。虽然当时也曾有旨禁止弄潮,但终不能遏止。作者时为杭州通判,对吴越人的重利轻生,产生怜悯的心情。后两句诗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作者揭露了当时官府里的一种矛盾,即一方面是明令禁止弄潮,一方面主上又好兴水利,好大喜功,不衡量利害得失。导致弄潮者又被吸引到这种水利工程中来,所以朝旨禁断,绝无成效。这两句诗的意思是:“东海的海神,倘若知道当代君王的意旨,应该让海边盐卤之地,一齐变成肥腴的桑田,那么弄潮人就可以不必再行弄潮,而兴办海滨水利之事,也就可以大显成效了。”诗句中带有讽刺的意昧,因为斥卤变为桑田,一般说来,只是神话,是属于不可能成功的事。既然断难有成,而又兴办不止,则弄潮人的灾难,也就难以摆脱。在这组诗中,只有这两句含有讥讽。但后来的“乌台诗案”,却把全诗都系于其内,指控他为谤讪朝廷,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更联系苏轼居官时的其他诗作,大肆诬陷,想把作者置于死地,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诗狱,并累及作者的许多友人。通过此诗,可以了解宋代党祸冤酷的一个侧面。
在第五首中,作者再次抒发观潮所得的感想,这首是组诗的最后一章,诗人纯从想象落笔。前两句:“江神河伯两醯鸡,海若东来气似霓。”是由观潮想到《庄子·秋水》所写河伯“望洋兴叹”这个故事。“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不见涯涘。”河伯自以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等到他东行至海,着到汪洋浩瀚的大海涛澜,这才向海神表示自己的渺小。江神倘若东临大海,也会有同样的感受。长江大河也都有潮头。诗人表示如以江河的潮水,和这样雄伟的海潮威势相比,那么江神河伯就像小小醯鸡(即蛾蚋),是微不足道的。海若从东方驾潮而来,潮水喷吐,就像虹霓一样,映着中秋的月色,这怒潮就更为壮观。诗人这种来自看潮以后的观感,虽然是以神奇想象的笔思写出来的,但也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后两句:“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诗人感到如此威势巨大的潮水,要把它压低下来,使之为人民造福,是非常不易的。诗中说,倘若能得到当年夫差穿着水犀之甲的猛士,用上钱武肃王(钱镠)射潮的三千强弩,把它射服就范,兴许是个好事。
“安得”两字,表明诗人的愿望,也是诗人的想象。这两句把两个历史故事,巧妙地联系在一起,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水犀手”的故事,出自《国语·越语》:“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因而战胜了越国,成为一时的霸主。射潮的故事,出自孙光宪《北梦琐言》的记载:吴越王钱镠,在建筑捍海塘的时候,为汹涌的怒潮所阻,版筑无成。后来钱王下令,造了三千劲箭,在叠雪楼命水犀军驾五百强弩,猛射潮头,迫使潮水趋向西陵而去,终于建成了海塘。这故事虽近神话,但说明了“人定胜天”的道理。诗人把夫差水犀军和钱王射潮两件事融为一体,虽然引用上稍有出入,但设想是颇为神奇的。诗人为官杭州,也曾在西湖中建成苏堤,拦阻湖西群山涧壑注入西湖之水,或使停蓄、或使宣泄,使之造福杭州民众。这说明诗人也重视兴修水利,只不过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好大喜功、害多利少罢了。
这组看潮绝句,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有意到笔随之妙。在运笔方面,有实写,有虚写;有感慨,有议论;有想象,有愿望。淋漓恣肆,不落常轨,体现出苏轼诗在风格上英爽豪迈的特色。